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1-03-25 11:04:51

怀念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

常任侠

我在青年时代,就看到过诗人泰戈尔,他有一双炯炯的深澈的目光。透露出无限的智慧。他的波纹的长发与美丽的须冉,如一古代的圣者,既潇洒又庄严,给我留下永不能忘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我十八岁时到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去读书,同时也到东南大学去听文学课和其他名流的学术演讲。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诗翁来华讲学,到南京,就在东南大学的体育馆为听众讲诗,当时的翻译者是诗人徐志摩教授。听众云集,挤满了广大体育馆的所有座位和空隙。诗翁泰戈尔清越的声音送入每个听众的耳里。他的诗篇如初升的新月,万里清光,照彻宇宙,也如盛放的百花,异香馥郁,飘散园林。从此我就时常诵读诗翁的著作。文学研究会所译印的《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等,都是常放在我身边的诗册。泰戈尔的诗,在我青年时代的心灵中引起多少次玄思冥想,想象雪山的那一边,有一位大德长老,行吟林间,他的理想是要扫除一切秽恶,消灭一切压迫,让人间充满和平,成为真正的极乐世界。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人间有如一家,互相亲爱,并且爱及禽兽,爱及草木、昆虫,它繁荣孳生,变成理想的天国。我被诗翁的哲理所教育,心情向往,因此我也学诗,歌颂我梦寐以求的新的社会。泰戈尔翁可以说是我青年时代学新诗的导师。

一九二八年我再入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探讨古典的乐章,探讨佛典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探讨变文与戏曲,探讨音韵与梵呗,从汤用彤先生学习梵文与《金七十论》,读支那内学院所刊行的《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我又向往印度,想起我所师法的泰戈尔诗翁,若果能到他所创办的世界艺苑(Visva-Bharati),去探讨中国与印度自古以来的文化关系,两国在宗教与艺术上的密切联系,这对于东方文明的传播历程,将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很愿步法显、玄奘的后尘,为学术作出贡献。

但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当我修完大学的课程之后,从一九三一年起,就留校任教,到一九三五年我才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大学去,进一步研究这些课题。日本的古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深,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和印度,途经西域,汇集了中央亚细亚各民族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最后才到达日本,因此在这一条宗教与贸易的丝绸之路上,沿途采集了不少异卉繁花、音乐、舞蹈、绘画、雕刻、诗歌、传说,以及各民族的许多智慧,都随古代哲人的行脚以俱来。我很想常住日本,多得善知识们的教益,然而在东京大学两年之后,战端旋启,就不能不回到南京大学。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的山城中,由于受到一些飞来的压迫,遂去昆明,这就距离印度更进一步。一九四五年秋,德、意、日法西斯全部崩溃,我在昆明东方语专任教,印度泰戈尔大学来聘,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可是当我来到泰戈尔翁所手创的圣蒂尼克坦时,诗翁已经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去世了。

圣蒂尼克坦,意为和平村。距加尔各答九十九英里,接近保儿坡这个小车站。原来这周围的一片荒凉土地,是印度的古老民族山达尔人所居。他们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他们与雅利安人人种不同,而是与达罗毗荼人有相似之处。在这里的古高原地层上,常常有古木的化石出现(我至今尚保存着一段,留作纪念)。诗人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于一八六三年开辟基础的。泰戈尔翁接着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和平村,一个森林大学。

泰翁在青年时代到英国留学,以优异的文学成就,驰名艺林,并且得到国际的推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返印以后,既不愿为官,更不愿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工作,他看见数百年来印度民族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帝国的统治下,民族文化奄奄一息,便想如何去加以拯救。他请求父亲把这一片荒原赐给他,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创造一个全世界驰名的高贵事业。于是,这个事业便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开始了。

这片荒原上原无树木,泰翁在这里开始建屋种树。在这干燥贫瘠的土地上种树是艰难的,创造者是坚毅的、耐心的,一株株、一行行,逐年逐月地种起来,蔚然成了森林,你可想见这是费了多大的精力浇灌栽培出来的。树的年轮就记载着这个大学的年龄,人们脸上的皱纹,就记载着在这里创业的艰辛。当我来到这里时,和平村已经是茂树繁花、檬果树成林的乐园,到处有鸟的歌声与花的香气,漂浮在和平而静美的森林中间。

