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泰戈尔访华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态度与评价

试论泰戈尔访华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态度与评价

王燕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受邀抵达上海，开始了访华行程。

泰戈尔的来访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并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性文化论争。这场论争无论就规模之巨、卷入者之众、波及范围之广还是影响之深远，都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空前绝后。

泰戈尔访问期间以及此前和其后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乃至社会政治领域里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卷入了欢迎抑或抵制这次访问的激烈论争和喧闹风潮之中，欢迎者笃诚热情、趋之若鹜，反对者执著坚定、斗志昂扬。一些人口诛笔伐，声色俱厉地对泰戈尔进行有组织的舆论批判，甚至有人在泰戈尔发表演讲的会场上呼喊口号、乱撒传单、公开打出“驱象党”的旗号以飞行集会的方式对泰戈尔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和对抗。一时间，迎神和驱傩同台共舞，中国的文化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错综乱象，各种势力和派别纠结在一起剪理不断。

让人感到纠结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的中坚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均对泰戈尔访华持批评立场，以下行文将对上述3人在1924年前后对泰戈尔的评价加以大概梳理，进而探示其社会文化及政治原因。

1921，鲁迅在8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翻译的俄罗斯盲诗人埃罗先珂所著童话故事《狭的笼》，在同时刊出的《译者附记》中鲁迅写道：

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上引文句赞美的对象是“俄国盲人埃罗先珂”，以极具杀伤力的语词诅咒的是“印度诗圣泰戈尔”，并用一个“们”字统括归纳了全体印度人，悉数贬为“下流的奴隶”，足显行文者爱憎褒贬之坚定分明。

爱罗先珂为乌克兰诗人，幼时患病双目失明。习英文，会日语，擅长世界语。曾在印度、暹罗、缅甸、日本居住，先后遭到印度和日本当局驱逐，来到中国后受蔡元培约请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寄居在鲁迅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鲁迅“尤和他熟悉，往往长谈至夜半”，彼此关系甚为笃定。鲁迅为他写有近20篇文章，故而鲁迅胞弟周作人言称“读鲁迅的文章，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还有一篇小说《鸭的喜剧》是说他的事的”。

有资料提到“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关于这场“遭遇战”的线索为我们理解鲁迅的泰戈尔判断提供了一个角度上的可能，因为鲁迅指认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的话语平台正是翻译爱罗先珂童话作品时同步撰写的“译者附记”。

提供前述资料的《人间鲁迅》一书还评价说，“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上述评价的依据是《〈狭的笼〉译者附记》的叙述，鲁迅的“胆识”及其对爱罗先珂的笃爱不当质疑，但说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因之将其“诅咒”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此种指斥有无事实依据则成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情况需要厘清确证：一是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赞美”过“本国的撒提”；二是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鲁迅有没有条件了解到泰戈尔是否如指斥所说的“赞美”过“本国的撒提”。所谓“撒提”，汉译又作“萨蒂”，系梵语“Sati”的译音，意为“有德的”“贞洁的”或“好的”，得名于对印度教大神湿婆之妻萨蒂的信仰，后语义引申为表示忠诚专一而在丈夫火葬时一同殉身的节妇，演变成礼教性的寡妇殉夫陋习。对于戕害妇女、虐杀人性的“撒提”罪行，泰戈尔在不少文本中进行过无情揭露和深刻鞭挞，短篇小说《摩诃摩耶》可为佐证。查阅《泰戈尔全集》，作品中涉及萨蒂制度的除《摩诃摩耶》外还有《丈夫的重获》和《婚礼》两篇叙事诗，其中并无对“撒提”的赞美。刘建先生研究认为，“泰戈尔是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虽然诗无达诂，但是从其创作中，我们还是很难得出泰戈尔在现实生活中是主张和维护萨蒂制度的。事实上，他是坚决反对萨蒂制度的。”

