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梅《拉练的队伍开过来》散文赏析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09-18 17:07:24

拉练的队伍开过来

“文革”开始后,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都动了起来,相互串联,据说是传播“革命的火种”,因其规模之大,所以名之曰“大串联”。那几乎都在大城市间传递,我那时还小,再说是在闭塞的农村,自然是不能目睹。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市区的一些国有厂矿企业、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像部队行军似的长途奔袭(当然,只是“奔”没有“袭”),那时有个专有名词,叫作“拉练”。

我所处的农村,在沪杭公路边,那时,一拨拨拉练的队伍,举着“某某厂工宣队”、“某某学校红卫兵战斗队”的大旗,远远地开过来。那鲜红的大旗,在田野绿色的背景里,显得特别的鲜艳,风一展,呼啦啦地作响。工人们、学生们唱着那时的流行歌曲,意气昂扬地大步走来。然后,在拉练接待站的同志(那时,全国几乎就这一中性的带政治色彩的称呼)的带领下,一缕缕踏上弯弯的乡路,集中宿营在“吴家仓库”——那是当年屯军粮的地方,之前称“吴宅”,能住二百来号人。再不够,就三五一组,分拨到农民家居住。

这给原本宁静而单调的农村,带来活泼与生机。每当那杆红旗在田野间慢慢蠕动的时候,孩子们雀跃着奔出去,好奇地站在道路两旁,或相互推搡着跟在拉练队伍的后面。

孩子们之所以这么来劲,因为,那队伍会带给孩子们的,除热闹以外,还有别的好处。就像动物世界里的海豚,待它们把鱼群赶到浅滩边时,滩涂边早已聚集着长嘴鸥、斑头雁一般,过后,滩涂上会有零星的鱼虾。

这吴家仓库,自初解放时部队出走后,就一直空着。那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宅院,青堂瓦舍,雕梁画栋。大门两侧有石狮护院,门槛也是青石的,挺高。一般的小孩是迈不过去的。我的记忆里,大概刚读小学,放学路过时,跟大孩子玩捉迷藏,跨门槛时还会兜裆。

那二十多间房子一字儿排开,相应的后院也是同样长的房子;中间是大小不等的天井厢房。那天井与厢房里的窗,是青绿的琉璃色,偶或有三五眼井供偌大的吴氏家属共用。好几处,只剩下井栏,拴着牛羊。天井的砖缝间,成年绿着苔藓,或蕨类植物;地底阴湿,打滑摔倒是经常的事。墙角长着些竹子什么的,我们玩耍的时候常逮到乌龟或刺猬。乌龟行动缓慢,且有一股臭味,你一动,它就将脑袋与四肢缩进甲壳内,左等右等它就是不睬你,你也奈何它不得;刺猬跑起来挺快的,但也有被我们逮住的时候,此时,它就抱成一团,让满身的刺对着你,使你心里发怵。而当你稍不留神的时候,这两个家伙会悄悄地逃得无影无踪。

梅雨时节,瓦缝间长出许多麻秆似的瓦花,那花色是黄黄的,叶瓣厚厚的,一直到冬天来临时枯萎成细细的茎,在雨雪飘摇的寒风里摇曳。

这本是一个大家族,解放后,就日见其衰败,人丁也不怎么兴旺,读书的早已出去,远嫁的则远嫁。再加上许多房子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征用,所以更显其破败与萧条相。

在那大家族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年近九秩的老人。他虽年事已高,但身板硬朗,半尺来长的胡须全银白色,长年戴一个瓜皮帽,没有一颗牙齿的嘴整日笑哈哈的,格外慈祥。他比我祖父还高一辈,看到他,我们这些孩子都参差着叫他声“太太”。在我们那儿,称这辈分的老人不论男女都叫“太太”。他每次看到我与伙伴们玩,几乎只说一句话,“火泉弟福气好来”(火泉是我祖父的大名),而且要重复好几遍。我有一次问祖母,才知道,原来他孙子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由于那时阶级成分的缘故,一直未娶上亲。作为他这个年龄的老人,还有什么比看到曾孙辈更重要的呢?

