汉高祖·刘邦《大风歌》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19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赏析]

这首歌最早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其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这里说的“十二年”,即刘邦入关、立为汉王以后的第十二年,打败项羽,即皇帝位之后的第七年,公元前一九五年。这时候,他击败了淮南王黥布的叛军,命别将追杀,自己则便道回乡,召父老兄弟欢聚。酒酣之时,一面击筑 (一种弦乐器) 伴奏,一面唱出了这首歌,又挑选出一百二十个青年人合唱。他情感激动,“乃起舞,慷慨伤怀……”。这一切,对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从而领会这首歌的内涵,是很有帮助的。

这首歌,后人的评价很高。例如朱熹在 《楚辞后语》里便说: “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然而具体解释起来,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萧统把这首歌编入 《文选·杂歌》,李善注云: “风起云飞,以喻群凶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四海,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而李周翰的注却与李善注恰恰相反。他说: “风喻己,云喻乱也。己平乱还故乡,故思与贤才共守之。” 日本渡边昭氏所藏 《文选集注》引陆善经的解释既与李善不同,又与李周翰有异:

风起,喻初越 ( “越”,是 “起”字之误)事时; 云飞扬,喻从臣; 守四方,思镇安之也。

可以看出,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第一句。李善认为 “大风起兮”比喻秦末群凶并起,“云飞扬”比喻因群凶并起而引起的天下大乱。总之,这里面不包括刘邦本人,而是刘邦加 “威”的对象。李周翰则认为: “大风起兮”的 “风”是刘邦自喻,“云飞扬” 的 “云”指天下大乱。陆善经对 “风”的理解与李周翰一致,认为 “大风起兮”是比喻刘邦初起事; 对 “云飞扬”的理解,则与李善、李周翰都不同,认为那也指刘邦方面,是比喻 “从臣”的。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 《汉高祖的 〈大风歌〉》 (见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里引了我国古书中关于 “大风”的几个例句,说明 “大风”是贬义词,刘邦不可能用来比喻自己;又说 “ ‘云’是一个容易与 ‘乱’联系起来的意象”,刘邦当然也不愿意用来比“从臣”。因此,他断言“李周翰及陆善经之说最为拙劣”。他以李善的解释为基础而加以发挥,认为第一句所表现的是 “天意的无常”、“天意的支配”。“可怕地降临的暴风是不可知不可抗的天意无常的产物”。因此,他认为 “这是一首感慨于环境突然变得幸福了的歌,所以反过来也就会忧虑幸福的丧失”。

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则认为第一句所写的大风骤起、浮云蔽空的形象已经暗示了刘邦的不安,而在那行踪不定的浮云里,又寄托了对自己或儿子将来命运的忧虑。因而他认为这首歌是 “感伤文学的起源。”

我们细读这首歌,总会感到把第一句作李善、吉川、小川那样的解释,实在不很妥贴,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样的解释,就与第二句缺乏顺理成章的联系。而在事实上,它们的联系却十分紧密。第二句“威加海内”紧承第一句而来,而第一句的“大风起”正是渲染一种足以扫荡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周翰和陆善经对于 “大风起” 的解释就不算错。既以 “大风起” 比喻自己起事后的威力、威势,则李周翰把“云”解释为被扫荡的对象,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只在于把“飞扬”解释为“散亡”,缺乏训诂学上的根据。而陆善经的解释,却是有训诂学上的根据的。

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风”是贬义词的用例,只注意到“云”可与“乱”联系,而没有考虑其它。《易·乾》以“云从龙,风从虎”说明同类相感,后世因而常以 “风云” 比喻遭际遇合。《后汉书·耿纯传》: “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常衮《授李抱玉开府制》: “风云所感,挺此人杰,文武相济,弼于朕躬。”《大风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兴手法描绘渲染了刘邦及其“从臣”乘时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气势,因而第二句继之以 “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兼用比兴手法,既渲染气势,又具有明显的比拟象征作用。至于 “风”与 “云”各比拟象征什么,原不必细加区分。如果硬要区分的话,那么 “云飞扬”从属于“大风起”,“风”是主,“云”是从。所以李周翰认为“风喻已”,陆善经认为 “云喻从臣”,都是说得通的。

从章法上看,第一句 “大风起兮云飞扬”乃是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积气势、渲染气氛。它所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所向无敌的“威”势、“威”力吗?而这种风起云扬的威势、威力既然比拟、象征着君臣遇合,乘时崛起,那么这种“威”势、“威”力之所以能够加于海内,当然包含着 “从臣”的功劳。刘邦在唱出这首歌的一、二两句时是估计到这一点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从臣”都健在,都忠于他,岂不是用不着发愁没有猛士守四方吗? 可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帮他打天下的功臣诸如韩信、彭越等人都已经被他诛杀了;在破项羽于垓下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黥布,因韩、彭被诛而惧祸及己,举兵反叛;刘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后疮口恶化致死),他是带着严重疮伤回到故乡的; 这时候,他已经六十二岁,太子 (后来的惠帝)懦弱无能,黥布之叛尚未彻底平定,而从吕后所说的 “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来看,想反叛的还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首起势雄壮的 《大风歌》为什么却以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收尾,就不难理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沈德潜 《古诗源》评此歌云:

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

刘邦对诛杀功臣是否真有“悔心”,这很难说;但沈德潜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乃是刘邦所意识、所焦虑的。以 “从臣”如 “云”而 “威加海内”的刘邦最终以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叹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对诛杀功臣有无 “悔心”,终归是可悲的。当然,有 “悔心”要好得多; 如果像吕后那样刘邦一死便担心诸将谋反而密谋全部族灭,认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郦将军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尽诛诸将,则 “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幸而这番议论受到重视而采取了 “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 “不安”。

刘邦当然是个天命论者,但他唱 《大风歌》时感到的 “不安”却直接来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直接来自对于“天意无常”的认识。要不然,他就用不着思得猛士以改变现实,从而违反 “天意”了。

《文中子·周公篇》云: “《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犹存。”宋阮逸解释道: “ ‘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战备,心在杂霸也。”钟惺在 《古诗归》 中评此歌,却针锋相对地说: “妙在杂霸习气一毫不讳,便是真帝王、真英雄。”很显然,王通和钟惺只在对于“杂霸”的评价上有分歧; 而从 “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观点出发,认为《大风歌》“安不忘危”、“不忘武备”,则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在前面所分析,《大风歌》表现了刘邦的“不安”;“安不忘危”云云,其实不曾搔着痒处。吉川幸次郎看出了“这首歌里有不安”,却不从现实方面、人事方面探究产生 “不安”心理的主要根源,而把这种“不安”完全归因于 “认识到自己的成功是由于天意的无常,也就会担心,无常的天意会向其它方向转移”,也未必是十分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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