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雨果式的忧患》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09-28 11:57:01

雨果式的忧患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许多同道称赞我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旧学功底。古典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童子功”,在这一点上我还有些自信。但是,就其小说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说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颇大。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是该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读者开放,被束之高阁,积满尘垢。我因占了馆员职位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二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屋。

屋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文学居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经典。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除以上所述,书屋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胪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小说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小说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今年十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小说,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的大仲马,我记得第一次读他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不记得是怎样翻出这本书来的,加之我身处偏僻的山区县城,又非书香门第,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马何许人也,但当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读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但我还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猫抓,馆长早就与我约法三章: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眠。于是,我走出书屋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督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待在书屋,他说书屋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馆长终于答应,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揿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的阅读。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我就放下书本眯一觉。但我的这一计划落空。大仲马的小说,情节复杂多变,悬念迭起,不一口气读完,你就非常难受。大约天快亮时,我读完第二本,手电筒电池耗尽,我再也无法读下去,也无法眯一觉,我靠着书架,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节将如何发展……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此前,我也有过彻夜阅读的经历,那是我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读线装本的《封神榜》。老实说,这本书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彻夜读它,乃是因为第二天我就要把这本书还给人家。这一夜的经历也很有趣,值得记述:那时乡村没有电灯,农民照明用梓油灯、松明灯、煤油灯三种。用煤油灯者,是人们羡慕的“贵族”,我拥有一盏煤油灯,所有的长夜便都温馨而幸福。那天读到半夜,没有了煤油,真正地油尽灯枯。我寻找解决的办法,发现了小半瓶菜油。我试着把菜油加一点到灯壶里,居然也能点亮灯捻,于是阅读又进行了下去。这一夜,《封神榜》是读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个月没有吃到一点油水。当时物资紧缺,农村中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菜油,我拿来作为照明之用,就只能吃清水煮萝卜了。

两次彻底不眠的读书感受,就其本身的阅读快感而言,后者强于前者。

一部作品给人的阅读快感,因人而异。我想,《基督山伯爵》能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整个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上备受煎熬,我们无法读到纯粹的文学;二是因为大仲马不同于别的作家,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一点上,金庸先生与大仲马庶几近之。

年轻时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学的花季。可以说,我读过的小说,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读小说,二十岁之前,主要是阅读苏联及新中国的小说,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阅读了大量外国名著。

我的青年时代,内心充满渴望与向往,而世界则显得呆板而冷酷。在这种世界里生活是极不愉快的,它压制了你的许多骚动,也扭曲了你的许多人性。但也有一个好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诱惑,你的时间不会被咖啡屋、美国大片、网球场、QQ与八卦新闻等奇异的小资文化分割成无法拼拢的碎片。那时节,你虽然不拥有完整的白天,但至少你拥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似乎将所有的夜晚都用在阅读上。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注脚。照此读书,便有极端的功利性。我当时读如此之多的外国小说,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觉得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个人的嗜好,喜欢情节生动曲折的小说,而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节奏缓慢的叙述,会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故乡度过的,由于娱乐生活的缺乏,鼓书艺人成为受人欢迎的职业。夏夜的禾场、冬夜的火塘边,都是鼓书艺人献技的地方,我听过他们绘声绘色讲述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粉桩楼》、《大八义》,等等,中国小说最早不叫小说,而称为话本。这话本,便是说书人的创作。而我故乡的人,管说书叫“讲传”。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讲传”这个传统。但我知道,像《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斯》、《十字军骑士》这一类小说,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小说当作“传”讲给乡亲们听过。他们听得屏神静气,啧啧称奇。不止一次,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洋传也好听。”农民的表述总是很精确,外国小说被他们称之为“洋传”,雅而贴切。

至今,我写小说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就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小说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名著,大部分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小说再次成为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葆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说就一定是好小说,反之,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就是差的小说。对小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小说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小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经典作家的读者群小。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经典与通俗的分别,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把小说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么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读完一部小说,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三十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作家徐迟。

自一九七九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床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对称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诵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定时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给我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于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让我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我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县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读书的五年,我倒真是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一九八八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小说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毫无影响,甚至我在给出版社看三校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从漫长的阅读中,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而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些人和事,分辨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2004年12月18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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