他是这个家族的长者,远近的人们都称他叫“五老爷”。

那五老爷家的房子,也许是被没收或征用最多的一家。那空出来的许多房子,除了大队或公社有大型的活动,多半是空荡荡的,成了鸟雀的乐园。每当春天来临,画梁上多的是燕子窝。失却瓦当的屋檐间,则成了麻雀的天堂。这倒使那宅院更显得落寞了。

而今,来了拉练的队伍,那儿却变得热闹起来。赶了一天路程的男女们,在这里摆开阵势,刷锅、搬柴、汲水煮饭。若是夏天,他们还跳到长着水草,但水质清澈的河里游泳洗澡。男女们嬉戏着,释放着疲累。

晚上,不知疲倦的男男女女,在大厅里吊起二百瓦的电灯,跳起那个年代特有的舞,唱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歌。那时供人们娱乐享受的东西少,这便成了一道风景。大厅内外里三层外三层,大家看演出,后生们则把目光聚焦在漂亮的表演者身上。这是极好的机会,几个胆子大的后生,趁此悄悄溜出去,与相好幽会。

孩子们不会花花肠子,只会凑热闹,他们有着自己的快乐天地。大人们疏于管教的当儿,却是他们撒野的好时光。玩起了老鹰抓小鸡、捉迷藏、跳橡皮筋。野得连尿湿裤裆都不知道。玩累了,就到“阿囝哥”家后面的瓜田里偷菜瓜解渴。第二天,“阿囝哥”的女人“柴鸟”(她走路脚步碎,且伸着脖子,故得此雅号),就到几个出名的捣蛋鬼家告状,我们自然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反正这样的事常有,肌肉也产生了抗体,打上去有弹性,也不觉得疼。

第二天清早,先是一阵起床号声,然后是站队报数声,随后,拉练的队伍又开拔了。吴家仓库又恢复往日的寂静。

如果是在假期里,我们都忘了皮肉之苦,都忙不迭地赶到那儿,替接待站的人整理草垫子,打扫房间。那样的事被住在一个队的吴国帆老师(他是五老爷侄孙辈)知道后,就表扬我们,说是在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其实我们全没这样想,倒是因为,那一拨人走后,他们会留下一些橡皮筋、香烟盒、竹竿的圆珠笔什么的,那对我们倒是有用的东西。如果运气不错,还能翻到几枚镍币(那时的镍币只有五分、二分与一分的)。这在现在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那时,盐水棒冰四分钱一支,最便宜的雪饼五分钱能买两个,这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份喜悦了。那橡皮筋可以做弹弓,香烟盒可以叠成三角片。一点都不浪费。但吴老师以为学雷锋,所以要我们常一起干坏事的班长在“六一节”时上台发言,介绍经验。班长无奈,只好上台念,但念得很轻、很浮——心里虚着呢!这证明我们那时还没有被世故污染。要是今天,一个贪官在上面作廉政报告,明明是贪官,却振振有词,镇定自若。可谁能保得住呢?如今的贪官在当年也许跟我们那时一样的单纯。

有一回,我们中一个绰号叫“夜壶”的(因为他的嘴长得特大,后脑勺有点歪扁。再说我们相互间几乎都有绰号。我们都用它来相互称呼,大名是留给老师点名时用的),在整理草垫子时翻出一包避孕套,我们都不知道那玩意儿是派什么用场的。还是“夜壶”聪明,别小看他脑袋长得不规则,可来得好使,就像歪把子机枪似的——“嘟嘟,嘟嘟嘟”。他说那一定是打针用的针管套,因为他在那长辫子队医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挑脚上的水泡时,在药箱里见过。她怕“夜壶”会偷走,所以还瞪了他一眼。我们在仔细端详后,多觉得“夜壶”说得对。你看,那粗的一段是套在针筒上的,那细的一段,状如一粒膨胀后的爆米花,分明是套针尖的,就像戴手套时的大拇指套一般。

孩子的想象和创造力是难以估量的。“夜壶”将它放在大嘴上憋足气一吹,那玩意儿渐渐胀成了一个硕大的洋泡泡,我们高兴极了。“夜壶”吹了一枚又一枚,一字儿排开,人手一个。然后系上线,揽在篱笆上,在风里晃荡。可惜不是彩色的——不知谁说了一句。