《〈狭的笼〉译者附记》发表于1921年8月18日，笔者查考了1921年8月份之前的泰戈尔译介，除少量讲演词、介绍性文字外，译作多为诗歌和短篇小说，除《哑女》《盲女》《河阶》《卖果者言》等篇写到童婚、种姓之外，余者当不涉及“撒提”问题，鲁迅无从通过译作解读和指认泰戈尔赞美“撒提”。鲁迅所斥的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并据此将其讦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一说当系“未读而误”。

对此问题，笔者思考另有一种可能，即鲁迅有关“撒提”的判断源出于其本人不无褊狭的印度想象。鲁迅文学观的重心在于纠正文化偏执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往往倾向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与国家，却对同属“被侮辱被损害的”印度似乎抱有偏见。早年虽曾自费刻印《百喻经》并写过《痴华鬘·题记》，但在东京留学时，章太炎传话询问周氏兄弟是否乐意翻译“邬波尼沙陀”（即奥义书）和《印度教史略》，周树人便以这些宗教典籍于国民性的改造未必有益而加以拒绝。1925年2月10日，鲁迅在其应《京报副刊》征求所作的《青年必读书》附注中就坦言“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显见得，鲁迅是把印度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把印度精神同中国的奴化国民性作通同观了。

1924年4月，泰戈尔受邀访华。“对于他的到来，国内文化界就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一派毫无保留地欢迎，一派毫不留情地驱逐”，甚至五四时期形成的新文化阵营也在认识和对待泰戈尔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这迎神与驱傩交织的喧闹骚动中，鲁迅显得特立独行。有人概括说“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当时整个文化圈几乎分成了两派，有努力颂扬者，也有极为诅咒者，唯有鲁迅是阴冷地站在一旁旁观”；也有人把鲁迅之于泰戈尔的态度以“冷观”或“冷漠相向”定位，似乎鲁迅的“冷峻嘲讽”可以归纳为一种第三方的立场。学界存在这样一种习惯性说法，即在围绕着泰戈尔的欢迎抑或批判中，只有鲁迅认识最为清醒、立场最为恰当。“他说泰戈尔到中国是做了一瓶香水，但他又了解泰戈尔对英国的态度，他对泰戈尔的理解是深入骨髓的。”

泰戈尔访华期间，鲁迅就生活在泰戈尔主要活动的发生地北京，对于当时的事情是亲目所睹，亲身经历了的。加之我国学人有唯鲁迅独尊的思维定势，以致起自20世纪80年代迄至当下的研究文章，大凡评价1924年泰戈尔访华问题时，多将鲁迅的说法奉为圭臬，且寻章摘句转引复述频率较高的语句往往雷同于将《坟·论照相之类》《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等固定篇什的文字拼接，用以力证鲁迅的立场之“正确”、认识之“清醒”、态度之“中肯”以及华语文辞之“风趣”，凸显的核心集中于鲁迅对泰戈尔访华一事以及当年那场论争的“实质”把握之精准，对于邀请泰戈尔来华的“别有用心者”的认识之清醒和讥讽之深刻。

经梳理查考，笔者发现上述4篇文章所以时常得到因袭照搬转引照搬，多借力于1983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题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的署名论文（该文1993年编入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提供的模式，后在有关泰戈尔研究的论述中陈陈相袭，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里都被举为临摹抄本，即使近期见诸于报刊的论文亦时见复制黏贴。然而，该篇文章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发表以及《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两书收录时都在注释鲁迅语录出处中把文章题名《马上日记之二》错排成了《马上支日记之二》，鲁迅《华盖集续编》有三篇相互接续的文章，分别题署为《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和《马上日记之二》，并无《马上支日记之二》名目，论及“竺震旦”内容的一篇是《马上日记之二》。在一册晚出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引文的随页脚注文字依旧是“见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得刘健先生指导，查阅季羡林先生所著《季羡林论印度文化》一书，有写毕于1961年2月21日的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其中的“泰戈尔访问中国”一节摘引《鲁迅全集》中的4段泰戈尔评论，页脚注引文出处分别为“《花边文学》，《捧杀与骂杀》”；“《坟》，《论照相之类，三，无题之类》”；“《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和“《南腔北调集》，《无声的中国》”。季先生文章还把《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中的《辞“大义”》误为“《华盖集续编》，《辞“大义”》”，而该文1982年收入季先生所著、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和1994年收入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论印度文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时均未更正。根据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次第，《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一文显见得是重复了季羡林先生于22年之前提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的《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100周年》文章中的看法时照搬了季先生的笔误。文中的意见和看法，同时也照搬了季先生的笔下疏误。季先生文章注释里的衍文才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泰戈尔的论著中搭车出错的初始源头。《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存在的另一硬伤是把《骂杀与捧杀》中的“银磬”错排成了“银磐”。笔者随机查考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和诺贝尔文学奖较劲》一书，相关引文依旧错为“银磐”。“磬”本为玉、石制成的打击乐器，佛教法事响器为铜质，状似钵铃。鲁迅用为“银磬”虽系修辞上的词义引申，然语义是通的；而“磐”字义为厚且大的石头，既非响器，质料更与金属无涉。将乐器“银磬”错为“银磐”当为30年前印刷业手工排字时因“磬”“磐”字形相近致使不识字义的工友误排了铅字，后续学者讹讹相因，一再复制黏贴着这镊子头上夹出来的低级错误。