印度的古代哲人,苦行悟道,多是遁迹在森林之中,婆罗门教和佛教信徒往往如此。这里却是先造森林,而后有了修道的环境。一个个住屋隐于林荫中,四周围的山达尔人仍来牧放牛羊,吹着牧笛进出于这个乐园,毫不相忤。园中横贯着一条古来的牛车道,在砂粒上印出辙迹,挽车的牛角上包着发光的金属,牛项上周绕着一串小铃和彩色璎珞,农村人把它装饰得如自己亲爱的伙伴,这种和平亲善的气息,使人与动物之间也非常融洽。于此我仿佛走入古代诗人伽利达萨的著作中,仿佛看见《沙恭达罗》中的人物。泰翁理想的印度文艺复兴就奠基于此。首先,我觉得这个气氛就是非常优美的,是有诗情,有画境的,是有宗教般的虔诚与和善的。这就是在荒原上出现的和平村,出现的世界艺苑的初基。

从圣蒂尼克坦向西去六七里还有一个村子,叫师利尼克坦,意思是自助村,也是泰翁在一九一八年左右所建。在这里,印度的民间艺术如制革、制陶、织布等工业得到发展。这里所做的羊皮坐垫、皮包、小盒、陶碗、花瓶等,花纹优美,色泽古雅,驰名远近,泰翁请来了名匠,教育山达尔的孩子们使他们成为工艺上的名手,自助助人,为印度的民俗工艺展放了光彩。和平村与自助村是互相配合的,人们要为民族的文化尽一些力量,不仅要动脑,也还要动手,思维与形象创造出美好的图景,就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来圣蒂尼克坦做客,他在农村创办的晓庄师范,也和这里有不少类似之点,虽则他们的形式与目的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伟大的理想都是可尊敬的。

泰翁在圣蒂尼克坦接纳从各地来退休的学者、艺术家、宗教家等,凡是来者,可以试住三日,彼此合意,便可永住下去。在圣蒂尼克坦有不少高年硕德,优游岁晚,是他一开始就立下的制度。所以这里也叫阿息阑姆(Asrama),也就是修道院的意思。泰翁在这里办学是从小学办起的,最早收了五个小学生,一说十二个小学生,这十二门徒,如今都已经是皤然老叟,存者无几。我的好友木库德,便是其中之一。一位老人告诉我,当初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人烟很少,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些强盗们到包尔德温去劫财物,来这里无人处分赃。和平村种树造屋,陆续建成。在村后树下,有一个很小的神庙,这是原来的住民崇拜的,至今每年加利祭,还有人牵来羊,宰了献祭,把血涂在那块石头上。但在泰翁未来之前,这个加利庙前却是杀人献祭的地方。在山达尔祭司长处陈放着一排人的骷髅,我的学生还曾亲眼目睹。如今由于泰翁的教化,这里迷漫着弦歌之音,这种古俗已不存在了。

我来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正是祭日(布加),四周远至十里左右的居民山达尔人,成群结队而至,来赶这个庙会。到夜间,男子女子各结成许多长队,击鼓舞蹈,月下踏歌,有如田雯所写《苗俗记》中的情景。这些数不清的队舞,可以通宵达旦,日出始散,就在和平村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一时江湖艺人、商业小贩,纷然来集。在这个露地市集上,可以收买到各种土俗的东西,这些民间艺术品往往是都市中所罕见的。我曾收集到各式的银釉陶偶与铜铸的足铃,还是古代石刻中所遗留的形式。归国后我曾捐赠给清华的民俗资料室,余下的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大学所处的环境,它是多么接近下层人民,愿意和人民在一起。它远离都市,远离帝国主义者所散布的臭气,远离奴化人民的所谓文明,它呼吸着乡土的朴质气息,了解人民的疾苦与喜乐,它回复到古代哲人在森林中修学的境界。但是这里对于现代科学与现代艺术的成果,也非常热心研究。由于泰翁是现代的伟大诗人和画家,在大学的图书馆和他人的藏书室中,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供人参考,为新的印度的文艺复兴作出贡献。

