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梅《红蜻蜓,白蝴蝶》散文赏析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09-18 17:07:35

红蜻蜓,白蝴蝶

曾经居住了我童年与少年的老屋,终于到了翻建的日子。接父亲的电话后,趁双休日,我决计回老家收拾。

不远处,割据了的土地上,林林总总的厂房、办公楼渐渐逼近过来。各种谣言从不同的渠道传入村民的耳朵。一种是马上就要拆迁了;一种是不拆迁,百尺泾以北将来是工业基地的居住区。两种谣言尽管相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怎样,居住面积多的人家自然合算。说是谣言,也未必。许多先是被媒体称作谣言的,结果都被事实所验证不虚。凭经验,讲求眼见为实的农民们懂得,在土地日见吃香的当下,政府也好,开发商也罢,都觊觎着自己手里仅有的一点土地。农民们心里明白,那是大势所趋。一个地方政策下来,你不从也得从。否则,不是钉子户,就是刁民。总之,你没理由不走。

农民弄不懂,自己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祖祖辈辈的这块土地,竟然不属于自己。几个“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公差,凭一纸空文,要你搬迁就得搬迁。否则,有你的好果子吃。农民预感到,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变着法儿使居住面积最大化。

于是,有钱有人脉的,就造别墅、洋房。不过,上面有规定,不能超出原来的总面积。但规定归规定,只要有人脉兼有金钱,这又当别论了。剩下那些真正的草根纯农户,要钱没钱,要棚脚又没棚脚的,就把阳台都包上铝合金,或者将废弃的猪舍重新翻建。图个光鲜、体面。

老家的宅上,几乎家家都在小兴土木。

我家那老屋实在是该翻建了。这里,先是住着我的祖父祖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翻建前面的茅房,我们一家七口都蜷缩在里面。

后来,搬进了楼房,这里一半成了猪舍,一半作为柴间。每到菜花烂漫时节,母亲还将柴间用作孵小鸡的场所。每当父母都下地后,家里空荡荡的,只有失群雏鸡焦躁的“啾啾”声,和祖父搓草绳的“沙沙”声。当然还有从门口飞进飞出的燕子。这没有增添丝毫的热闹,反倒生出许多的清幽。

再后来,农村散户不能再养猪了。于是,这里便成了鸡鸭和流浪猫的天堂。有时去老屋里取柴火,会发现几只毛色斑斓的小猫,愣愣着朝你“喵喵”。经年不修葺,雨泽下注,老屋上有些竹椽子不堪重负,挂在半空,有时会冷不丁地从芦笆间掉下一块草泥。

母亲早已将屋内的稻草、豆萁、花萁柴垛到了场角的空地上。

那是阳春四月,屋后的两排水杉树相互磨蹭着枝桠,发出嘎嘎声。多出檩条间的芦笆倾塌下来。空落落的屋内,散发出柴草、泥尘的陈腐气息。头梁椽子与墙角间,缀着一个破损的蛛网。曾网住的一只白蝴蝶,而现在只剩下一对粉白的翅膀,使人联想到生命曾经的挣扎。由于潮湿故,墙壁的低处生出盐花似的硭硝。环顾四壁,斑驳的石灰与红砖墙间,依稀着童年画的图腾。童年的嬉笑声从瓦楞间落下来,断断续续的,顽皮而清朗。

蓦然间,我发现一只蜻蜓,静静地歇息在钉子上。记忆里,那枚钉子曾挂过父亲的草帽,也挂过母亲放线的纱锭;等我够着它的高度时,就成了我挂书包、红领巾的地方。

时下还不到有蜻蜓的季节,何来的蜻蜓呢?我慢慢靠近,唯恐惊动了它。

那是一只红蜻蜓,躯体饱满生动。一双复眼灵动得能照见你。细瘦的腿脚牢牢握住生锈的铁钉,两对翅膀翼然伸展着,能看到上面生命清晰的纹理,似凌空而去。

我将手慢慢伸过去,但它纹丝不动。再用手指在它眼前晃动,它依然如故。照理,蜻蜓的脑袋能作三百六十度转动的,即使不飞走,也会灵巧地顾盼有情,何至于毫无反应呢?

我用食指轻轻一碰。

就在我指尖触到它头部的瞬间,那蜻蜓的肢体脆然肢解成无数碎片,纷纷飘落。

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那透明的红翅膀,翩翩着在阳光里起舞,久久不肯落地。

这是怎样的生灵呢?

