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10-26 12:00:45

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初步检讨台湾大学过去之讲座制度,并论如何实现学术研究之初步准备。)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和其他日本大学一样,也和欧洲大学的制度相近,是用讲座制度的。我到台湾将近8个月,过去的事,我知道的有限,我只能拿我对于欧洲大学的认识来说,也许有很多事实的错误。这一篇文章不是在作历史的叙述,是在检讨将来的方向。如有错误,乞读者指正。

所谓讲座制度者,有若干必要的含义,有若于引申的含义,现在分节来说。

一、讲座制度,顾名思义,包含内外两个意思。内的含义是:一个担任讲座的教授,有很大的独立性,除去事情关系全校者外,他自己是可以决定的,而关于全校的事情的集中性,也要减之又减。外的含义是:一个大学是若干讲座的集合体。在此原则上建立大学的制度。

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所谓“教与学的自由”只有在这个制度之下可能尽量发展,而“教与学的自由”,又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所以一个教授若果跟一个现在中学中之教员一样,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我想,凡是相信欧洲大学制度是正统的大学制度者,对于大学中之讲座制度,原则上要赞许的。

二、由上一说引申,既有讲座之制度,则现在系的制度便很要修正。诚然,系是一个教育的单位,讲座是一个学术的单位,可以并行不悖,在英、美大学中常常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个迁就的办法,互相调整上颇不容易,其结果每每不是讲座制度不像欧洲大陆那个样子,便是系等于虚设。德国大学中,凡是一位正教授(Ordinarius),他的位置叫做一个讲座(Lehrstuhl,日本称讲座,即是直译德文),他就可以考试学生,给学位,不过他不能独裁,要会议决定,而这个会并不是我们的系务会议或院务会议或校务会议。严格的讲座制度很大的一种运用在此,所以与系的制度是不容易配合的。

三、又引申一义。既有这样的讲座,则学分制度亦不易存在,学分制度,是美国制度,是系的制度之下的产物。若用讲座制度,则是一个总考而已。诚然,系也可以总考,讲座也可以总考,但讲座制度之下,很难用学分制。

四、又一引申,假如行这样不折不扣的讲座制度,则院长、系主任(假如还有系的话)势必走于由讲座教授共选之趋势,或者校长之产生亦在此。至多可以选两个或三个,由上层择定一个而已。

假如大学是一个“智慧的贵族制度”(intellectual aristocracy),则以上的办法都是当然的。

不过,这制度在现在决不能实行,无论你如何想慕它。主要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讲座制度在欧洲虽是一个古老的事情,而其发达为近代的学制,却在19世纪之下半叶,当时的环境跟现在大不相同,当时学术发展的阶段,专家还容易成通人,现在却是很难了,当时一个人兼顾教学两方面,还比较容易,现在却两样了。

18世纪的大学教授,大体是教书匠,学会甚少,学术的刊物甚少,教员升官,不是靠研究的,所以当时大学教员之研究,可以说是“行有余力”的工作。用句现代的话,就是“业余工作”。自从普鲁士的教育当局洪博鲁特(Humboldt)提倡大学教授要研究,要“教学相长”,风气为之一变,柏林大学也就是这个风气的开山。诚然,此前的大学教授,何尝不研究,例如康德,一生写了那么些书。但看看康德的生平,可就惨极了,哲学课目之外,算学、力学、化学、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气象学……他都要教,在他的闲暇写了那些书,但他也没有很多的闲暇仔细地写,所以才把多年的稿子五个月积成一部大书,就是那部《纯理评判》(《纯粹理性批判》),读者的压倒多数认为是越看越糊涂。我们固然不要忘记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是在大学里写的,但也不要忘记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等大哲学家,亚当·斯密、利加多、门得尔等科学家,都与大学无甚关系。17、18世纪多数的实验科学家,也多不是在大学做实验的。自从普鲁士提倡新制度以后,研究的风气,自大学之外进到大学之内,在19世纪下半叶,大学几乎把学术的研究独占了。这中间诚然也有例外,如穆勒,如达尔文;也有不幸的例外……所以假如我们能跟物理学家一样,一切根据一个统计数,把特称肯定作为全称肯定,我们便可以说18世纪及以前学术研究是在大学之外,19世纪到现在是在大学之内。

