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论苏曼殊其人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1-04-24 17:32:58

附录二:各家论苏曼殊其人

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孙中山,录自柳亚子《曼殊余集·附录六》

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并不曾好好儿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不管是古人的,是现代的,天天拿来读。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所以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也是十分透澈,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点做癫癫疯疯的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章太炎做的文章(指《曼殊遗画弁言》 一文——注者)上,说他不解大事,几乎形容他是一个傻子,其实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太炎和刘申叔冲突的原因,他完全是明白的。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甚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地跑来告诉我。照这样看起来,当曼殊做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到底由乱吃乱喝的结果,成功了不可救药的肠胃病而死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象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柳亚子《记陈仲甫(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

香山苏元瑛子谷,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于朋友竺挚,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虽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齿列。少为沙门,深通英吉利文字。稍长,乃习珊斯克利多书,尤善画,以艺文自放。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若黄节之徒,亦其次也。岂与夫录名党籍,矜为名高者,同日语哉?……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

——章太炎《书苏元瑛事》

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是极进取的。晚年虽形似退守,其实并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后转走。我以为他晚年讲的话,实在是表示他在极端愤激,因为愤激,有时候也许形成心理的变态而发生出变态的言论了。他一九一五年(乙卯)三月给我的信,有“阿崔欲来游学,我甚不谓然;内地已有‘黄鱼学堂’。吾谓多一出洋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这一段话,是最容易被人错认做顽固党的,也许顽固党会引以为口实。但是,我以为这未必是曼殊由中之言,不过愤激而已。在一九一五年,不是洪宪帝制渐近成熟的时代吗?筹安会的发起人,几乎无一个不是留学生,中间如刘申叔等,还是曼殊的老朋友,叫曼殊如何不痛心而愤激?通番卖国的曹汝霖,陆宗舆,不又都是留学生吗?此等人叫曼殊如何不骂?他骂女留学生,是因为她们奢侈浮华的生活,足以促成她们丈夫的卖国事仇而有余。举一个例子来讲,申叔是曼殊极好的朋友,申叔的变节堕落,我想是曼殊所极端引为痛心的;但申叔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曼殊对于辜鸿铭,在早年是很看他不起的。在他一九一〇年(庚戌)五月《与高天梅书》:“惜乎辜氏志不在文字,而为宗室诗匠牢其根性也。”这讲得何等明白?他现在忽然崇拜他起来,那不是明明说,象申叔这班人的翻云覆雨,以革命始而以筹安终,还不如辜氏始终效忠清朝,不失为硁硁之士吗?曼殊这一封信,本来写得很奇怪。阿崔不知是什么人?照前后的另外几封信上看来,似乎是上海的妓女,如何会到日本去留学?我又不认识阿崔,他无缘无故把这个消息来报告我,且由阿崔而骂留学生,更痛骂女子留学,真不知是那里来的一股邪劲儿?除了借题发挥,表示他极端的愤激以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了解了曼殊对当时政局的愤激心理,便当然知道他不会和一般顽固复辟党人把臂入林了。曼殊还有几封给邓孟硕的信,在一九一四年(甲寅)写的,都写着“宣统六年”的纪元,未一信还写“皇帝宣统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号”,那是更加显明着在玩世不恭的开玩笑了。这几封信内有在 《南社丛刻》上发表过的,我当时恐怕人家误会曼殊的意思,所以把辜鸿铭改作□□□,而皇帝与洋皇帝的纪年,也被我删去。如今在《书札集》上,我已还他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在此附带说明一下。明白了这几封信只是曼殊愤激时的变态心理,然后曼殊的正统思想,可以继续研究了。

