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多出大师，多出经典》

多出大师，多出经典

文化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

前几年，有一种声音颇为流行，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叫“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呢？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礼仪之邦，我们一直以此为自豪。现在，文化却要在国人的心目中失去它应有的高贵与优雅，降格为经济的附庸。凭着一位作家的经验和历史学者的判断，我知道这口号源自经济至上的功利诉求，它表现的是社会的浮躁而不应是时代的进步。经济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国力的强盛，把它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但把它放在“惟我独尊”的地位，却是一种非理性的结果。从“吾皇万岁”到“GDP万岁”，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没有完整地表达社会的需求。

今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上海文广集团决定制作一部九集的大型政论专题片，题目叫“我们的选择”，我应邀担任总撰稿。几乎从一开始，我与摄制组其他主创人员就定下这样的主题：改革开放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所有的坎坷我们一起走过，所有的风雨我们一起经历。在该片主题歌《选择》中，我们作了这样的表达：不要问春秋有多长，不要问关山有多远。走过了往昔走到了今天，我们的选择永远不会改变……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的经济发动机，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创造了太多太多的经济神话。但是，在该片的第九集，也是最后一集，我们着重表述的不是它经济的辉煌，而是它文化上的追求，这一集的片名就叫《文化自觉》。

以改革开放的思维，处理与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崭新的方法论与实践论。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和谐社会”的建立；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领导改革的能力不断提高。佛家有一句话，叫“真佛只说家常话”。从上面这些家常话中，我们看到了理性的光芒。在最平实的语言中感受最深邃的思想，这是智慧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

我又说到文化问题上了，事实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只是改革途中出现的一个插曲。很快，国人便发现，牺牲或者冷落文化并不能让社会健康而和谐地发展。没有文化的参与，改革也不会有正确的方向。于是，文化被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再度受到重视，建设文化强省，也成为许多省份追求的目标。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

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湖北在历史中一直就是文化强省。曾有一位先贤说过：衡量一个大学的地位，不是看它有多少大楼，而是有多少大师。这标准同样适合文化强省。历史中的湖北，的确是大师辈出的地方。单说文学艺术方面，从二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大师级的人物诞生。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杂技、书法与绘画诸多方面，都是某一个时代引领风骚的人物。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将楚文化定位，它的核心不是政治文化，而是艺术文化。在江汉平原上出土的众多的青铜器、丝绸、漆器都证明了这一点。神思巧运激情四溢，令人散魂而荡目，流连而感叹。我特别欣赏荆州博物馆中陈列的那两件漆器：虎座鸟架鼓与鹿角立鹤。那灿烂的色彩与大胆的变形，让我们感受到了远古的艺术家无拘无束的艺术创造能力。二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面对这两件二千多年前的美轮美奂的艺术珍品时，我立刻明白到，为什么屈原的《离骚》如此地想象飞腾，原来是楚国这片大地上弥漫着的一股昂扬瑰丽的艺术力量，将他的想象力推向了巅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湖北是一方文化的沃土。许多文学艺术的大师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孟浩然的诗歌、米芾的书法、公安三袁的散文、曹禺的戏剧，等等，都曾开风气之先，他们的作品如同虎座鸟架鼓，不但代表一个时代，同时也灿烂了一个时代。

一片能够诞生大师的土地，必定也能容纳大师。王粲旅居荆州，写下了令人徘徊凄恻的《登楼赋》；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在这里写下多少荡气回肠的诗篇；苏东坡客居黄州，留下前、后赤壁赋，至今依然是独步天下的不朽文章；明代嘉靖年间的吴承恩，在李时珍的故乡蕲春，在蕲王府记室的任上，写下了他的伟大作品《西游记》；上世纪六十年代，姚雪垠在当阳玉泉寺的僧舍中，写下历史巨著《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一九七七年，徐迟在东湖之畔，写出中国报告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

两千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或者居住过的大师，都以自己的作品丰富、肥沃着这片土地。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人生的经历也不同，但他们献身给艺术、追求卓越的品质却是惊人的一致。

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延伸开来，也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为形成的原因不同，繁衍的脉系不同，文化便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文化适合于政治家的成长，有的文化适宜于企业家的培育。湖北的文化，应该是诞生文学艺术大师的摇篮。

不拘一格用人才

我个人认为，湖北若要强化和巩固文化强省的地位，首先应培植一批文学艺术大师。

当然，大师级的人物，不是想培养就培养得出来的。伯乐与千里马，一样都不能缺。陈寅恪与钱钟书，可谓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学术界也都给予充分的赞赏。但是，他们的老师几乎用同样的口吻评价：“这个人非常聪明，只是书读得少了。”说这话的时候，两人已名满天下。若以他们的读书量来衡量，今天可能一个大师都没有。

