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利令智昏”》刘绪贻杂文

谨防“利令智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发表20周年。这是一篇体现认识论基本原理，对我国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起过重大作用的论文。事实上，在它的写作和发表的过程中，曾受到自称“毛泽东接班人”的人们的一再刁难和压制。根据《千秋功过：邓小平与中国政坛风云》的解释，其所以出现这种怪现象，是由于当时某些中央领导人为保护其既得利益，顽固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论的缘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凭风借力，陡升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和副主席。“离开了‘两个凡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所以问题很清楚，“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的前提下，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已经获取的最高权力和地位，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人刁难和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和讨论，竭力执行、推行“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情况，正应了社会上相当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利令智昏。

根据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观点，任何个人或社会群体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据此认识形成的意识形态，都是受其所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利益的影响，甚至为其所决定的。

这种因所处社会地位及其相应利益不同，从而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不同的社会现象，是很普遍的，在社会改革和革命时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国家面临的形势是：封建剥削日甚一日，民穷国弱，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外侮频仍，而文官贪婪无能，武官不知兵又怕死，崩溃之祸迫在眉睫。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总内容。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来挽救这种局面，就应以这种社会现状为根据。王安石根据他长期担任地方官的实践经验，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后来任宰相时实行变法的理论与政策，基本上是以这种社会实践为根据的，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以及农民利益的，有利于挽救上述危险局势。但是，以司马光、韩琦等人为首的代表大地主阶层利益的一批人，体会到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与政策严重损害大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仍坚持原来的统治理论（以《五经正义》一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与政策（所谓“祖宗旧法”），形成一个反对变法派。最后，在垂帘听政的高皇太后的支持下，他们的理论与政策胜利了，北宋也就灭亡了。这就说明，他们的理论与政策经不住社会实践的检验，是不正确的。

又比如，在1929—1933年美国面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时，社会实践已证明，美国共和党政府实行12年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已经失败。但是，胡佛政府与垄断资产阶级的保守阶层担心改变这种理论与政策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顽固坚持这种过时的理论与政策。最后，在1932年总统竞选中，败于主张放弃这种理论与政策、实行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理论与政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任总统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以当时社会实践为根据的，取得了成功，挽救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统治。这说明了他的统治理论与政策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

历史上无数这样的事例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统治理论与政策失灵，需要进行改革或革命时，这个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总有一批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无视社会实践的检验，顽固坚持原来的统治思想与政策。这就是“利令智昏”。然而，他们的成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兴亡。所以我认为，治国之道，要谨防这种“利令智昏”的现象。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伟业虽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正如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会议所指出的，为了摆脱计划经济的沉重包袱，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还需要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的改革。广大人民群众是欢迎改革的。但是有一批人自觉不自觉地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无视社会实践的结果。或在理论上，对经典著作断章取义，根据经典作家某些已失时效的论点，来攻击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政策，或安于现状，害怕失去已有的地位和利益，不愿甚至阻挠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这种“利令智昏”的情况，我们是必须提高警惕并积极予以揭露和抨击的。

（载《长江日报》第12版1998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