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梅《五匠的式微》散文赏析

五匠的式微

五匠也者，是我们一带农村对不事耕作的闲散手艺人的统称。它包括木匠、泥水匠、漆匠、竹篾匠、箍桶匠等。这些人，他们虽家住农村，但家里的其他成员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就他一人从事这行当。除非农忙时节，一般是不事稼穑的。他们走家串户，干百家活，吃百家饭，所以也叫“百家师傅”。他们职业自由，收入不菲，家庭殷实，受到村里人的尊敬。若遇哪家有兄弟阋墙，妯娌不睦，往往请“百家师傅”来评理，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有些威望，一旦由他们断定了是非，人们也就听他们七分。

平日里每天清早，他们背着家什，或顶着月色，或踩着微霜向目的地出发，或三五里，或十来里不等。那都是力气活，凭的就是年富力强，俗话说“后生木匠老郎中”，可见其辛苦程度了。后来有了自行车，他们就驮了吃饭家伙找活，那就省力多了。

每到深夜，听到小路上传来破自行车的颠簸声，祖母会隔着门说：都半夜三更了，手艺人都回家了，也该睡了。

那时的手艺人——也就是五匠，一般都是家传的，子承父业。不过他们也有行规，虽说是子承父业，但学艺时，不会跟着自己的父亲的，唯恐因此而学艺不精。再说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长处，跟人学艺也可兼收并蓄。一般都在十二三岁拜师学艺。学徒期是很苦的，听老匠人说，头三年，师傅是什么也不会教的。说得夸张点就是给师傅倒三年尿壶，给师母端洗脚水、带孩子。之后，才跟师傅出门，出门得背沉重的家什，磕着屁股一路晃荡过去。到主人家后，主人递上水烟筒，徒弟则给师傅装烟窝、点捻子。干木匠的，先学做小板凳，要做到榫头与接缝不差毫厘，否则那小板凳会跷脚；做泥水匠的先学抹灰砌单墙，不许手上沾泥；做漆匠的先学填磨粘子，必须做到平整光滑；学竹篾匠、箍桶匠的，得先学劈篾、落料，那料必须整得一点不浪费。这样吃了三年老米饭才能单放，也就算满师了。若是三年满师的后生，一定是乖巧的小伙；一般都得四年五年。

这过程看似严酷，其实是在历练徒弟的耐心和悟性，为的是打好厚实的基础。那时的手艺人是很爱面子的，唯恐徒弟不肖，手艺不精，那传出去是塌师傅的台的。他们遵循着“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所以，在学艺过程中，遭师傅的打骂是家常便饭的事。徒弟也不记恨，等自己熬出了头，做了师傅，照旧用这传统的方法调教徒弟。徒弟们每每在以后的日子里，逢人夸奖他的手艺时，他即使是上了年纪的，还会感激地说：是我师傅当年教的。从不忘本，这也是一代代传承的艺德。

正因为这样，那时的手艺人都有绝活。那流传下来的雕梁画栋，明清家具，使现在的艺人叹为观止。

而在那时的农村，主要是造房砌墙，娶亲打家具之类。竹篾匠、箍桶匠的活会少些，所以，串门走户的多半是泥木匠。如果是箍桶匠，则白日里一路走来，敲着梆子吆喝着：箍桶唷，箍桶！

如果是造房，这在农家是件大事，而对匠人，则是综合技艺的考验。除箍桶匠外，其他的匠人都有施展技艺的舞台。负责工程的人，唤作“作头师傅”，类似于现在所称的“项目经理”。他得由德艺俱佳的长者担当。谁砌墙角，谁架梁，都由他一锤定音。那时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砌墙与单壁都用烂泥稍加石灰，稍有不慎，则有墙倾梁摧的危险。所以，每到此时，现场常听到“作头师傅”的呵骂声。别看他什么活也不干，整日拿着水烟筒指手画脚的，责任可大着呢！

这样的匠人，一旦熬到“作头师傅”，他的技艺也就到顶了。但他也不乏自豪的地方，人们会时不时地说，某某家的那栋房是由谁主造的，那么结实，那么漂亮。对一个匠人来说，这足矣！

匠人们的活累是累了些，一般得干到天擦黑才整理工具收工。此时，东家早已准备上了好酒好菜犒劳他们。说是好酒，其实也就是瓶装的土烧酒或“乙级大曲”，若是体面的东家拿出“熊猫大曲”，那实在是一年也难得遇上一二回。手艺人辐射的面广，传出去，人们对这东家“啧啧”称赞。烟，一般都是“劳动牌”或“青鸟牌”，除非满工酒，才会摆上“飞马牌”。