查阅《鲁迅全集》，以泰戈尔访华事件作为谈论对象的文字共有15篇。多年间，鲁迅不断关注、一再提及泰戈尔及其访华活动，所持并非“旁观者”的态度，文章中言辞犀利、话语尖刻的也还不少，《而已集·辞“大义”》即说“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中有“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行文充分彰显了鲁迅对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知识界文士的反感和抵触。泰戈尔访华当时，鲁迅曾于1924年5月26、27日两天连续发出《致李秉中》《致胡适》两封书信，事由为请胡适助其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售卖北大学生李秉中所写小说《边雪鸿泥记》稿本。在给李秉中的复信中告知其“《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泰翁’，所以无暇”；次日致胡适催问此事的函件中有“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字样，《鲁迅全集》书信卷对“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一句的注释为“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晚，新月社在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集会，为正在访华的泰戈尔庆祝六十四岁生日，会上有胡适等人致辞，并演出泰戈尔剧本《齐德拉》。”可见，鲁迅是亲临了这次为泰戈尔祝寿的集会并“恭聆”了胡适的“致辞”演讲。《日记十三》卷中写于5月8日的记述有：“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而发表于翌年12月24日《国民新报副刊》的《“公理”的把戏》一文所写的“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助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之文句，与前段文字对照叠加，印证了鲁迅对“祝寿”事项的零距离参与。

郭沫若曾以“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自况。1915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正在日本第六高等学校留学的郭沫若读到泰戈尔的英文译诗顿时为之倾倒以致“如饥似渴”地“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甚至自选了泰戈尔的诗作翻译成汉语向上海的两家书局推销，希冀通过选编汉译《泰戈尔诗选》，出售书稿图谋生计，解决自己的吃饭穿衣问题。据《沫若自传》记载，“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接续文句还说，“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Upanisad”）的思想”。

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再度提及其接触泰戈尔诗歌的具体时间是在“民国四年的上半年”，“当时日本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爱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同一著作还写道“在民国六年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加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总之，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

1919年，郭沫若在长诗《匪徒颂》中激情赞美政治、社会、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等诸领域的“匪徒们”，诗句标举泰戈尔为“教育革命的匪徒”，将其相提并论于克伦威尔、华盛顿、罗素、列宁、佛陀、哥白尼、达尔文、尼采、托尔斯泰、卢梭等伟大人物之列等量齐观。使人无法料想被其推崇备至地赞誉为“不受约束的亡国奴，私建自然学园的泰戈尔呀！”的“正义的匪徒”，没过多久竟被他攻讦为“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