曼殊的正统思想,可以分几方面讲:关于种族方面,他的民族观念,是十分热烈的,在他的著作中间,随处可以找到。无忌在《曼殊逸著两种后记》中讲:“曼殊知道记那些明末的忠臣烈火女遗事,曼殊知道译印度人在亡国后痛苦的嘶声;就是同样的曼殊,译拜伦痛哭希腊的哀歌,骂媚外的广东人(《 呜呼广东人》),谈荷人待爪哇华人的苛虐(《南洋话》),写无政府主义女杰郭耳缦的气焰(《女杰郭耳缦》),曼殊岂止是一个作绮艳语,谈花月事的漂零者而已。”这几句话是很不错的。关于政治及社会方面,他也非常急进。上面所讲《女杰郭耳缦》 一文,便是一个证据。此外,如 《露伊斯美索尔遗像赞》,如《海哥美尔氏名画赞》,都可窥见曼殊心理的一斑。在《惨社会》上,更有许多具体的表示……在《碎簪记》中,攻击资本社会的拜金主义,也十分厉害,关于宗教方面,他是很看不起耶教徒的。他在《断鸿零雁记》第六章讲罗弼牧师的一段,他说:“余特慕其人,清幽绝俗,实景教中铮铮之士,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那末,除了罗弼牧师以外,在曼殊心目中,一般的耶教徒,当然都是“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了。对于佛教,他是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在《答庄湘书》上,及《断鸿零雁记》廿三章与湘僧问答一段,十分明白。杨鸿烈说,曼殊的理想,倘然实行起来,便是佛教中的马丁 ·路德,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了。关于两性问题,曼殊的思想比较落后一点。他在《断鸿零雁记》第五章讲雪梅一段,攻击代办婚姻和买卖婚姻,非常透彻。但在《绛纱记》内,却又攻击“黄鱼学堂”的不贞了。我以为曼殊是主张恋爱自由,而反对自由恋爱的。在前者近乎固定的一夫一妻一制,即结婚之权,操诸自己,但“一与之齐”,却仍旧要“终身不改”。在后者是主张恋爱有流动性,可自由结合,即可自由脱离,或者同时可以对于几个人发生恋爱。曼殊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这当然是时代的关系了。曼殊在《碎簪记》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祸水也”',颇近叔本华的女性憎恶论,其实只是他做恋爱小说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婆罗海滨遁迹记》内,却确确实实的说了女性许多坏话。这一部书很奇怪,不知究竟所谓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的捣鬼?倘然属于后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过。但他在书中还是少不了贤明的女性,他写了一个很好的“壮者妻”出来,又立刻把他自己的议论打破了。曼殊之对于女性,为憎为爱,真有些难于分别吧。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

他(曼殊)的外貌,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仿佛很冷淡,其实骨底里非常热烈,不过不表现于脸上罢了。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国事时,他便道今夜只谈风月。同盟会在日本进行的时候,他也没有入会;虽然他的朋友都是革命党人,甚至于开秘密会议时也不避着他。但当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在上海起义,消息传到南洋去时,他忽然热烈起来。此时他正在南洋教书,没有旅费还来,便将书籍衣服完全卖去,一定要赶回上海。在尚未还国以前,他写一信给我,其中有诗两句是:“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并说道:“遥知亚子此时乐也!”从这几句话,可以知道他对于革命希望的热烈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上海城隍庙开辟商场时,他说卖糖粥的从此没有生路了;能开店的都是有资本的,小贩生活将绝了。他平常绝不谈社会问题,然而无意之间却露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柳亚子《苏曼殊之我观》

夫天地生才,由来非偶。既畀付以特殊,将期许而无已。况复翱翔瀛峤,眷恋神皋。定交杵臼之间,侧身顾厨之列。头角崭露,卓尔不群。固已逐龙虎于风云,随几复通声气矣。而乃心性湛然,忘情物我。慈祥恺悌,磊落光明。若吾师者,不可慕哉?特是人间污浊,原未可溷其清高。一旦委形影,绝尘鞅,无挂无碍,飘飘而作逍遥游者,固亦宜然。

——陈去病《为曼殊大师建塔院疏》

曼殊虽然是和尚,但他决不如一般宗教徒的一味迷信。章太炎先生说得好,“皈依净土,非丈夫干志之事。”就如他的祝佑梵天帝释,也不过于病苦呻吟之中,无可奈何之下,聊为说说,以求得些口头的安慰罢。我们且看他在《答庄湘书》,攻击崇拜偶象,和应赴之说,是何等的厉害!

然则曼殊何为又要以沙门自居呢?原来佛门里除了迷信之外,还有一些法宝,—— 如唯识的论理,和禅定的境界,—— 可以令你顿时弄到这世间的事物,都要“非空非有”,连你自己的身躯,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只要你肯去弄。我们都知道曼殊是个恨人。他要忘怀苦恨,他要以情求道,这些岂不是济急的良方。可惜他却卒归失败,他尝一次叹息的说道:“学道无成,思之欲泣!”这情形,恐怕就是逃不出严复所说的“徒矜作达,无补真忧”的公式罢了。