东家之所以这样招待，一则是出门在外，风里雨里也不易，犒劳犒劳也理所当然；二则是，手艺人的活都在手里，招待得好些能出细活，招待不周，传出去塌自己家的台，子孙娶媳妇难且不说，而对自家的工程质量也大打折扣。这样，大家图个舒心和谐。

酒菜上桌后，师傅们都呼幺喝六地喝酒，徒弟则匆匆扒几口饭，而后不是磨斧刨铁，就是擦泥刀锉锯。完了就端个矮凳，坐在八仙桌角边，听师傅们海吹神聊。几个伶俐的，讨好地给师傅点烟倒酒。喝到半夜三更才打着饱嗝，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家里赶，一路自得其乐地哼着小调。匠人里不乏酒徒，有时会醉得爬着回家，但从未听说过有酒醉的人从桥上掉进河里的，所以人们都说酒醉的其实心里都是明白人。自然也有进错门，睡错床的，所以民间有谚语：不像爹，不像娘，就像隔壁的张木匠。那是指风流韵事了。不过年轻的手艺人，走家串户的多了，择偶的机会也大增。不像乡下一般的后生，娶媳妇还要媒人。而那些年轻的手艺人对方圆几里地的姑娘，谁家长得俊，谁家长得丑，都了如指掌。被他们觑上眼的，没有哪个漂亮的姑娘不入他们的窟臼的。所以，匠人家的老婆个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即使夏天闲着的时候，村里人都在忙，他们却在场角上摆开桌子，悠闲地喝酒，看着俊媳妇忙里忙外，喝酒心里也舒坦。

那是在比较早些的时候了。后来，生产队里男劳力少，队里就把匠人收起来务农。这对闲散惯了的匠人们实在是件很苦恼的事。那时再要重操旧业，得有队里批准，而队里还不是队长说了算？于是他们就拍队长的马屁，给队长家做长凳、修门窗、砌猪舍，也有给队长的儿子削陀螺、掏鸟窝的。队长一高兴，就同意他们外出打工。但那时的匠人有统一的工钱，干一天是二元二角五分，队里也有个规定，外出人员每天得上交队里一元五角，这样那人到年底才能参加队里的分红，且按一等劳动力分配。如果不上交，则取消一年五百五十二斤口粮的计划。那时粮食是命根子，谁也不敢违反。再说在外面干一天下来，扣除一元五角，还有七角五分，每月也有二十多元的进账。那时厂里的一个职工，一月的工资也就三十三元，相比之下划得来。

不过那时已在“文革”中期，物资紧张，乡下的活也就少了许多。于是那批郊区的匠人就走进大上海，给厂里修砌锅炉，给市民们修桌椅搭阁楼；有的则长期居住在大医院、大的国营企业，以农村人的朴实交了很多朋友。不过那都是小修小补，也无多少技艺，但小钱却赚鼓了腰包。这批人中间，后来出了不少的乡镇企业家，他们见多识广，脑子灵活，又有朋友，利用自己的优势，出落得大腹便便，其实，他们当年就是被上海人喊作“阿乡”的小木匠、小泥工。

老的手艺人都作古了，中年的手艺人大多成了老板或改行了。再说现在造房子专门有外地民工，结婚打家具也无需木匠，家具店里有的是，而且款式新颖。所以当下要请一个能做“八仙桌”的木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时的木匠，打一件家具是不用一颗钉子的，全是由楔榫钩心斗角而成的。不像现在的所谓“木匠”，其实是钉钉子涂白胶的师傅。若按老例做一条小板凳也难。

我们那儿有个小老板，要开一家农家乐的茶庄，请一个木匠装门闩，结果那木匠将门闩装在外面。那小老板见了，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你眼睛瞎了，门闩是这么装的吗？”那木匠也不示弱，还嘴说：“你才眼睛瞎了！”那小老板一愣，反问：“我怎么眼睛瞎了？”回答说：“你眼睛不瞎怎么会请我做木匠的？”那小老板被他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想想也是的，谁叫自己眼睛瞎了，请那么个蹩脚的木匠。后来，每碰到钥匙忘了，进不了门时，人们取笑他说：谁叫你骂那个木匠，如果请他安装，你就不会有这烦恼了。

五匠真的式微了，他们的手艺也将渐渐地失传，就像随着人类的活动物种在一一消失一般。我猜想，古代的一些传统工艺，于今已不传，大概也与五匠的式微出自一辙。这也许是在人类进步的途中，所必经的过程，有进步必定有所舍弃，那遗憾自然在所难免的。

2009年11月30日于枕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