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学平《那年,我去当兵》

    作者作者:吕学平 文章来源来源:原创 手机版:吕学平《那年,我去当兵》手机版 2019-12-03 11:07:25

    摘要:但凡当过兵的人,都难以忘却当年入伍时那些动人心魄的记忆。而我对于那段过往,更是刻骨铭心,因为,它有着道不尽的跌跌宕宕、曲曲折折。19

    但凡当过兵的人,都难以忘却当年入伍时那些动人心魄的记忆。而我对于那段过往,更是刻骨铭心,因为,它有着道不尽的跌跌宕宕、曲曲折折。

    1972年初冬,寒意肃杀。我们一伙民工正在离家几十里的治河工地上顶风冒雪“战天斗地”,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哥哥托人捎来口信,说家里开始征兵了,问我是不是回来试试。民工带队的大叔对我回家验兵的请求十分为难,挠着头皮,皱着眉头,嘴里一直在嘘溜。因为还有三几天就要收工了,“一个萝卜一个坑”,民工们谁不想早一天离开这又冷又累的鬼地方。可能是此请求非彼请求,大叔说,回去吧,说不定还能混个军官干干。

    我1965年升入初中,五年后稀里糊涂拿了个高中文凭。那几年,社会上虽有推荐上大学一说,但都离我很遥远。我的祖辈代代种田,父亲对“吃公家饭”的基本两眼一抹黑。我知道,要想闯荡世界,唯有当兵一条路子,就是这条路子也难说走得通。

    回到家,报名的期限已过,好在大队民兵连长是我近族大哥,专门到公社武装部说情为我报了名。体检目测那天,公社完小操场上站满了年轻人,开始检测分组列队围着操场跑步转圈,跑着跑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学平,把拳攥起来!”原来我平时跑步习惯耷拉着手掌,接兵的军医怀疑我手腕有疾,意欲“拿下”,幸被旁边待检的同学发觉。真悬!要不是同学提醒,这验兵的第一关可能就败走了麦城。

    正式体检我自觉身体无大碍,只是小时胸前生疮留下的银圆大小的疤痕让我心里打鼓。最后一关,一名军医把我带到主检室,就是身体合格与否一锤定音的地方。主检师反复看了我的体检表,又用小尺子把身上的疤痕上下左右量了个仔细,然后在体检表上重重地划了几笔。我担心得要命,偷偷瞥了一眼:陆军,基本合格。这合格还有等级?我喜忧参半。

    等消息的日子实在难熬。一日,哥哥气喘吁吁地从学校跑回家告诉我,接兵的指导员来村家访了,听说没有咱家。我突然意识到“没戏了”。不知当时哪儿来一股子冲动,我转身冲出门外。大街上,一群孩子簇拥着一名推自行车的军人,我冒冒失失迎了上去。指导员很年轻,中等身材,穿着庄稼人万分羡慕的军大衣,端庄脸庞,慈眉善目,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格外光彩俊朗。我先报上姓名,并自我介绍验兵身体合格,邀他到家做客。不是家访对象,人家哪肯答应。我有失礼貌地抢过自行车,径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我家土房西屋是我的“属地”,墙上碱土一个劲儿地下落,破裂的窗纸随风而响,已是朽木的桌子底下常有老鼠出没。指导员进屋坐下,冻得不停地跺脚。全家人开始忙活起来,父亲和哥哥用玉米芯燃起火盆取暖,母亲和嫂子点上大灶烧上开水,奶奶捧出家中唯一能招待客人的生花生。指导员不吃不喝,始终面带微笑,除了“谢谢”,三缄其口,那场景多少有些尴尬,但我觉察到他的眼睛四处放光。墙上挂着一幅毛笔书法,内容为毛主席的《长征》,落款是我;炕头上散乱着一堆书籍,有《三国演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乘风破浪》《红旗飘飘》,还有我和哥哥初高中读过的数理化课本等;书堆旁的方砖上有一盏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靠灯墙面熏出的油煙黑乎乎一片。指导员主动开腔了,他指着墙上的字问:“你写的?”我回答是。他又起身翻看着那堆书说:“你看的?”我嗯了一声。我们的对话好像挤出来的似的。客人要走了,当他在胡同口从我手里接过车子,竟迟疑地停住了脚步,沉思片刻说:“明天你到公社武装部去一趟。”这突如其来的意外,顿时让我心里掀起了波澜,莫非有转机?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了公社大院,这在我应该是平生第一次,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大院的一角停放着一排自行车,阳光下放出刺眼的光;那些出出进进的公家人,衣冠楚楚,走起路来透着几分神气;机关食堂后窗里,一股令人馋涎欲滴的香气扑面而来……多年来的自卑感更加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在武装部办公室里,指导员让我把他亲自起草的一封感谢信抄写到大红纸上,并给了我笔墨纸张。原来是这事!我大失所望,心里一下子凉透了。

    感谢信是写给公社的,表明新兵将要启程了。信的开头我依稀记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高奏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接兵小组来到贵社……”回到家,我极尽十来年临帖的童子功,认认真真用行书完成了这份作业。

    村里的父老乡亲知道我为接兵的首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纷纷议论我当兵估计“有瞅”。奶奶也说她前天晚上梦见多年在村小学教书的宋福深老师到家来了,宋福深,会不会指导员是“送福神”真的把你带走。当时的我,虽仍心存一线希望,但更多的却是心灰意冷、黯然神伤。

    就在新兵发放衣服的前两天,我又遵命不明所以、焦躁不安地赶到公社武装部,指导员一面为我拍去肩上的灰尘,一面笑容可掬地告诉我:“你被批准入伍了。”啊?我诚惶诚恐,恍如梦境,于惊愕、激动、喜悦、无措中呆站了许久,眼里流泪了。指导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出现范进中举的状态,我们接兵的可就惨了。

    我从武装部长那里得知,指导员叫杨其龙,部队陕西,老家湖南,高中毕业,1966年入伍。公社党委书记的那句“杨指导员的学问全公社脱产干部没几个能赶上”我至今没忘。

    三年后,我身着“四个兜”回家探亲,专程看望公社武装部部长,他说当年我当兵还真有点戏剧性色彩。新兵定员我早已被打入另册,家访过后,杨指导员重新翻出我的档案,执意要带我走,并打算留在他的连队。新兵员额有严格的要求,有进必有出,换人?武装部长不松口。那天,二人围着火炉僵持到深夜,最后勉强达成武装部长也调换一个的妥协。巧的是后期有人主动放弃入伍,被调换下的也再次“入列”,结果皆大欢喜。我的好指导员,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这事你怎么只字没提呢?

    十七年漫漫军旅路,从士兵到校官,从初中一年级到军事大学,我感恩部队,感恩那些扶我一把的人们,而老首长杨其龙指导员之于我,更是恩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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