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白话文?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10-26 12:00:47

怎样做白话文?

白话散文的凭借——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

一年以来,中国总算有新文艺的萌芽了。这一年“八表同昏”的景象,独这件事差强人意。大家从此勉力的做去,几年以内,就要有个雏形的新文学;真是应当高兴的事。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个大主义,讲得明白透彻。我们对于白话文学主义,应当没有丝毫疑惑的。

照这样看,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应用白话做材料。最可喜这几个月之间,白话文出产不少了。许多的人,用白话做文章。但是这些白话文章里面,固然有许多很可看的,很有文学组织的,可也不免有许多很不可看的,很没文学组织的。我也做了一半篇勉强可用的白话文,也竟有好几篇,弄得非驴非马,不成模样了。我心里常向自己问道,“我究竟用什么方法做白话文”?我劝朋友做白话文,那朋友便半真半假地向我道,“你告诉我做白话文的法儿”!我又见过几位做白话的人,每每说道:“白话文好难做,不是可以乱做的!”有这种现象,可以觉察大家对于白话文的做法,有个要去研究的趋向了。还有一层,那一般不让我们适意的白话文,只可说是乱做的白话文。把这“国语的文学”一条初步的道理,还有点把不牢。“你”、“我”、“尔”、“汝”随便写去,又犯了曹雪芹的告诫,拿那“最可厌的‘之’、‘乎’、‘者’、‘也’”一齐用来,成就了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不清不白的一片。这乱做的现象,只为着不晓得白话文的做法;“虽不自然,也要有几分研究”。由前一说,讨论白话文的做法,是现在已有的趋势;由后一说,更是不可不急速讲究的。从此可知白话文做法一个问题,应当郑重提出,大家讨论了。

然而我哪里配讨论这问题?我自己先不会做文学的白话文,还哪里配讨论这问题?况且这问题竟有一部分不许讨论的,做白话文学,专靠讲究规律,已经落了第二乘了。文学原仗着才气、兴致、感情、冲动。循规蹈矩,便没有好文章;谈规论矩,便是村学究教书匠的事业。凡称得起文学家的,哪一个不是兴到就说,说上半句,并不曾料到下半句,还要凭上帝救他出来。但是分析想来,这说话仍不过遮盖一部分道理,也有不可一概而论的。我虽然不配讨论这问题的本源和全体,却不妨讨论一部分。这问题虽然有的地方不许讨论,却不妨把许讨论的一部分提出讨论。“怎样做白话文”?一个大题,我不敢完全回答——也不能完全回答——只就我做白话文的经验,想出两条做白话文应当有的凭借。就这两种凭借,可以见得我对于做白话文的主张,总算是一端的方法论罢了。

我所讨论的范围,限于无韵文。韵文的做法,胡适之先生预备做一篇精密的研究。我对于韵文的学问,不敢自信,也就不来插嘴,预备着快读便了。又无韵文里头,再以杂体为限,仅当英文的Essay一流。其余像小说,不歌的戏剧,本是种专门之业,应当让专家研究它的做法,也不是这篇文章能够概括的。请读者注意,我所讨论的,只是散文——解论(Exposition)、辩议(Argumentation)、记叙(Narration)、形状(Description)四种散文——没有特殊的文体。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歌、戏剧。但是日用必需,整年到头的做它;小则做一篇文,大则做一部书,都是它。所以它的做法的研究,虽然是比较的容易,可也是比较的要紧哩。

一 留心说话

讨论做白话文的凭借物,便马上想到历史上的白话出产品。做文章虽然要创造,开头却不能不有凭借,不能不求个倚赖的所在。这诚然不足当文学家的一看,可也是初做文章时,免不了的路程。我并不是说只要依赖就完了,我是说发端时节,不能不有个榜样。譬如要做古文的人,总要先来研究《尧典》、《舜典》、《清庙》、《生民》;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也得借径于西洋的新文学。劈头便要创造,便不要倚傍,正合了古人说的“可怜无补费精神”。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借物。元明以来的戏曲,有一半用白话。曲是韵文,这篇文章里说不到,单就曲外的说白而论,真真要不得了,非特半白半文,竟是半散半骈。我们做白话文的,要受了它的毒,可就终身不入正道了。再看小说,我们历史上的好小说,能有几部?不过《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三部有文学价值,其余都是要不得的。近来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老残游记》,有人说好的;但是我看它的文笔,也是粗率得很,不值得我们凭借。况且小说一种东西,只是客观的描写,只是女子、小人的口吻;白话散文的(Essay)体裁极多,很难靠它长进我们的各类白话散文。小说中何尝有解论(Exposition)、辩议(Argumentation)的文章?小说以外,中国也没有用白话作的解论辩议的文章。照这样说,以前的白话出产品,竟不够我们乞灵,我们还要乞灵别个去。