比之往昔，今天的作家、艺术家的学养都有所欠缺。一四〇二年，当燕王朱棣率兵从北京出发攻打南京时，他的首席谋士，大和尚姚广孝说：“殿下，你打下南京，有一个人你千万不能杀他。”朱棣问是谁，姚广孝说：“方孝儒。”朱棣问为什么不能杀？姚广孝说：“这个人是当今朝代的读书种子，你若杀了他，天下就没有读书种子了。”朱棣没有听从姚广孝的劝告，最终不但杀了方孝儒，而且还诛杀了他所有的亲属和学生。朱棣犯下的错误，导致明代文运萎缩了一百多年。虽然，成为永乐皇帝的朱棣组织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编纂了历史上最大的图书集成《永乐大典》，但这已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明代文化的倾颓之势。因为，读书种子的消亡，预示着这个帝国的想象力的毁灭。

没有想象力，便没有国家的昌盛；没有想象力，更没有作家、艺术家。想象力虽然由一个人的天赋决定，但也和一个人的学养、阅历有关。很难想象，一个读书太少、经历贫乏的作家，能够写出传诸后世的经典名著。

所以说，大师级的人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今，我们的领导都承担着伯乐的角色，他要找出文艺的千里马，加以培养和造化，这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盛德。我们既要提防“叶公好龙”的心态，又要注意不可“拔苗助长”。大师虽然可遇而不可求，但求而不遇或遇而不求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在荆楚大地，伯乐相马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刘备在襄阳的隆中发现了诸葛亮；禅宗五祖弘忍在黄梅东山发现了六祖慧能；一五四〇年，时任湖北巡抚的顾东桥发现了十六岁的少年才俊张居正。这都是识人才于未萌，奖掖后进的历史美谈。由此可见，湖北不缺千里马，湖北也不缺伯乐。

清代诗人龚自珍目睹晚清政局飘摇，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缺乏治理国家的人才。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显然没有张居正高明。张居正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他又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作非常之事。”既然是非常之人，若没有特别的胸怀便很难容纳。从历史的经验看，问题的关键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应该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如果用时下流行的统一标准去选拔人才，就是定于一格。这样，一些“非常之人”便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运用。

文艺家是文艺繁荣的主体

三年前，一位地方上的行政领导调任某文艺团体担任党组书记，他问我应该采取何种工作方法，我说了七个字：“文人宜散不宜聚。”文人的生活习性与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存在方式。若让他们聚在一起，便会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混乱。“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这是一个特定群体的难以更改的行为。我们无法改变它，但我们可以疏导。因此，文艺界的领导，要想繁荣文艺，不仅要关注面，更要抓住点。面指的是整个文艺界的方向、政策、机遇与挑战；点指的是文艺家个人。文艺家个性鲜明，千差万别。与某一个艺术家的相处方式，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文艺家。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要特别有耐心，特别有智慧。文艺家是文艺繁荣的主体。只有激发了文艺家们的创作热情，文艺繁荣的局面才有可能出现。

对文艺家，理解是前提，但引导也必不可少。我们重新仰望那些文学大师、艺术大师，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所从事的职业怀有宗教般的虔诚。以致有西方哲人说：艺术就是一门宗教。反观现在，一些文艺家缺少这种宗教情感，对自己所处的民族与时代，缺少忧患、缺少担当。因此也缺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

引导文艺家走向真正的“德艺双馨”的境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诚非易事。但凡有困难的地方，也一定是领导施展才华与能力的地方。因为“有教无类”，孔子才成为了伟大的教育家。若能在文艺界施行“有导无类”，方体现出领导的智慧。

文艺界第二个需要引导的是：要理直气壮地鼓励文艺家们创作“主旋律”作品。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主旋律”作品。

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科学发展观的调研会上，我曾就“主旋律”作品作了一次发言。我的定义是：凡是弘扬了民族精神的，描绘了时代特质的，体现了国家意志的，表达了人民愿望的又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就是主旋律。如果将主旋律作品当成好人好事的表扬稿，这实际上是对主旋律作品的极度贬低。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大量作品，都应该属于主旋律的范畴。主旋律的作品，除了内容之外，其形式也应该是健康明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尤其重要。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与其相应的文艺作品，也必然是积极向上的。我们说盛唐气象，便可从李白的诗歌、公孙大娘的浑脱舞、张旭的草书、吴道子的绘画中找到它剑气横溢的雄健气魄。反观北宋末年，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派文学不再受到世人推崇，而李清照的婉约却成了文学的主流。这种靡靡之音成了朝野共同欣赏的风俗，国民在娱乐化社会中醉生梦死。不到二十年，提倡婉约的宋徽宗便成了大金王朝的俘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英雄气概，它的国民不再欣赏英雄主义的作品，那么国家的危机便已滋生。

有鉴于此，希望我们的领导一定要关注文艺气象。我们需要繁荣，但我们更需要积极向上的主旋律。我敢断定，能写出主旋律作品的人，一定是大师级的艺术家。只有更多的大师出现，只有这些大师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尊重，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文艺的劣质化倾向，也从而在根本上防止了娱乐化社会对国家的侵害。

2008年11月22日于上海峻安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