更有趣的是,“面包”说,他家的五斗柜抽屉里也有。有一天他将它全偷出来,讨好地分发给我们。“面包”是个软蛋,冬天一脸的皴斑,两手背全是冻疮,“夜壶”他们常拿他开涮。大伙是满意了,认为“面包”这回够朋友。可此事被他父亲发觉,把他打得杀猪似的嚎叫。我们感叹做人也难,一边满意了,一边却得罪了。也因为这个,在劳动吸烟的间歇,他的父亲成了大伙儿劳累时取笑解困的对象。其实,长大后知道,“面包”的父亲正代表着一种新潮流,不像其他人家,譬如“夜壶”家,孩子五六个,个个长得像猴似的,他母亲叫他们起床嫌烦,就在“夜壶”还在梦里尿床的当儿,一个个敲脑勺,怪不得“夜壶”的脑袋是扁的。“面包”则不一样,就姐弟俩,饲料充足,所以“面包”吃得像肥猪似的,上课时经常放屁。有一回,新来一位外地老师上课,他还不习惯听本地话。当上珠算课时,他面对着黑板,正拨弄挂着的杆子上带毛的算盘时,“面包”放了个屁,教室里很静,大家都捂着嘴,怕笑出声来。偏巧那老师转过身来,推推眼镜翻了翻白眼问:“谁在嘀咕?请用普通话。”静默了极短的片刻,大家再也忍不住了,哄堂大笑。以后这老师进教室,大家都要捂着嘴窃笑。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以后也就不新鲜了,如果再笑也太没有才了。再说,又有更让我们笑的资本了。不过与“面包”无关,也就不说了。

但“面包”也有苦恼,那主要倒不是上课放屁,而是太肥,跑不快。我们一起干了坏事,逃跑时他总落在后面,逮着的也总是他。唉!难,太难了。肥也不好,瘦也不好——成长的烦恼。

扯开了,那当然都是后来的事了。

在文章的开头,我说那拉练,只有“奔”没有“袭”,其实也是不确的。因为那是在“文革”中期,工宣队员们、学生们斗志正旺着呢!他们斗惯了城市里的“走资派”、封建余孽,还不曾见斗乡下的当权派、地主老财。于是要求地方的造反派配合,拉几个出来玩玩。“那还不容易?”地方上的造反派说。“那些人如圈养的鸡鸭似的,不逮出来就是?”再说被斗的对象也已习惯那套程式,一接到通知,就像取农具似的到墙壁上摘下屡用不爽的牌子,熟练地挂在脖颈上,作虔诚状。那上台后的词都是练熟了的,倒背如流。如果要求背标点符号,也绝对没问题。可哪知道这回不同,斗与被斗者都是陌生人,反正完事走人,以后谁也见不着谁。这使被斗者遭了许多皮肉之苦,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就此,他们对“工人阶级硬骨头”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记忆。

还好,那一直见我就说“火泉弟福气好来”的五老爷不在其列,他连这样的牌子也没有。这主要不在他年事已高,而在方圆十里八里,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和蔼的乡绅,从不得罪人,且对贫困的相邻都有接济。但他的儿子却不免每次挂着“四类分子”的牌子陪斗,其实他也是个好人。那期间,每逢有陌生人问路什么的,他先自报家门“四类分子某某”,像一个归队的战士,见了首长似的。直到社会鼎革后,他再也不需要挂牌子时,每次听到出工的哨声,总要在慌乱中找那块牌子,他怕忘记后再遭批斗之苦。好像那是护身符似的。直到他儿子说:“爸,如今不用戴了,你还找什么呢?”此时,他才摸摸剃光的脑门自言自语:“哟!老糊涂了。”

五老爷在看到他曾孙辈出世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无钱买棺材,就挖一个坑,铺上草席,上面罩一块门板,草草埋了。我那时还小,去看出殡,见他脸色安详,如睡着一般。就是不会见了我说“火泉弟福气好来”了。

五老爷去世了,但拉练的队伍照样一拨子过去了,一拨子又来了。大家也不再觉得新鲜,农民还得靠种庄稼过日子,那时种田人的口号是:粮食过双千斤(当然那是指两季稻夹一季麦)。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民们除了罱泥、割草、养猪积肥外,还满足不了增产的要求,于是就发动孩子们拾鸡粪。我们十来岁的小孩,也不例外。拾粪的工具简单极了,一个系绳子的竹篮,一柄拾粪的勺子,形状如当今的阔人打高尔夫球的球杆。