其实,蜻蜓自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从未收起过那对飞翔的翅膀。不像鸟雀,不像蝴蝶,疲累时,可以敛起翅膀,稍作歇息。而蜻蜓即便在打盹歇息的时候,翅膀永远伸展着,时刻准备着奋飞。

尽管如此,她依然无法超越时空,从一个春天,飞进另一个春天。

屋檐下挂篮子的木钩,敲击着窗户的木框。我知道风想进来,于是推开老旧的木窗。一股小风扶起那羽化的翅膀,在四壁间寻寻觅觅。

恍惚间,我眼前幻出无数的红蜻蜓,背负着太阳的光芒,在原野上飞翔……

呵,那是少年时的红蜻蜓吗?

往事茫昧,我耳际回响起童声优美的旋律:晚霞中的红蜻蜓呀,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提起小篮来到山上,桑树绿如荫,采到桑果放进小篮,难道是梦影?晚霞中的红蜻蜓呀,你在哪里哟?停歇在那竹竿尖上,是那红蜻蜓……

那优美的旋律略带一丝淡淡的忧伤。

六月的乡村,麦子、油菜都次第登场。曾经生机勃勃的田野间,露出平展展的麦茬,似少年刚剃过的平头。钢尖刀草紫色的花冠,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零落着矗在田垄间,特别地惹眼。红里泛黑的桑葚都熟透了,招惹着几个馋嘴的少年。他们瞭望远天,也瞭望无际的原野。

天,格外的高远;乡野似乎从未这样的空阔。只见无数的红蜻蜓,在广袤的田野上空翻飞。

此时的我,几乎每天看着同伴们滚着铁环去上学,再等待他们放学后,从我家门前嬉笑着走过。

那年,我辍学了。原因很简单,我的三弟不到半岁得了乙型脑炎。到三岁,还不会走路、吃饭。父母、祖母都要下地干活,祖父常年卧病床褥。二弟还小,父母经过再三商量后,让我停学带弟弟。

那时“文革”刚开始。上课的书本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领袖的语录。不知是老师的照本宣科,还是外界的喧嚣,每堂课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还不如看批斗牛鬼蛇神,或者看忆苦思甜的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数叨。不读就不读吧!

那时我读三年级。自那以后,我每天背着弟弟在空寂的场上转来转去。到隔壁牧场里,看饲养员给小猪溜食,看兽医给半大的猪崽噌卵子。看卸下轭头的老黄牛歇在榆树荫里尿尿,一尿就是半个来小时。

我盼着同伴们放学。放学后,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在我家场地上打菱角或翻三角片、打弹子。我则背负着弟弟,在一旁看他们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伙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热络了,放学后打玩的战场也挪到了别处。那时隐隐悟出,即使同伴间的友谊,也需要靠玩耍厮磨巩固的。

这时,自己有些后悔当初的轻诺。在学校,书是读不到了,但可以玩耍,还可以跟老师捣蛋。

白天,出工后的村落里,悄无人影。家家户户的门洞开着。没有人,鸡鸭们成了主人。它们跳到饭桌上、长凳上,谈天,打鸣,打斗,拉屎。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得一地鸡毛。

初夏的风很劲,刮得门臼吱呀吱呀地响。祖父将一捆捆稻草,竖立着晒在壁角上,然后横下一捆稻草,坐在上面编米囤,或用檠矫正着锯条。

木槿树排列成的篱笆旁,石榴树绽出金钟似的红花,金龟子、瓢虫在花蕾间热热闹闹经营它们的生活。金龟子、瓢虫的翅膀坚硬,飞舞时发出阵阵厚实的声响。看着我的孤独无聊,祖父用篾爿削了个风车,矗在石榴树旁,风过处,呼啦啦地转着,紧一阵,慢一阵。

我背着弟弟,站在石榴树下,眺望空阔的田野和田野里劳作的人们。看那些红蜻蜓不知疲倦地飞过来,又飞回去。它们在追寻什么呢?