清朝以异族狎主中华,是一种强奸的行为,少有气节的人,都是不依的。他遂施用驻防的政策来镇压之,并叠连大兴其文字之狱。中原处于辇毂之下,不惟士习婀媮,醉心利禄,即有一二魁儒,少明于所谓“种族之大齐”的,亦詟于专制的淫威,噤若寒蝉。俗语说得好,“山高皇帝远”,在我们广东便很不同了。我们广东,僻处海隅,加以民族性的傲岸自尊,真可以说是民族思想萌植的场合了。我们的乡先正,抱有种族之痛,而形之歌咏的,便往往而有;陈元孝的“江山无地限华夷”诗句,不过尤为传诵的罢了。(闻《岭南三家诗钞》 内边,“幽期空负钓鱼翁”, “年年磨剑候风尘”等句子,都是“反清”运动的隐喻云。)曼殊少长岭南,既备飨其说;—— 这话也并不著空,如黄节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物,或传授者了。—— 又尝流浪四方,与外国人杂处,弱国国民的侮辱,他都目击而身受之。侏儒过虱,虽未必真有其事;然而他对国家衰弱的悲愤,亦可想见了。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势力的来源有二种:一种是排满思想,一种是爱国思想,那末我们对于大师的“检燕尾乌衣典去”,来回国看热闹的心情,也就很容易了解了。

……郭沫若先生说屈原是个独身生活者,这不过是想当然的话罢。至于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三戒具足之僧”,他的色情的热烈,就如一般解释禁欲的基督徒的养处女的心理,所谓“重叠的欲情,在他心中燃烧,而永无欲求的畅满,来息灭这继续增加力量的光明的火焰”的原故罢了。

然则曼殊又何为不在他所恋慕的女子中,拣一个公然“抚而有室”呢?我以为这都不外是他的利己见解罢。他的《答萧公书》上,很委婉的说过,“不慧性过疏庸,不敢(就是不屑)厕身世间法。”那末,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招尤招怨;倒不如各归四海,反留得后时的回味了。他说“早证法身”,固然是饰词,“学得死生大事,也是假话”。

……曼殊虽不免于悲观厌世,然亦无害他的对于世间的热心。他乃至于希望幸能留得一丝道义在这世间,便觉是此生的安慰,这是何等的切望。我们只要明白了他的热情,他的自负,那末便知得到他的洁癖,他的孤行,都是有意义的了。屈原有言:“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由此说来,消极的有所不为,自有其效用。换句话说,狷洁之行,实在难能可贵;这个世界就正少得它。而大师的遗世独立,又何可厚非呢?

——罗建业《曼殊研究草稿· 曼殊的思想》

我还记死朋友中,有一个苏玄瑛,这个人是我所不愿学,同时也是我所不能学的一个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绝一切的去处,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结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个人类中的优秀,却是在生活里面看,他倒是一个累世的人。这样的人,高而不崇,洁而不纯,于个人可称为良友,于社会绝不能不说是赘疣。

——陆丹林《戴季陶之苏曼殊观》,录自柳亚子编《曼殊余集》第5册《史料类》

他少年时本是极热心,中年后悲观极深。他的拼命吃Chocolate,八宝饭,雪茄烟,实是一种自杀政策。金钱到手拼命乱用,无钱则忍饿终日。好吃花酒,而却与他所做的倌人(名花雪南)极少交谈,盖彼之所好不过一场热闹而已,不在花亦不在酒也。彼对于并世人物,多少许可。那时的国民党,很想捧宋教仁出来组阁,我曾征其意见。彼的意思,大约对宋亦殊少许可。(大约谓宋聪明而已,并无真才实学。)他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宋教仁等所以要做革命党,不过见识尚远,人尚聪明,知道中国革命迟早总要成功耳。

——郑桐荪《与柳无忌论曼殊生活函 》

他(指曼殊)是一个感伤诗人,但同时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浪漫主义的理解与同情。曼殊许多朋友中,给他影响最多的,是章炳麟与陈独秀。他从陈独秀学汉学,从章炳麟学作诗。章炳麟是与孙文共为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的一个巨头。陈独秀是人人知道的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指导者。曼殊从这两人所学得的,不只限于诗与汉文,是事实吧。

——米泽秀夫(日本人)《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

曼殊自日本渡海东来,即到苏州,神清貌癯,穿一破旧之布衲,我等延之在吴中公学社教书,时君喜作画,为我画一儿童扑满图,尔时在清季,我辈正竞谈革命,扑满者,隐为扑灭清朝之意,惜此扇已失。

——包天笑 《题曼殊遗诗遗墨》诗注,录自文芷《曼殊上人诗册》

(曼殊)心胸意趣如魏晋间名流,吐属妍雅,而蕴藉不露圭角。游人间世,翛然如闲云野鹤,不可以常意拘,类如此矣。张融所谓:“ 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及见我耳。”又曰:“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君其几之。……曼殊遗落一切,逸韵自喜,故著述不多,亦非经营刻意以为之者。天姿绝特,于学无所不通,而深自敛抑,勿以炫世。善言《易》者不言《易》,朋辈中一人而已。

——姚鹓雏《记苏曼殊》

曼殊死在壮年里,人们多说他据有天才的华宫以外,也有着非常之努力,故能够懂得几国的文字,同时又能够欣赏了那么多的古文艺作品。如果有普通人的学力去衡量,就在时间上算,曼殊也决不能学得那么多东西。其实,曼殊有的,只是天才,天才之外,就是兴味。如果要以曼殊为苦学志士,那不已把曼殊完全看错了吗?