1923年3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与成仿吾、郁达夫一道筹办《创造周报》。在1923年10月14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23号上发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表明自己对泰戈尔来华演说的看法。这篇文章详述了自己接触泰戈尔作品的经过，对泰戈尔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泰戈尔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文章认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称泰戈尔思想中那“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至于《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所说的为卖诗不成而致使“我和泰戈尔之间的精神联络从此便遭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里要算是僭分了。”究其实质，两件事情之间在客观上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在泰戈尔尚未到来之前率先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面对着同一个泰戈尔，郭沫若何以立场、态度前后变化如此之大？笔者以为大概原因有二：1.发生在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激烈论争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学研究会成员大多对泰戈尔倾力推介，文学研究会操控的刊物《小说月报》又是译介泰戈尔作品、歌赞泰戈尔的核心阵地，郭沫若把胸中怨气撒向泰戈尔，正可视作他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同室操戈的意气延伸；2.郭沫若当时正执著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已是冰炭不容，在感情上疏远泰戈尔实属当然，对泰戈尔思想的否定当可视作其意识形态“左”倾转向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学界，沈雁冰是最早关注和报道泰戈尔行迹的杂志编辑。1922年之前，茅盾曾长期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笔，他所写的“国外文坛消息”《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的行踪》是国内报刊上较早追踪报道泰戈尔活动的专文。同时，他还是泰戈尔作品的早期翻译者，1920年1月以“雁冰”署名翻译的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在《东方杂志》上刊载。另据《茅盾年谱》的记载，1923年9月末，沈雁冰“与郑振铎选译泰戈尔的《歧路》，刊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也就是说，茅盾在主持《小说月报》时期写有泰戈尔综述1篇，翻译泰戈尔短篇小说作品2部。

1923年，茅盾因与商务印书馆总裁王云五发生抵牾，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笔职务，专事政治活动。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主笔，在当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9、10号连续刊登了两期“泰戈尔专号”，又于次年编辑了《欢迎泰戈尔先生》增刊。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1924年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相继发表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对于泰戈尔的希望》（1924年4月24日）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1924年5月16日），反对泰戈尔到中国访问。

泰戈尔访华时，茅盾的身份已全然是政治人物，他所撰写的反对、批判泰戈尔的文章没有发表于其供职多年并长期担任主笔的文学性刊物《小说月报》，而是刊登在国民党系统的政治性杂志《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面。

数十年后，茅盾在其辞世之前所写的自传性著作《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披露，“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泰戈尔访问中国，我写了两篇短文。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书中还写道，“当时，就泰戈尔之来中国宣传‘东方文化’而表示反对者，有好多人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光是《觉悟》。这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于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茅盾还回顾说，“这一年（1924年），我仍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我也写了几篇比较长的介绍外国文学和作家的文章，如《欧洲大战与文学》《匈牙利文学史略》，以及与郑振铎合写的《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等，都登在《小说月报》或《文学》周报上。”查考中共党史记载，1924年3至5月无重大活动。在组织起来抵制批判泰戈尔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话题并无太多关注，政治刊物上与文学有关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茅盾所参加的针对泰戈尔的社会文化批判，事实上是一次整合思想凝聚力和显现团体战斗性的有组织行动。显见得，茅盾当年撰文抵制泰戈尔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力的支配，正由于针对泰戈尔所写的两篇反对文章是“响应”“中央认为”的举动，把这两篇专论泰戈尔的遵命文章悉数刊登在政治性刊物上面，起码表明作者在文章价值取向方面做出的是非文学定性。

本文意在实证，旨于还原。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有个术语写作Mis-reading，可解释为错误地阅读、理解、阐释文本或情境。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为其贴上了颠覆性阅读、创造性阅读、辨正性阅读的标签。说到底，mis+reading的原生态语义构成再怎么说也还是“错误+阅读=错误阅读”。建立在这一等式基础上的意义延伸必然是“错误的理解与阐释”。然而，“误读”这一概念绝不等于也不应该是“未读而误”甚或“不读即误”。1924年距今逾时将近九旬，泰戈尔、鲁迅、郭沫若、茅盾皆已辞世，笔者求证的完全是故岁之人和陈年之事，无论“誉人以败”还是“毁人反成”皆与事主无关。事实本来无需求证，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还原更毋庸实证，但是面对着误解误读在文本中设置的话语陷阱又确有必要辨伪求真，这是个悖论。

王燕，苏州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