弟弟的行动神经烧坏了,但认知一点没受影响。看到野外的青枝绿叶,看到远近飞舞的红蜻蜓,在我背上手舞足蹈起来。嘴里呜呜个不停,口水一直流到我的后脖颈。

蜻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灵呢?它们通体透亮,睖着一对天真的大眼。或疾飞于旷野,或悬停于虚空;或歇息,或追逐。更绝的是,它能够倒着飞。两只蜻蜓还能够将尾巴连在一起,成侧过来的“U”字状,比翼颉颃。有时,会有一只蜻蜓,停在水面的紫芡或荷尖上,一动不动,像是在想什么。所多的是,在傍晚时分,成千上万的蜻蜓,在高过人头的空中飞舞。忽而悬停,猝尔远驰。那半透明的翅膀,把橘红的黄昏风刮扇得无比生动。

我背着弟弟,等待着祖母与母亲,掮着锄头,背着青草,牵着老母羊说笑着收工回家。

日子寂寞而漫长。

此时,“文革”造反的烈焰已燃遍农村的每个角落。在破四旧,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日子,我背着弟弟到仓库场上,看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烧家堂、神主牌,烧算命先生的罗盘、书籍。有一回,趁人不注意,偷了一捆小人书和一个烧焦的罗盘。

书从哪里搜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大队里读书人家多,有好几位读过大学的,高中及中专的不用说了。还有人曾经留学过,譬如像祖父辈的胡裕雍,是吴晗妹妹的同学,曾留学日本。所以,有《水浒传》、《三国演义》及小人书不足怪。但那罗盘我是熟悉的,是水生的爷爷水镜公公的。

水镜公公擅长堪舆之术,专门给方圆的人家看风水。村里人尊称为风水先生。哪家造房起梁,哪家择墓下葬,都请他看风水。每逢这样的场合,他看看天,看看地,掐掐时辰,再环顾四周,将罗盘摆弄一番。于是,这墓的位置及朝向就定了。或头朝东,或头朝南。于是,这房子的朝向也定了,或东南向,或西南向。

风水先生是乡下的知识分子,所以村人称他“水镜先生”。水镜先生不同于一般乡下人的,脸容白净而清癯,常穿一件对襟的毛蓝头唐装。每从我家门前走过,总会拐进来。与我祖父坐在门槛上,边吸水烟边唠扯。扯到高兴时,只见他的喉结上下抽动,嘴里发出咯咯的朗笑。

每每他将罗盘的包袱搁在一边。我稍稍移近,敨开包袱,里面是用的暗红的罗盘。那罗盘中央,有一个挂表似的钟,但只有一根针,一头红,一头白。而且不管你怎么摆弄,那红的一端,总指向南面。我好奇地摆弄时,祖父呵斥说,那是水镜公公的吃饭家生,不许乱动。而水镜公公总是慈祥地说,玩吧玩吧,小百喜好白相。

记得他有好几个罗盘,大小不一。而我从火堆边偷出来的就是烧饼大的那个。但那罗盘的一边已烧去了一角,像被咬去一大口的麻饼。而且那指针已掉落下来。我趁弟弟睡着的空隙,反复鼓捣着,想让它复位,可结果徒劳。

但那时,水镜公公已过世了。他在“文革”风暴来临前突然死的。几乎没什么征兆。前一天还在说说笑笑,第二天,人们说水镜先生死了。莫非他已料定那场风暴的来临吗?后来读《三国演义》,看到那个料事如神,将孔明、庞士元比作卧龙凤雏的司马徽时,就想起水镜公公。

不过,他的大侄子志奎伯伯,也就是水生的父亲却不免。

志奎伯伯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胸前总别着一支钢笔,也健谈。解放初,他曾是区里的文书,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却成了农民。印象最深的是,春夏间他给队里放鸭。放鸭时将鸭子放在百尺泾的三角洋内,与我祖父坐在场角的井口边,不是聊解放初的往事,就是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故事。什么关云长五关斩六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他们的故事吸引了我,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凭着三年级的文化,借着字典,去啃满是繁体字的小说。他的儿子水生,长我一岁,年年是好学生。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刚落过一阵雷雨,太阳虽从乌云间斜照出来,但远处还抽着霍闪。我们正起劲地割着草。还打算割完后跳到河道里游泳。

此时,不知谁的母亲在喊。回到仓库场上后得知水生的父亲志奎伯伯投河死了。我们赶到水生家。客厅里已来了许多人。志奎伯伯躺在门板上,赤裸着上身,两只手在胸前紧握着拳头。有人想扳开放平也徒劳。