我的意思就是乞灵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语言和文章,在文言分离的时代,虽然也有密切的关系。可仍然是两件东西。不会做文章的人,尽管善于说话;不善说话的人,尽管会做好文章。但是在我们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文章语言,只是一桩事物的两面。若要语言说得好,除非把文学的手段,用在语言上;若要文章做得好,除非把语言的精神,当做文章的质素。国语文学就是国语文学,只是有文学组织的国语,本来和说话是一件东西,不过差在写出、写不出罢了。不会说话的人,必不会出产好文学。

希腊的底模登诺(Demosthenos)、罗马的西塞路(Cicero)都是演说家而兼文学家;英国议会里有名的争论,都是演说而兼文章。中国在周秦时代,本是文言一致的。墨翟是个演说大家,他的演说里就是好文章。那时节一般的纵横游谈之士,像孟轲、荀卿、鲁仲连、苏秦、张仪、宋牼、惠施、庄周、邹衍……个个都善说话,个个都做好文章。有人说韩非口吃,却也会做好文章。这并不足证明韩非不善说话。韩非若真不善说话,韩国断不肯把那生死关头的使命,放在他身上。有点口吃本不妨说话的事。因为他有应机立发的口才,才让他担当这事;更因为他有应机立发的口才,才能成就那部应机立断的《韩非子》。到了汉朝,真有那不会说话的司马相如、扬雄偏要作文学的事业,于是乎竭力变语言的文学,成典籍的文学。他这一念之差,便作了文学史上的罪人。从此可知文章和语言,竟是一种作用了。

我主张留心说话,作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是为着语言文章,本是一种作用,更是为着说话多,作文少。当心说话,真是练习作文的绝好机会。我们终年写在纸上的,能有多少?放在空气中的,却是无穷无尽。照我们常日的经验,作文三四次,便觉出有几分长进。果真能利用这日出不穷的说话,我们作白话文的能力,岂不是天天有长进?若是全不注意,把这机会不知不觉地放过,还指望伏在桌上,铺开纸、拔出笔来,当做练习白话文的办法,不特太笨,而且白话文断不是这样法子能做好的,所以我主张留心自己的说话,并且留心别人的说话。一面随时自反,把说话的毛病,想法除去,把文学的手段、组织和趣味,用到说话上来。一面观察别人,好的地方,我去学他;不好的地方,求自己的解免。但能刻刻如此用心,不须把笔作字,已经成了文学家了。

况且说话的优势,不仅在多,尤有作文时候做不到,说话时候作的到的事情。我们伏在桌上,铺开纸,拔出笔的时节,心里边总有几分拘束,郑重之心太甚,冲动之情太少,思路虽然容易细密,才气却很难尽量发泄。尽管在那里惨淡经营,其实许多胜义,许多反想,许多触动,许多流行的句调,都暗暗被这惨淡经营勾销了。说话时节不是这样。心里边是开展的,是自由的,触动很富,可以冲口而出。惟其冲口而出,所以可以“应机立断”。文章本靠着任才使气,本指望兴到神来,本把“钩心斗角”的“匠心”当做第二义。这都是说话所长,作文所短。我们和人谈话,总觉着心里要说的一齐涌上,没有时间给我们说出;但是坐在那里做文,就真词穷了。从这可见谈话时容易感动,作文时难得提醒。要想文章充量发展,必须练习说话的发展,当做预备。况且兴到神来的时候,总是稍纵即逝。做文章是件笨事体,中国字又是难写的。兴到便提笔书写,写上半句,兴已去了,这文章就没有“令终”了。要想把持这兴会,使它走得不快,依然要在那无限的说话时节,练习成一种把持心境的能力。

而且文学的精神,全仗着语言的质素。语言里所不能有的质素,用在文章上,便成就了不正道的文章。中国的“古文”,所以弄得愈趋愈坏,只因为把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当做文章的主质。第一流的文章,定然是纯粹的语言,没有丝毫掺杂;任凭我们眼里看进,或者耳里听进,总起同样的感想。若是用眼看或用耳听,效果不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西洋近代的小说戏曲家,女子很多,正为着女子说话,多半比男子用心。千忙百忙的演说家,永不看文学书,做出文章来,竟赛过专门文学的人,正为着他们只当心说话,只知道说话的质素,不知道说话外的素质。那宗懂得七八国语言,熟悉几千年经典的古董博士,做的文章,永远坏的,正为着他们只知道说话外的质素,忘记了说话内的质素。再看古来的人,Homer和Hesiod时代,并没有希腊文;Chaucer时代,并没有英文;Nibelungenlied出产之后,才有德文;一般Trouveurs的诗歌出产以后,才有法文。这都是没有文字先有的文学,这都是纯粹的语言文学,这都是只有说话的质素,没有说话以外的质素的文学,这都是千古不刊的真文学。现在一般的文学家,都认戏剧的体裁是无上,不是小说、诗歌、散文可以比得起的,也是为着戏剧的体裁,全是说话,所以施用文学的手段,最是相宜。