学术的研究既然到了大学之内,运用得好,自然有益于大学的教育。照现在国际的情形看,教员升官,是靠他在专科杂志论文发表的多少的;教员的名望,是靠他在学术上的权威的,于是乎教育成了第二义,大学成了研究院。诚然,不能研究的教授很难是好教授,不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教书匠,是很难启发学生的,但一心一意在研究的自我主义者,时常忽略了他的教育任务。我在欧洲的经验是这样子:柏林大学始终保持这个“教学相长”的传统,所以多数的第一流学者是第一流的教书者,但也不个个如此。如世界出名的爱因斯坦,便是一个自我主义。对学生不大发生兴趣的人,当时欧洲两个最大的与汉学有关系的东方学家,一个是德国的米勒(F.W.K.Mueller),对学生极热心;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全是自我主义。由此看来,教与学合为一事,就是研究与教书合为一事,理想上必然如此,事实上并非个个办到。所以讲座教授变为研究单位的话,能不能还尽教育的责任,未可一概而论,尤其是在第二流的人物中。因为他研究已经很吃力了,既要研究的结果“多”,又要教得“好”,好不容易的。

归纳以上的说法,“教学相长”是理想,教学相仿也是常有的事实,尤其在不是大师而是在模仿家的手中,要小心这个流弊。研究如何有益于教书,而不害于教书,是我们讨论讲座制度时第一要注意的事。

或者说:有些讲座教授即不妨以研究为唯一之目的,能促进学术研究,便很够好了。我说:这话是对的,但也要加一条件。最近三十年来之学术发达,在文、史、政、法、算学等科目,虽然大多还离不开大学,但在若干实验的科学,离开大学的趋势,颇为增加。专门的研究院所,不与大学相关系的,日益增多。在欧洲多是国立,在美洲多是工厂立。这因为实验科学要设备,设备常常不是一个大学所能担负。又因为学术发展的门类极端繁细,不是专家,不能称为学者;一为专家,便容易成为钻牛角尖者。设备与专门两样的限制,又使得大学“教学相长”的意义大受影响。

认清现在学术发展的阶段,过于专门的学术如何能拿讲座制度来运用,是我们讨论讲座制度第二件要注意的事。

这一项,还有一个附带的含义。大学的讲座制度,需要很大的自由,这不待说。所谓自由者就是自我做主,就是只凭自身的计划,外来的方案减少到最低限度之谓。偏偏现在学术发展到一个阶段,尤其是在实验的科目,需要计划,需要方案,那么如何能以学术自由的方案来运用呢?这要仔细想想了。

以上两项,还是就理想谈理想。假如没有脱去了时间,至少脱去了空间,已经有些难题了,若果就现在的事实来说,更有以下好几层困难:

第一,现在的大学制度,是教育部依立法程序定的,其中自然有很大的伸缩性,然而我们却不能把它推翻。我们可以拿我们的原则去适应,却不能拿我们的主意去改变。学期、学分和考试制,这都是固定的了,我们不能完全另来一套。

第二,集讲座为大学之一种制度,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选拔学生要谨严,这在现在这个潮流中不太容许。(二)中学要好,这在五年、十年之内办不到。

以上两项,还是一般地来说,现在索性专谈台湾大学。讲座不讲座,如果标准高,不用讲座制度,也可以达到讲座制度的相等效率,虽然比较麻烦些。用讲座制度而标准低,恐怕比不用讲座制度还糟。因为一切事推进(尤其关于改革的)更不容易了。我近来很叹惜三年半来的台湾大学的经历,尤其是在接收的时候和去年夏天。