人们议论说,中午时,造反派在广播喇叭里要他去大队交代问题——这已经是好几次了。午后,人们看他出去的。不知怎么,他却绕到自己家的水桥边投河了。他是水性很好的人,身上也未绑石头,河水也不深,他是硬生生把自己憋死的。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那天傍晚,西天的云压得很低,西瓜瓤似的彤红。还冷不丁地劈了一个滚地雷。我打了一个寒颤,像要尿尿。回家后脑海里全是志奎伯伯握着双拳躺在门板上的图像。晚饭也没吃几口。“哦唷,格小囝受惊吓了,烧得好烫。”祖父摸摸我的前额说。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志奎伯伯的遗体被装进一个旧橱柜里,脚露在外面,草草地埋在水镜公公的边上。那天出殡,家人及族人蜿蜒成一长串。没人敢执绋戴孝,也没人嚎啕大哭,只是一路低着头啜泣着。走在头里的是他的儿子,瘦小的水生。

那天大热。停厝时,墓地间纷披的野麦、红蓼丛中,飞起许许多多的白色蝴蝶。在坟起的土堆上绕着翻飞。以至于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去那里割猪草挖蟛蜞。

即便暌别经年后,坟堆与小河荡然无存,每当我打那儿经过时,总觉得有许多这样的白蝴蝶在眼前飞舞。但人们也许都不记得那段往事,及那些个细节了。

祖父与志奎伯伯是忘年交,他们曾一起参加解放后新政权的建设。此后,常听到祖父叹息说,志奎弟,怎么事先不漏一点口风,他怕牵累我。如果跟我叹叹苦经,我开导开导,他何至于走这条绝路呢!这下会苦了家人和孩子呢!

那年年是好学生的水生,不久就辍了学。小小少年就感受着世道浇漓,人情冷暖。他小学还未毕业呢!

我曾纳罕他为何走这条绝路。当自己阅历了人生和世相后才悟出,他是爱重人的尊严,不愿再受非人的侮辱。这其实是一种刚介的骨气。

“文革”并不因为志奎伯伯的死而收敛。吴家仓库的大厅里及场地上,不管白天黑夜,总是人头攒动。跳“忠”字舞,批斗“牛鬼蛇神”甚嚣尘上。特别是夜晚,一千瓦的小太阳照耀着狂热的人们,同样也吸引了无数的白蝴蝶。

它们和无数昆虫一样,翩然着从四面八方飞来,怀着一颗颗追求光明的心,扑向小太阳炽热的怀抱。就在它们洁白的翅膀拥抱小太阳的瞬间,那怀揣的理想与躯体旋即化作一股烟缕。人们在吸入生命的焦糊味后,犹如吸入了刺激神经的兴奋剂,狂舞着搅起的尘埃,使彼此间看不清面目。晓来雨过,无数的白色翅膀,沾上污浊的泥尘,再也不能迎风飞舞。任凭风雨翻转摆布。

在那个论成分的年代,我们大队里地主、富农特别多。在旧社会,成分结构也复杂。有土匪,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有伪军、兵痞,更有脚踏几条船的主。这些人几乎都不能幸免于时代洪流,于是造反派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队里有一个叫瑞青的青年。他父亲阿帆伯伯是富农,在“大跃进”时赶劳动进度,因为用扁担鞭打耕牛,而作破坏生产论,吃了四年多官司。“文革”时自然难逃厄运。他白天下地背一块“四类分子”的木牌,晚上不是被批斗就是陪斗,下雨天则是搓稻草绳。这样子女自然抬不起头,结婚找对象都没人提亲。

为了改变自己,瑞青于是常做些好事。譬如做义务挑塮,每次晚上开批斗会时拉电灯。有一次,在开好他父亲的批斗会后,他去收理灯线,结果被电击倒。虽然抢救过来,但手和前胸被烧焦。他是熟练的电工,何至于犯低级错误?一定是开他父亲的批斗会,却要他提供保障服务,以至于五味杂陈所导致。

那时,人人都学雷锋,瑞青受到启发,买了一把理发推剪,利用下雨天休息,帮队里的老人孩子理发。他人很聪明,理的发也有型,大家都夸他。可造反派说,他是在拉拢群众。于是要我父亲去没收他的理发工具。因为我父亲与他是一个队的,而且作为大队支部书记,我祖父参加过地下党,所以还未靠边。在造反派再三催促下,一个下雨天,瑞青被叫到我家。父亲说出要他来的原委后,瑞青本来善辩,于是说出很多反驳的理由,特别是成分不好难道就不能学雷锋之类。

我背着弟弟,倚在门框边。父亲被他说得只是低着头讷讷地要他将理发工具交出来。我反而觉得,那不是父亲在找他谈话,而是他在给父亲做思想工作。我也曾要他理过发,心里觉得,瑞青学雷锋没有什么不对。说着说着,瑞青眼眶里有了泪花。父亲理屈词穷。我从未见父亲那样的狼狈。我同情父亲,更同情学雷锋而不得的瑞青。

