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卯字号的名人（一）》散文赏析

卯字号的名人（一）

为了记录林蔡二人的笔墨官司，把两方面的文件抄写了一遍，不意有六七千字之多，做了一回十足的“文抄公”，给“谈往”增加了不少的材料，但是这实在乃是欲了解“五四”以前的北大情形的资料，不过现在已经很是难得，我恰有一册《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里边收有此文，所以拿来利用了。我本来还有《公言报》上的原本，却已经散失，这回转录难免有些错字，只是随了文气加以订正，恐怕是不很靠得住的。现在这重公案既然交代清楚，我们还是回过头去，再讲北京大学的事情。那时是民国六年（一九一七）的秋天，距我初到北京才五六个月，所以北大的情形还是像当初一个样子，所谓北大就是在马神庙的这一处，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筑中，第三院的译学馆则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完全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其时那正门也还未落成，平常进出总是走西头的便门，即后来叫作西斋的寄宿舍的门的。进门以后，往北一带靠西边的围墙有若干间独立的房子，当时便是讲堂，进去往东是教员的休息室，也是一带平房。靠近南墙，外边便是马路，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作“卯字号”，随后改作校医室，一时又当作女生寄宿舍。但在最初却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以及胡适博士，还有谈红楼故事的人所常谈起的，沈二马诸公——但其时实在只有沈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沈士远与马衡都还未进北大；刘半农虽然与胡适之是同在这一年里进北大来，但是他担任的是预科功课，所以住在译学馆里。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这件事说明了极是平常，却很有考据的价值；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那时胡适之刘半农和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四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说，陈朱二刘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希的老博士了（胡氏亦已逝世）。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国初年进校的吧，别人都在蔡孑民长校之后，陈独秀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第二年里了，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里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后来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教师所说的“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线”，仍用方音读若“艳”，与厌字音便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厉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直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了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的前后，文学革命运动兴起，校内外都发生了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和《妖梦》的小说，是专门攻击北大，想假借武力来加以摧毁的。北大法科有一个学生叫作张豂子，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这些事上文都曾经说及，当时蔡孑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但这两件事似乎都是例外。从来学校里开除的，都是有本领好闹事的好学生，北大也是如此。张豂子是个剧评专家，在北大法科的时候便为了辩护京戏，关于脸谱和所谓摔壳子的问题，在《新青年》上发生过好几次笔战。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文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我为黄季刚同在北大多年，但是不曾见过面，和刘申叔也是这样，虽然他在办《天义报》《河南》的时候，我都寄过稿，随后又同在北大，却只有在教授会议的会场上远远的望见过一次颜色；若黄季刚连这也没有，也不曾见过照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