接办的时候,在台湾省,人对于祖国的热诚下是容易把这个大学办好的,恰恰那时候的地方长官不予协助,使得一位有见解的校长,一怒而去。

去年夏天,内地已经相当动乱,用大气力拉人,是比较容易的,偏偏出了一阵事,到今天,拉人的地方不如当年十分之一;拉人的凭借,更不待谈,这当然是我的能力有限。不过,事实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的。我这一些话,丝毫没有对本校同人有不敬之意,我以为我们这个大学,以全国的标准论,第一流虽然还待努力,第二流还说得上,其中确有甚多在国内属于第一流的学者。而且我们学校有许多好的风气,是很可宝贵的,如对于公务之热心、常在研究室等等,比起那些三流的大学(三流的大学在全国国立大学中占半数以上)真正好得多了。所以我们这个大学,即使不能说好,至少可以说很有希望。那么,我这些感慨是何所谓呢?我说:我这个感慨专为讲座一个问题耳。假如办一个教书的大学,这些话大半是多余的;假如办一个讲座的大学,或学术性的大学,就是说研究的大学,问题就来了。

所谓研究,尤其是在大学的研究,我们必须先检讨一番,才可以谈讲座这个问题。

研究的凭借,就个人论,靠天资,靠学力,靠意志。就环境论,靠设备,靠经费,靠安定的环境。中国的研究事业,因为科目不同,发达的程度也不同。文史学在中国本有一个很久的传统,这个传统比欧洲文史学的传统长久,所以在战前的一二十年中,可以说盛极一时,虽然说高峰不过几个,但方面的宽广,产量之繁多(假如“产量”两个字可以用的话)颇有“乾嘉之盛”。这中间有的是纯粹中国的传统,但多数是接受西洋文史学的刺激。也有些是纯粹欧洲的传统……这中间当然有许多无聊的,至少可以说坏的比好的多多了,但我们现在看“乾嘉之盛”,也还不是无聊的多于有聊的吗?两部《皇清经解》,经过时代的剥蚀,其中有永久价值者并不算多,这两部书之于汉学所可保存的,未必如《通志堂经解》乏于宋学所可保存得多。文史学以外,在自然科学中最发达的是地质学及其接近的科学,这因为有一个好的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有一个好的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有一个粹然学者,李四光先生;有一个事业领导的人物,丁文江先生。此外,一切有地域性的科学,比较发达;一切无地域性的科学,比较在后,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统计的约数是如此。这道理很容易解释,地域性的科学,中国人有特殊的凭借,非地域性的科学,则是在世界的总市场中比较,如果要出人头地,格外地难,这中间又有一个分别,不需要实验的又比需要实验的容易发达。例如算学,近年很出几位卓然的算学家,有国际的声誉。这道理也容易解释,算学的研究,只要有书,书可以带着走,可是实验的研究要实验室,实验室不能带着走。中国人的天资本是很高的,吃苦耐劳性平均不如日本人,偏又这样不安定,七七以前,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一旦刀兵齐举,斯文扫地。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研究,虽说简陋,然而在那种环境之下,还能做些工作,很博得外国学人的称赞(看Needham,Science Outpost)……

七七以前,中国的研究事业,本是在进步中,因其在进步中,也就在动变中;因其是自然的进步,所以标准确不一致。有些是伟大的贡献,虽然数量不能算多;有些是独立的研究;有些是勉强要做的独立研究;有些是非独立的研究。在我们讨论讲座制度之先,应该说清楚何为独立的研究,何为非独立的研究。