我初到印度的加城,就参加了对甘地先生的瞻拜大会。他在市郊布道,他说的是印度人民应该说印度语言的问题,这在加城爱说英语的地方,是有爱国主义复兴民族的深远意义的,这时印度还在英国总督的统治下,还未独立。我到和平村的第二天,这里欢度布加(祭神)节,甘地先生也来到和平村。他原是这里的校长,有一间小土屋,就是他的住室。他为大学的师生研究人员布道,说不可接触阶级是我们的兄弟,不可歧视。他讲道之后,继以献捐,捐的钱要送给不可接触的人们,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在这个会场上我看到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平村有一位盲乐师,他是从民间艺人中招请而来的。他原是流浪乡村的乐人,现在大学就是他的家,他把许多年勤俭积下的钱倾囊献出来,愿对不可接触的贱民兄弟有一点涓埃之助。我拿了一张甘地翁与泰翁的合照请甘地翁亲自签了一个名,也捐献了五卢比(这是每个请求签名者都应交纳的数目)。

在春节来临的时候,这里更加热闹,我曾参加这里的泼水节。人们用红水互相泼洒,洒得满头满身,一件白衬衫变成个花衬衫。在吉庆的日子里,并且在头上洒红粉,互相祝福。泰翁对中国特别亲善,他制定用中国式的黄色长袍作为节庆礼服,使节日的气氛显得格外热闹。泰翁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这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法源寺双栝庐宴请泰翁的宴会上,梁任公先生赠给泰翁的,他一直沿用着,还刊印在他在中国的讲演集上。这也是中印友好的一段姻缘。

在和平村,有一个中国藏书馆,这是谭云山先生的劳绩,谭在新加坡的华侨学校教书,钦仰泰翁,来到和平村学习。新加坡华侨李俊承信仰佛教,来印巡礼佛迹,热心好义,捐了一笔资金,为建馆之需。谭回中国,又捐来了一部木刻佛经《青龙藏》,这就是图书馆的建设初基。其后又得到中国政府的协助,藏书室改建二层,又建筑了两厢,这就成了中国学院。院中沿墙种着朱槿与茉莉。门前有一株大红豆树,红豆熟时,落满地上。我把中国和南洋寄来的邮票送给孩子们,孩子们就拾红豆送给我,至今我还保存着一瓶,作为永久的纪念。印度学者研究中国学的,就来这里学习中文,读中国的佛经。这为在和平村的中印学会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谭有三个子女,是在这里诞生和培养的,谭文和谭立,都长于孟加拉语。最小的贾美莉,是泰翁布名,想来都已为社会工作。

中国学者先后来这里讲学或做客的有许地山、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等先生。大学校园有一茶亭,冠以徐志摩(Sujima)的名字,我在校任教时,住的房间墙上有几点颜色,据说还是徐悲鸿先生作画所遗。悲鸿先生为泰翁和甘地造像,炯炯有神,深受大学重视。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有竺可桢先生率领一个代表团来访,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共同的摄影。国联的文教处郭有守先生,远道来访,欣然道故,大学为他开了崇敬的盛会,这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增进使人永久难忘。

有不少国际著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或做客。如法国的勒维(Sylvain Levi)、意大利的屠奇(G.Tucci)、德国的克拉姆力希(Stella Kram ri-Sch)等,都在和平村的学术活动中留下不少成绩。勒维是一位梵文学者,曾著《尼泊尔》三册,为后来的尼泊尔学者腊格弥撰述《尼泊尔史》作了先导。屠奇编集《西藏艺术》,深入西藏收集宝贵的艺术品,便是在这里任教的时候。当他在加尔各答编艺术品目录时,我曾访问过他,屠奇的收集品确是洋洋巨观,他请我浏览在西藏各大寺所得的画布挂象、金铜造像、刺绣品、经卷以及其他实物。克拉姆力希是一位考古学者,曾与阿邦宁·泰戈尔合编印度东方艺术学会年报(Journal of the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这个纯学术性的巨册,用手工纸印成,学术价值甚高,我所得到的至今都宝之无失。阿邦宁·泰戈尔是诗人泰戈尔的侄子,为印度首席大画家,出其门者甚众。徐悲鸿先生在和平村时,和他相交甚善,每次向我称道他的艺术。我到时,阿邦宁任大学的校长,但眼已失明。我每次在他身旁共话时,他总是握着我的手,抚摩着我的衣服,无上亲切,使我感觉到如对一个肃穆的古圣者一般。他高龄失明,留下了不少严肃而认真的画幅,作为后继者的典范。