每逢放学或放假后,我们就一溜烟地奔回家,把原来玩耍的时间,换作拾粪争工分。我与另外叫一个幸福的伙伴年龄小,总是完成不了指标,落在后面。我们也曾为此事不知苦恼了多久。

这又得想起拉练的队伍了,真得该感谢他们,给我们俩带来机遇。

有一天夕阳将下山的时分,正当我们俩看着空空的竹篮发呆的时候,远处开拨过来一支拉练队伍,也许是疲惫的缘故,歌声也不怎么嘹亮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有干枯墩遮掩的塘坨地时,都雀跃着奔向那儿,其喜悦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原来他们是憋急了,想急于解手。怪不得那歌声都有气无力的。

等他们办完事,释然地背起行李归队后,我与幸福松松爽爽地迈向他们蹲过的地方。这不要脑筋急转弯,我不说你也明白,我俩满载而归。我们也曾为自己发现新大陆而高兴呢!一个星期下来,我们远远超出队长定的指标。队长也表扬我们,说我们是人小志气高、反帝反修立功劳(你别笑话,那时表扬人,就是用那些不着边际的屁话)。我们在心里窃喜,心里美滋滋地想:明年,妈妈肯定为我买个新书包了。

自此,那些比我们大一截的孩子,以前烦我们是跟屁虫,现在却也来跟我们套近乎了。想让我们说出秘密,但我们也鬼着呢,不上他们的鸟当。

可他们更鬼,有一天居然盯上我们的梢。我们赖在水渠的闸边,他们也跟着,我们去玩打玻璃球、撒尿,他们也跟着。最后看看西沉的太阳,无奈的我们回到那块福地。

照例的队伍开过来,只是换了拨人,照例地奔向那里方便。这次可没有就我与幸福两人时从容了。六七个野孩子,晃悠在水渠边,有的还得意地吹着口哨,甩着帽子。那些憋急了的拉练战士,到此显出痛苦状,也顾不得我们的存在。何况我们又是孩子,坏不到哪里去。

于是,鱼贯着奔向那里。等先完成任务者,刚提了裤子站起来,我们这里的阵脚开始大乱,大家都急着想拔头筹。于是,提着竹篮的,倒拖着粪勺的,呐喊着奔向目标,有如打扫战场一般。

这可急坏了刚蹲下去的诸公。特别是女的,她们也许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不知该如何处置。情急之中,有的掏出手绢,有的挥着腰带,高举着摇晃。那情景宛若战场上的缴械者,挥动着投降的白旗,一副狼狈相。毋庸置疑,肯定有不少尿湿裤裆的。

我们也顾不得这些,等他们落花流水下来,就三下五除二地打扫完战场。当然,人多了,就如“薄宦梗犹泛”一般,虽然比以前少了许多,但均贫富,权当解决温饱。

后来,据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学校也“复课闹革命”了,拉练的队伍来得稀少了。但那时,我们小孩是不知道的,只知道那块福地,已没有丰厚的回报了。可当时我们还相互怨艾呢,以为后来者的莽撞,使拉练者改了道,以至于砸了大家的饭碗。

读到此,也许你看了好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自己也觉得忍俊不禁。唉!那拉练队伍;唉!那拾粪的伙伴。

吴家仓库又恢复了宁静。以后运动也没有了,那气派的家族宅院也折腾得奄奄一息,只剩下空荡荡的躯壳。那合抱的圆木,雕刻精细的画栋,真的拆去建仓库、猪舍了。那原来的方位,都已成了农田,种水稻、种小麦,摇曳着季节的变换。那燕子们的后代,也业已飞入了寻常人家。只是当老人们走亲访友时经过那儿,会对牵着的小孩说:那是“吴宅”或“吴家仓库”。孩子们则一片茫然,问:何谓“吴宅”?何谓“吴家仓库”?

那片塘坨也已平整成了开发区了,那拉练队伍经过的官路也荒芜或改道了。

2009年7月5日于枕曲斋

品诗文网
导航:品诗文网 > 诗集 > 朔梅 > 当前页
更多阅读
猜你喜欢
最新阅读
文章荟萃
精选专题

诗人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