所谓独立的研究与非独立的研究,本是相对的。学术在落后的阶段中,非独立的研究可以有独立研究的相貌。例如我们把别人的题目拿来重新试验一遍,结果是“证实”……(Confirmed)了。学术在进步的阶段中,独立的研究有时可有非独立研究的相貌,例如一个大名家可以同一个更前辈的大名家合起来做一个实验,合起来做一本书。细密地说起来,独立的研究,有其非独立性,因为假如某一处一科之中聚集好几位同一路线的专家,可因互相切磋之故,彼此影响,各成名作。非独立的研究,有其独立性,因为这个被领导的研究者,总要有若干自发性,否则便成为我们学校值两个学分的论文(这个制度是一件笑话,所以行之,无非部章有此规定而已)。所以假如要我们分类,哪些是独立研究,哪些不是,哪些人能独立研究,哪些人不能,是办不到的事。

这样分类虽然办不到,但有个相对的观念,却是必要的。所谓相对者,因一科发达之程度而相对,因台湾的环境而相对。台湾大学的教授,假如采用讲座制度的意义(不必用形式),总要能相当地独立研究,就是说有作他的研究的基础,而且心中有题目,而且在进行中能步步检讨他的工作,这可谓独立的研究了。这个“独立”,就是说,不另有一位先生在面前随时帮忙。这话说来,仿佛是低调,但也并不很容易。我们有许多研究是很好的,恐怕也有些研究未必尽然。在这个岛上,切磋的人少了,若不与当代文献接触,没有通信讨论的人,一个人在家里或研究室里,虽然用功得很,闹个笑话,也未可知。譬如说,一个问题我们企在用心研究,研究的结果,这个问题在三十年前已有人解决了(这是假设的话)。这在外国也不是没有的事。所以台湾大学要想振作研究的风气,必须办到下列几件事:

一、当代的文献相当齐全。

二、讨论的环境相当良好。

三、有朋友通信。

这还是自身以外的。自身以内的是做研究工作者以前的训练,即是作为研究凭借的训练。

日本人在台湾大学留下一个研究的欲望,至于研究的凭借,是否充实,当然不一致,所以也只有分别办理。

以上所说是研究的人力。至于物力,我们学校之内或学校之外,有一种误会的传说,不可不辨。我们学校之内,常常有人以我们的设备好而自豪,外面人也说“台大设备好”。诚然,我们的设备以数量论不算少,但在使用上却有下列两大毛病:

一、最近的文献缺乏之至。

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假如不能补上,旧的作用很少。旧的文献,诚然是很好,但必须有新的,才能显其用处。科学进步太快了,既然说研究,不要在人背后作,虽然不妨选其简单方便的去做。

二、仪器设备。

虽然有很多很精妙的仪器,但常常缺这个,短那个,或者生锈不适用。研究一个问题需要一套,若在这一套中缺少一段不能代替的,其他仪器尽管美妙,也失其用处。

要想补救以上两项事,用钱之数目字不必说出来,因为说出来除骇人之外,没有其他意义。办大学,作研究,本来是极费钱的事,我这一套话,并不是拿美国的标准做标准,那是我们担负不起的,当然有许多问题非用美国标准的设备不可,但是还有更多的问题不需要美国设备的标准也能做出。三十年来欧洲大陆科学之进步,就在挑选这种题目,这些题目常常也有很基础的,这话说来,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设备越差,越需要天资高明的真才。

台北帝大在日本时代,学术的地位怎样呢?我想两件事可以说:(一)工作非常刻苦,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天性,美国人工作也努力,但是又要舒服。日本人可以一面极不舒服,一面努力。(二)一般的水准比现在一般的水准平均说来高得多。至于台北帝大究竟在学术上有多少贡献,我不敢说。有原来的先生向我说,多半是第二流的学者才肯从日本内地到“台湾”来。又有人说,台北帝大专是一个政治的工具,目的在于开发台湾、南进拓殖,为学术而研究的空气并不好……这些,我因为没有经验,都不敢说。不过,我的确觉得有三项:

(一)开发的意义确实大,也确有贡献。

(二)纯学术的空气确实比较少,似乎日本人不敢或无力在“台湾”充分提倡纯学术,例如原子物理、数学、汉学、文史学等等,在日本本土的擅长处,不是台北帝大所能望。我心中理想的大学是柏林,所以跑到此地来,翻出旧来的刊物,常常感觉到不对路,不过这也是一个不情之比较罢了。

(三)他们确实留下了此古老的研究题目,例如研究罗定酸,以为肺结核病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已把这个机构取消了。

在抗战之前,日本的科学进步,确在中国之上,尤其是应用科学。这由于日本国家安定,日本人努力,并不由于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特殊的天才。假如中国最近五十年来有日本那样安定,我相信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光辉灿烂的。台湾在日本时,尽管有一个好的大学,而台湾自身是殖民地,故此大学不能不有其殊殊景象。……我们这个大学对于将来关系实在太大了。日本人当时八个帝国大学似乎成一环,各自发达其所长,中国各地的大学本来也当如此的。学术之发达,须有自给自足性。因此,台湾大学各科目之发达,不能更以致用为第一义,而必须从学术的基本上着眼。因此,我们的任务更为艰难。

照现在困难环境说,实在很难容许我们有一个一步一步地计划,今年发展这一系,明年发展那一系;今年充实这一院,明年充实那一院。只好有机会便干,没有机会的时候,则除去基本的教课外,只好宁缺毋滥。这样子,也许在两年之后,渐渐地人才更集中,研究更多,讲座的形态或精神可以希望了。

何以说要两年之后呢?就是说,我们最乐观的看法,我们也需要两年才可以更多地集合人才,在未曾更多地集合人才之前,讲座制度或者是其他的制度,都谈不到。天下无论做那一样,都要人才充实。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

读者读到此地,或者觉得我这篇文太煞风景,向我说:你开头说要讨论讲座制度,现在说了许多别的话,而讲座制度似乎说到爪哇国去了,这真合于老子的说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岂不太泄气?我说:我的意思并不如此。我对于讲座制度,心中实在憧憬着,只是我确切认定目前台湾大学做不到,必须先用两年的工夫,集中人才,再谈这个理想的教育制度。

我这个话并不是说台湾大学目前没有人才,台湾大学目前有的人才确实不少,但在我们想办一个理想的大学标准上,讨论一个理想的制度,还有若干部分隔着一个大阶段。至于问:你既然认为讲座制度或其精神,在现在无法实行,何不一语说破,而说这些变话呢?我说:现在说这些话,未必是变话,因为将来有一个远景,才可以有现在的做法,若放弃了这个将来的远景,可能在集中人才时只集中了些中学人才、专科学校人才。

问:将来有一个远景,才可以有现在的做法,请问是何做法?

答:这个远景就是学术空气极端浓厚的远景,然后此时集中人才,不以人之声望、功名为计较,而以人之学术造诣,尤其是他将来之造诣,为集中人才之标准。

有所谓“名教授”、“老教授”者,这应该分别说。“名”而有实,自然很好;如果“名”只是报纸上多见,各种职员录上多见,还是不名的好。“老”而造就出好些好学生,自然好,若果老字的解释只是教育部或教育厅的20年或25年之说法,或者3年一迁地方,则不老也好。我心中预备着集中的人才,在学问上已经有建树的,固然很要紧,而学问上已经有萌芽,前途大有希望的、年轻力壮,尤其要多多注意。我现在的想法是,国外的青年学人,此时老不肯回来,稍待一时期,他们肯回来的时候,尽量地拉,此一法也。学校的青年同事,特别是台湾籍的,有机会出去一趟,可因多所接触引起心中研究的问题,此二法也。一旦打回老家去,光复一群人来,此又一妙法也。我心中这样打算,所以才说最少两年。

等待人才更多集中了,自然因人成制。仔细的节目,现在不必预揣,但附带说下列几件事:

一、系的制度,在中国情形之下,不能废。

系的制度,本是一个教育的单位,也本是一个美国的制度,美国称作Department,我们叫做系,大体如此,也不尽然。像德国大学那样的讲座制度,是跟他的中学制度有联系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有德国制的高中,即不能有德国大学那样的制度。要想多数的、大量的学生得到大学的利益,系还应该存在。

二、学分制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制度,在中国颇为“恰合国情”。

学分制度,本是一个极其低能的办法,而德国讲座制度则是高能办法,这个分别仿佛唐朝的取士制度,一科叫做“明经”,考试时以“七经墨义”为主,只是在那里考人默写,“高头讲章”,这是低能的,这是学分制度。一科叫做“进士”,考试时考人的诗文才气,这是高能的,这是讲座制度。结果,世上重“进士”而轻“明经”,然而“进士”中确很出了些佞幸小人,“明经”中亦不乏“经明行修”之士。世上的人既然高能者少低能者多,则高能的制度,益人者少,害人者多,在这个所谓“民主时代”,高能的办法,常常被人呼为“贵族的”,“不前进的”,所以我们与其怕“鸡犬同升”,毋宁戒惧着“画虎不成反类狗”。

在学分制度、系制度之上,未尝不可采用讲座之精神,例如现在几个美国的第一流大学。只要我们达到大学以学术为本位一个目的,制度之小节上要随国情、人情建立的。

我想有一个办法,虽然不全盘采取德国式的讲座制度,却能达到德国式的讲座制度的好处,这办法如下:

一、在教授之中,设置若干有科名的教授。

现在台湾大学的教授,聘书上都写“某学院某系教授”,并没有说某一科的教授。假如等到人才更集中之后,将若干有权威的教授,可以兼顾研究和教书的责任的,定名为某一科的教授,例如中国近代史教授、理论物理学教授等,这便无形之中在教授内分作两级了。当然,这个人选要很认真的。北京大学当年曾一度有“研究教授”之设,我看这个名词不好,因为专作研究不负教育责任的,实在不应叫做教授。这个办法如果认真办,事实上即等于讲座。假如尝试这个办法,必须在人才更集中之后。在实行时可能遭遇很大之困难,因为中国人的脾气,是“一字并肩王”的民主,就是梁山泊的好汉一齐坐交椅。椅与座在英文都是Chair,实在是一件东西,若果现在办这件事,徒增纠纷。

二、人才充实了,便去设研究所。

教育部对于大学研究所之设置,注重在研究生,就是美国的Graduate School,德国则无所谓研究生。我想只要我们学校的先生们,在某一科成了权威,便可设研究所,不必问研究生之有无。

以上都是在现行教育制度之轮廓下如何采用讲座制度之精神,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最后说一件事,就是我们如何集中人才。这个责任在校长身上者少,在院长、系主任身上者多。《尚书·秦誓》上有一段话,我一生服膺,现在抄在下面: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把这段文章翻成现代的话是这样:

我心中刻苦地想:如果有一个人,断断然并没有别的技能,只是他的心境很平善,而且有客人之量,别人有的技能像他自己有的,别人有的辩才和聪明,他满心欢喜,跟从他自己的口里出来一样,很能包容他们。这样才能保我的子孙人民,是很有利的!别人有技能,忌妒得恨他,别人的辩才和聪明,堵着他,使他不能表出,并不能容他。这样子不能保我的子孙人民,那就危险了。

方才说了“高头讲章”,现在果然就写了一段“高头讲章”,训诂家一定要找几个错,我想大意是不错的。这话说来虽然“封建气味”太重,但道理还自真实。我们这一个缺乏人才的国家,假如破除一切个人的关系,求人的标准唯贤与能,还有办法。若果不然,那真没有办法了。

我相信我们在校负集中人才责任的诸位先生们,都是“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所以我对于我们学校的前途,大有希望。

等到人才集中,我们再去作法立制,也许到那时候教育部可以容许我们更多立制之自由了。

(作于1949年10月1日,随1949年10月24日《台湾大学校刊》第四十一期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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