泰戈尔留下不少现代作风的作品,陈列在他的纪念馆内。纪念馆还陈列着他用过的画笔和颜料。他的继任者是阿邦宁·泰戈尔。泰翁的儿子是一位植物学家,大学里有些珍异的树种,便是他所种植。泰翁的孙子泰无量,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能写汉文,能说流利的华语,曾来北大留学。阿邦宁先生去世后,由艺术院院长南达拉尔报司先生任校长,他是在阿邦宁之后的印度首席画家,他为我所做的线描,至今世袭珍藏。还有为我作画的碧诺德穆克济、马速济,都使我怀念。

我在大学任教,讲的是中国艺术考古,中国文化史和日本语文,我带去一些汉画拓片和照片,为研究同好者讲述。中国文化史是为中国学院的研究生而开的,至于日语则是一位日本教授战时返国,因需要而补其缺。学院的一位梵文学者巴贝特教授,他愿学习日文,我愿学习梵文,彼此共同研究佛典,得到很大的益处。惭愧我未能做和平村的永久居民,若果能在这圣地的安静林下,日积月累地继续研究下去,我想也会做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使我最难忘的是和平村的那些朋友们,除了巴克济(华名师觉月)、巴贝特、普乐坦(华名白乐天)、泰无量、沈明等,我们在北京尚曾一度会见。钱达先生及其夫人是我在和平村的老友,于一九五五年率领文化代表团来华,我在《东方艺术丛谈》一书中曾著专文论及,并收入他们的照片。其他都只是在梦里相逢,远隔天涯。不过在和平村的许多生活印象,却使我静言思之,仿佛如现目前。当朝阳初上,在檬果的林荫中散步的时候,泰翁的诗境,就漂浮在鸟语花香之中,当月下听歌,在音乐院(Sangit-Bhavana)前席地而坐的时候,那些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们,那些发如卷涡的乐师们、舞人们,他们的脚铃的声音,永久在我的记忆中震荡。我仿佛听到霓裳羽衣的天竺妙舞,又在月色的清辉中,随风而至。当我在树林中讲学的时候,上面有唧宛鸟飞来鸣唱,落下的花朵,飘散在身上。牧童们有时吹着小笛,从旁边走过,悠然自得。在诗人泰戈尔邸寓前,种着各色的玫瑰香花,展布开阔的花圃,这又是我们常去徘徊的地方。早晨在曼达尔(Prayer Hall)晨祷,傍晚坐高台上闲话,看落日的余晖,看星星在夜语,听昆虫的合唱,无不富有情味。我怀念和平村的那些老人们、青年们、孩子们,他们都是那样古朴、真实、无邪、可爱。我并且怀念为我治餐的前后几位厨人:波拉、堪奴、古鲁尼,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在这个乐园里,他们关怀人、帮助人,永使人不会忘记。我临别和平村时,在茶会上向会众致词,叙述一些琐事与感受,眷眷于怀,至今也未忘却。

一九四八年我到加尔各答去为侨胞办报并教学,巴贝特教授从大学致函,希望我再回去,接着他自己亲来挽留,表达大学对我的厚意。我保存着这些文件和盛情,但我在加城的工作,已使我不能离开。国内开展着有史以来的变革,人民在向我召唤,我应该为华侨的文化,祖国的建设,尽一些力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离开印度东归了。去时一身飞过喜马拉雅雪山,归时却装满了几箱艺术考古书籍和艺术品,绕过了东南亚的海程。加城的朋友甘歌利(O.C.Gangoly)赠送了他的《色彩》艺刊(Rupam),垢师(Ajit Gosh)赠送了他的康格拉细密画,沈(Justice Sen)赠送了他的古吉拉特铜雕,以壮行色。这几位印度第一流的收藏家,都是我在和平村认识的朋友,彼此都互赠过藏品。他们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使我深深怀念。

泰翁建设了和平村,建设了森林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推进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印度的古代文明,重新发扬了灿烂的光辉,照耀东方。我有幸在圣蒂尼克坦度过了一段时间,希冀能像玄奘法师在那烂陀一样,为沟通中印的文化事业永远努力,作出贡献,以报答和平村的可敬的朋友们对我的厚爱。

常任侠,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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