“文革”结束后,瑞青已三十好几了。他入赘到外乡一个有孩子的寡妇家,未曾生育,替人家养孩子。从此我很少见着他。多年后我回家,饭桌上母亲说起瑞青“栗子疮”发作死了。于是我忆起,瑞青小时候得过结核病,脖子上有一片疙瘩——那就是“栗子疮”。他初中文化,机智善辩,说话有些辛辣。但他心灵手巧,样样农活拿得起。

像他这样所谓“成分不好”的青年,落得像他这样结局的,在我们大队有好几位。如今,他们若健在,都年届七十了。

瑞青的父亲——阿帆伯伯,高寿。九十岁作古。那时瑞青早已离世许多年了。所以阿帆伯伯由四个儿女送终。我们祖辈都是好乡邻,瑞青母亲雅芳伯母去世时,我在外地。阿帆伯伯的丧事我赶上的。在给他磕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祖父去世时,他给我祖父磕头后起来时泪流满面的情景。他说的那句话,使我体会到乡谊的可贵。他说:阿叔一生从未诳过我,而我那时脖子梗,不听他的。吃了不少苦头。

那时他已七十好几了。不是轻易感动以至于流泪的年龄。

他的话使我隐约记得,“文革”来临后,祖父曾几次说他。叫阿帆伯伯不要口无遮拦。但祖父多次摇头嗫嚅:阿帆头颈太硬,是要吃亏的。

阿帆伯伯吃官司出来后,接受管制,“文革”中真的吃了不少皮肉之苦。那当然都是后话了。

与瑞青一个年龄段的,我们队里还有好几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阶级成分高,都读过高中、初中。在那个时候的农村,这已是知识分子了。

印象深的要数顶天、立地和系舟了。他们全姓吴,是我的长辈,都以“叔”呼之。

立地的父亲吴品章,也就是“肖斧”——温州军分区副司令。在顶天、立地出生前,他在搞地下党活动。所以给自己的侄子起名“顶天”,给儿子取名“立地”。意即要后人做顶天立地的汉子。这是何等气派豪迈的响亮名字!

立地在解放后随父亲去了浙江,后来读到大学,毕业后在舟山当教师。他是个孝子,对父母就别说了。他有一个姑妈——立地称呼她“大伯”,终生未出嫁。缠小脚,会吸烟。咳嗽起来没完没了。阶级成分又高,解放后一直孤苦一人生活。她与我祖母一直要好,农闲时每每来我家串门说起生活的不如意,与弟媳的关系不睦。但立地每次读书放假回来,总是陪伴大伯。安慰大伯放心,自己会给她养老送终的。养老送终,这是农村的老人,特别像她这样孤独的老人,后半生的期盼。

可惜老人没能享福,“文革”刚来临就走了。

顶天是个人人都夸的好青年。人长得儒雅英俊,不亚于电影明星郭凯明。不但字写得好,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还曾写诗,写小说。其实在那时,作为一个青年,肯定是怀着许多梦想的。对于这样的家庭成分,只是社会没有提供更多的机遇。

那时,每个生产队有养猪场。但粮食供应定量,养猪基本靠谷糠、菜落、东洋草。为使猪长膘,队里安排船只到市区装载酱糟、豆渣。那年深秋,顶天与另外二人被安排去装运酱糟。队里劳动力都要去开河,再说能驾五吨的水泥船,出没于黄浦江的好手有限。队长要顶天带队。顶天的妻子不让他去,因为女儿还小,只有十个月大。但顶天是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他说服妻子,说一个星期即可回转。

可天有不测风云。在返程的那个深夜,大雾笼罩着黄浦江,为赶时间,顶天他们黑夜兼程。船行驶到董家渡水面时,与一艘大驳船相撞,船随即沉没。船尾两人被救起,顶天在船首掌篙,未见踪影。

他是我喜欢的一个长辈,不仅由于他的英俊,还由于他的多艺多才,他的和蔼善良。他是不可能遇难的。他水性好,一定在某个地方游上岸了。说不定在某一个早晨,他背着湿漉漉的行囊出现在村口。我与村里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可十多天后,他的遗体被渔船打捞起来。已是面目全非。他的遗体未能运回,回来的只是他的骨灰盒。