再看散文的各类各样,还是一个道理,形状的文,全凭说话的自然,才有活泼的趣味。若是用文章上的句调,便离了实相,变做不称情的形容。记叙的文,重在次序。这次序正是谈话时应当讲究的次序。老太婆说给孩子听的故事,每每成一段绝妙的记叙文。可以见得记叙文的作用,尤其靠说话的质素。辩议的文,完全是说话,更无须说了。这全仗着“谈锋”制胜,更没有语言以外的作用了。解论的文,看来似乎和说话远些,但是要想又清楚,又有力,仍然离不脱说话的质素;现代的模范解论文,十之七八是演说的稿子。

总而言之,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想把这层办到,唯有凭借说话里自然的、简捷的、活泼的手段。所以我说,想把白话文做好,须得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竟用说话的快利清白——一切精神,一切素质——到作文上。诸位切莫以为现在是做白话文,自然会有说话的精神。

文章、谈话两件事,最容易隔阂。现在西洋言文一致的国家,仍旧有几分不一致存在。在我们试验这退化的国语,处处感觉不便,处处感觉缺陷,一不留心,便离了语言的意味,用老法子做起新体文章了。我亲见一个人做白话文,弄得和文言差不多,并且有骈文的神气呢!所以在我们试验这前人很少试验的白话,词穷意短的白话,尤其要注重说话的天真,免得一部分受了文言的恶空气,染了文章家的无聊造作。总而言之,万不可忘了把“精粹的国语”当做标榜。

二 直用西洋词法

然而这话也有不尽然的。我们固然必须乞灵说话,可也断不能仅仅乞灵说话。谈话的作用,并不够我们的使唤。

说话可以帮助作文,本是宗极明显的道理;做白话文须要多含说话的质素,更是宗当然的办法,这诚然算我们的一种利器。只可惜这利器的用项,有时而穷,我们不得不再求别种的凭借了。

何以说说话的作用有时而穷呢?

第一,我们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流利,却不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组织;我们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丰满,却不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剪裁;我们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质量,却不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含蓄;说话很能帮助造句,却不能帮助成章;说话很能帮助我们成文学上的冲锋将,却不能帮助我们成文学上的美术匠。假使我们仅仅把说的话,写出来作为我们的文章,纵然这话说得好,拿文章的道理一较,也要生许多不满意——终觉着它缺乏构造。从此可知说话的效用,只有一半。其余一半,它办不到了。

第二,我们的说话,本不到第一等的高明;就是把它的好素质通身移在作文上,作出的文,依然不是第一等。仔细观察我们中国文艺界之病根的语言,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我们拿几种西文演说集看,说得真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若是把它移成中国的话,文字的妙用全失了,层次减了,曲折少了,变化去了——总而言之,词不达意了。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仅仅做成代语的白话文,乞灵说话就够了。要是想成独到的白话文,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还要在乞灵说话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

这高等凭借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大家尚不至于很疑惑,现在《新青年》里的文章,都是这样。直用西洋文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大家便觉着不然了。这宗办法,现在人做文章,也曾偶尔一用,可是总在出于无奈的时节,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做不破的主义。据我看来,这层顾忌,实在错了,要想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唯有应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读者诸君切不要以为奇谈,待我把道理分条说来。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要想弄得它活泼泼的,须得用西洋修辞学上各种词枝。这各种的词枝,中国文里,原来也有几种,只是不如西洋那么多,那么精致。据近代修辞学家讲起,词枝一种东西,最能刺激心上的觉性,节省心上的觉性;所以文章的情趣,一半靠住它。中国历来的文人,都被“古典”、“藻饰”埋没了,不注意词枝。况且白话文学,从来没有发展,词枝对于白话的效用,也少得见。到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想把它培养一番,唯有用修辞学上的利器,唯有借重词枝的效用,唯有使国语文学含西洋文的趣味——唯有欧化中国语。

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并且觉着它异常的贫——就是字太少了。补救这条缺陷,须得随时造词。所造的词,多半是现代生活里边的事物;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因而我们造这词的方法,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也不仅词是如此,一切的句,一切的支句,一切的节,西洋人的表示法尽多比中国人的有精神。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唯有从它——唯有欧化。