——梦舟《关于苏曼殊》,录自柳亚子编《曼殊余集》第六册

(曼殊)的浪漫行为,谈起来,其所以会使我们的七情在脑海里作祟,为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灵,所观察的事物,绝不肯被恶劣的社会环境所融化。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又绝不是矫揉造作,装饰浪漫的行为的,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谓文人的美名者可比,他与生俱来,就那样的豪放和任性,玩世不恭态度,思想超凡的。

每一位未出阁的丽人尽情地爱上他,自然他也是深深地爱她,不过他若是将所有爱他其中的一位女子,真的实行结婚,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师,也许会觉得左右为人难。因为结婚呢,仅有单位的可能,其余以前的所谓爱情,便非真实的爱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曼殊大师对于爱他的女人,个个都是心心相印的,诚实地爱着的,无条件地爱着的,像这种的爱,是再神圣可贵不过的,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师,任谁也都做不到,请念出他两句的遗诗吧:“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唐蕴玉《时代之苏曼殊及其他》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而苏曼殊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鲜明之处,简直有几分怪异。解读苏曼殊,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任何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均或多或少透露着强梁式的牵强。在缓缓滑过脑际难以计数的词汇中,我努力说服着自己,极勉强地选择了“形为心役”一词来为苏曼殊35年的坎坷人生来作出终结性的评语。

——林语堂

苏曼殊数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不知英诗鬼才,别有所属,唯贝多士可以当之。至于拜伦之入世践实,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

——钱钟书《谈艺录》

民元后有不少同盟会会员由于他们的政治理想仅限于排满,所以清政府垮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目的已达,后来袁氏建国后,依附于他的,颇不乏人。即如筹安会六君子中如胡瑛、孙毓筱,都是同盟会中人。而曼殊当时是赞成二次革命,是反袁的,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已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境地。惜乎曼殊死得太早,没有经历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否则,他的思想中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他与陈独秀、柳亚子均有较深的交谊,也可能会受他们的影响。

——任访秋1985年6月7日致邵盈午函

但苏曼殊他特殊的身世“难言之恫”,他的感受比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要深刻得多。这种情况,从好的方面讲,是矛盾和冲突,若是说得不好听,我看曼殊的思想有些杂乱。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或是更为助长他)成为晚清民初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冯至1987年4月24日致邵盈午函

是曼殊的为僧,出于无奈,被逼到无路可走,其时其母已归日本,曼殊无所依靠。他的出家,并非出于崇信,12岁的孩子,还谈不上信仰。但出家以后,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这就不同了,这就要守戒律,假父为玄瑛聘的雪梅,假父殁,玄瑛既被带出家,雪梅佗傺死。河合代有姊,欲以女静子嫔玄瑛,玄瑛既守戒律,自不能成婚,则守戒与情爱的矛盾,亦易明。“春雨楼头尺八箫”,当在日,“何时归看浙江潮”,即思华,当与“难言之恫”有关。“芒鞋破钵”为僧守戒,“踏过樱花第几桥”,当与情爱有关,此宗守戒与爱情之矛盾。“任礼耻任汝”,则他又信奉中华旧文化,看不惯当时的风气。这是旧文化与新风气在曼殊思想上的矛盾。他讲什么灵界诗人与爱国诗人,这又是对于诗国中所发生的矛盾。《谈艺录》谈到他对拜仑赞美的话,认为不确,这又是他对西洋诗人的认识与实际背离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的是身世之恫,戒律与爱情的矛盾。这在常人都易解决,以日人而赞助中山革命的有人,则身为日人,又何碍,于为中国效力,玄瑛既不在庙中为僧,则本可以还俗。但他的性格却不能这样,是否他的性格与屈子相似。就一般人来说,屈子不得于怀王,流放汉北,正可到别国去,孔子也周游列国。屈子却非在楚国不可。玄瑛的矛盾,却固结而不可解,这点似可探索。

——周振甫1990年11月18日致邵盈午函

像这些新道家圣徒一样,苏曼殊也有意显示出一种放浪不羁的生活风格,同时又试图用佛教教义来证明其合理性。不过,他那副和尚的外衣仅仅是一种装饰罢了,并不能为他的生活态度提供多少正当的理由,倒是给他格外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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