他唯一的女儿爱红太小,不会有关于父亲的记忆。俗话说:生男肖母,生女肖父。她极像父亲。现在,她早已是出息成一名中学教师了。我每次见到她,不知怎么总会想起顶天叔。我想,如果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一个乡村歌者,或者是一位农民诗人。但我又想,他如今也可能成了乡村婚丧喜事的吹拉弹唱者;抑或成了一个看门的老头,一个到处奔忙的建筑工地的小工。像活到现在的当年的乡村知识分子一样。

不过他的生命却在二十四五岁就戛然而止了。使人惋叹。

年轻时一直病蔫蔫的系舟叔虽七十开外了,可身体倒硬朗得可以。他那时是中专生,毕业后回乡种地。有一次队里的公牛发情逸出,在参与捕牛时,他逮住了牛尾,结果被牛尥了个蹶子,由是身体落病,不能承受重体力劳动。于是就在牧场里养牛、喂猪。空余时间不是读医药书籍,就是研究插秧机。那插秧机的图纸画了好大一摞呢!

由于不能从事挑担、罱泥等重农活,同辈的青年就嘲弄挖苦他。每逢在牧场里挑塮的间隙,瑞青他们就说:今年农忙不要紧,系舟的插秧机要来了。

系舟叔不与他们抬杠,还是一个人默默地画图纸,研究他的插秧机。其实那时会有谁能理解并重视一个农村青年的理想与追求呢?公社的机械厂,只是焊接锚链,切割铁板,生产些脱粒机、电焊机。手工业社只是锻造些镰刀、锄头、钢钎。

那时,我常常因出于寂寞,背着弟弟去牧场,看他画图纸,听他讲山东马荣珍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

没有人重视他研究的插秧机。“文革”结束后,他凭自学的医术,进入镇的卫生院,专事针灸、推拿,小有名气。他的三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他将乡下的老房子租给外地民工,自己住在新寺镇上,难得回村里。还隔三差五与他的妻子——茜蒙婶婶外出旅行。

我的散文集《青桑叶 紫桑葚》出版后,我特地送一本给系舟叔,因为书中写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岳父。他看后颇有感触,他记性好,于是说起关于我们村家族的许多往事与掌故。如果某一天,我写即将消失的乡村,那都是绝好的素材。

那也是后话了。

辍学的一年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弟已到入学的年龄,但为了带二弟,他接我的班,推迟了一年入学。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口号声里,传统的秋季入学,改成了春季入学。本该读五年级的我,在老师询问我读几年级时,却老实地报了四年级。从此我就与原来的学弟学妹们为伍。以至于在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一九七六年,推荐读大学时,因为务农未满三年而没能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为改变世代农民的命运,在一九七八年秋季,懵懂地考进华东师范大学。

就在进大学的那年春天,我与弟弟买了十几棵水杉树苗,由祖父指导着,栽种在老屋后的水渠旁。三十余年过去了,水杉树合抱般粗实,挺拔高俊。春及,筛下一片浓荫,冬来,地上铺一层赭色的落叶。

这次翻建老屋,曾有把它们锯掉的方案,最后大家觉得留着更好些。

老屋内出奇的静悄。那辍学的一年多时间,我学到的东西远比在学校多。我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白蛇传》,还看了像《杨家将演义》、《岳飞传》、《宝莲灯》等连环画。学会了看繁体字。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人们在“文革”中暴露出来的世相。由于这些,我显得比同龄人早熟。

空荡荡的四壁间,那红蜻蜓白蝴蝶的翅膀不再游走。它们真的死了吗?

蓦然间,我听到那枚承载过红蜻蜓的铁钉,铮的一声,掉落到水泥地上。清越的尾音久久不散。

我不禁一怔。

那红蜻蜓是何年何月来到这里的,它在等待什么,是等待下一个春天,还是在等待着我?居然等到铁钉都不堪承载岁月的重量!

它的躯体虽脆弱到经不住轻轻一碰,可它的翅膀在离开躯壳的当儿,还要跳最后的生命之舞。

我想它只是在生命途中打个盹。

我于是轻轻地将翅膀捡起,唯恐惊醒了它。再将它夹在书页间。也许当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无意间我翻开书页,它会醒来,与那些往事一起,在夕阳下飞向另一个春天……

2013年10月于竹喧居

品诗文网
导航:品诗文网 > 诗集 > 朔梅 > 当前页
更多阅读
猜你喜欢
最新阅读
文章荟萃
精选专题

诗人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