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唯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铺排,不肯一层一层地剥进。唐宋散文家的制作,比较地好得一点,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的层次,依然是横里伸张。以至于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深,一本多枝的句调,尤其没有了。这确是中国人思想简单的表现。我们读中国文常觉得一览无余,读西洋文常觉得层层叠叠的。这不特是思想上的分别,就句法的构造而论,浅深已不同了。《甲寅》杂志里章行严先生的文章,我一向不十分崇拜。他仍然用严几道的腔调,古典的润色。不过他有一种特长,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地剥进,一层一层地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绝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我们又晓得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倚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既然明白我们的短,别人的长,又明白取长补短,是必要的任务,我们做起白话文时,当然要减去原来的简单,力求层次的发展,模仿西洋语法的运用——总而言之,使国语受欧化。

中国的国语文学,正当发轨期,中国的国语尚是不定型,一切的缺陷,当然极多。又为着中国文言白话分离,已经两千年。文言愈趋愈晦,白话愈变愈坏,到了现在,真成了退化的语言。它在(1)文典学上的缺陷;(2)言语学上的缺陷;(3)修辞学上的缺陷。不知有若干条。想法弥补,唯有借重西洋的语法。一国国语文学发展之始,本不能圆满无缺,正赖着应用它的。随时变化,努力进步。Truveurs时代Langue d’oil的本不完全,Beowul里的英文,也是很幼稚。所以能有现在优美的英文、法文,全靠历来用它的文人,能够取理想上的长,补它的短,取外国的长,补它的短。这真是我们的师资。我们既然想适用我们的国语,在文学上、在科学上,有艺术上的位置,而少缺憾,自然免不了从我们的理想,使国语受欧化。

我们所以“不因陋就简”,抱住现在的白话,当做满足,正因为我们刻刻不忘理想上的白话文,又竭力求这理想上的白话文实现。这理想上的白话是什么?我答道:

(1)“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

(2)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精思想的白话文。

(3)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

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模仿它,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

人的精神作用,粗略说来,可分为理性、情感两大宗。判断殊种文学的殊种价值,全就它对于这两种精神作用。引起的效果,作为标准。能引人感情,启人理性,使人发生感想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能引人在心上起许多境界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能化别人,使人忘了自己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所以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遍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到了现在,修辞学的本源之地,须让心理学家解释;美学一种学问,又成了心理学的一个儿子。文学的作用,也只是心理的作用,任凭文学界中千头万绪,这主义,那主义,这一派,那一派,总是照着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中国旧文学是个榜样。所以我们对于将来的白话文,只希望它是“人的”文学。但是这道理说来容易,做去便觉得极难。幸而西洋近世的文学,全遵照这条道路发展;不特它的大地方是求合人情,就是它的一言一语,一切表词法,一切造作文句的手段,也全是“实获我心”。我们径自把它取来,效法它,受它的感化,便自然而然地达到“人化”的境界,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

现在我把做白话文的两种凭借已经说完了——第一,留心说话;第二,直用西洋词法。“留心说话”一条,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讨论。强写出几条办法,定然不适用的,只是“存乎其人”罢了。“直用西洋词法”一条,却有个进行的程序。我粗略写了出来,请有志做白话文的人,随时做去。

(1)读西洋文学时,在领会思想情感以外,应当时时刻刻,留心它的达词法(Expression),想法把它运用到中文上。常存这样心理,自然会使用西洋修辞学的手段。

(2)练习作文时,不必自己出题,自己造词。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章,用直译的笔法去译它;径自用它的字调,务必使它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这样练习久了,便能自己做出好文章。这种办法,不特可以练习作文,并且可以练习思想力和想象力的确切。

(3)自己做文章时,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

(4)这样办法,自然有失败的时节,弄成四不像的白话。但是万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一条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尽方法,融化西文的词调,作为我用。

照事实看来,中国语受欧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日本是我们的前例。日本的语言文章,很受欧洲的影响。我们的说话做文,现在已经受了日本的影响,也可算得间接受了欧化了。偏有一般妄人,硬说中文受欧化,便不能通,我且不必和他打这官司,等到十年以后,自然分明的。

《新青年》里的文章,像周作人先生译的小说是极好的,那宗直译的笔法,不特是译书的正道,并且是我们自己作文的榜样。严几道翻译西洋书用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然而一般的人,总说这是译书作文的正宗,见人稍用点西洋句调,便惊讶以为奇谈。这正为中国的读书人,自待太贱,只知因袭,不知创造,不知文学家的势力。文学家对于语言有主宰的力量,文学家能变化语言。文学家变化语言的事情,就是造成人为变化语言的第一步,创造的第一步,做白话文的第一步,可正是取个外国榜样啊!

George Herbert Palmer有一演说词,名Self-Cultivation in English,出版于1897年,印于纽约Crowell店。其中有一节,言文章必资语言之助,本文颇有采用。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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