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用，不以国界为限定

有一个学生曾向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求教，他说：“老师，您的知识比我多许多倍，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还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学生的问题，而是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他用手指着这两个圆说：“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就越大，不知道的也就越小。这就是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智慧的表达常常需要知识作为载体，但是最终的归结点还是需要超越知识，这样智慧才能远离那些抽象的背景，重新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中。文化和知识其实并没有界限，当你懂得打开心扉去容纳、去接纳万事万物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达到另外一种高度。钱先生就是一位懂得超越知识界限，容纳不同内容的智慧文人。

钱先生的西学功力比较深厚。他从小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青年的时候又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之后又辗转到了法国巴黎去旁听。不断接受西学的教育和西方文学知识的经历，让钱先生的西学修养有着超出常人的成就。

钱先生在留学过程中曾经学习了很多门外语，包括西方最重要国家的语种，主要是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这六种外语使得钱先生可以跨越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掌握到最为纯正的西方文化，成为钱先生了解西学最常用的六种外语，《管锥编》的写作就涉及这些外语。事实上从有关材料上来看，钱先生对希腊文和俄文也并非完全不懂。这个条件让钱先生对西方学术传统的把握可以做到更全面更直接，尽显他在治学上的过人天赋。

在钱先生看来，学术上的研究不应该有国界之分。就像在刚开始提到的小故事一样，在哲学大家芝诺的眼里，知识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没有止境。人要懂得超越自己这种狭隘的故步自封的观念，懂得走出去，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

早年的钱先生写过一篇论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这篇论文中，引用的西方书籍虽多，但是文笔却有些稚嫩，材料应用范围也大多限制在西方文论著作方面。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写作笔法明显不如《谈艺录》的老道和广博。

《谈艺录》分上下两编，按照钱先生的说法，“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钱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以积累为主的，年龄的差异往往使他的学术风貌也呈现出差异，《谈艺录》上下两编的文体差异便是一个证明，而钱先生自己也在《谈艺录》下编补订里说过“当时学问寡陋”之类的话来表示对上编一些论述的不满。

《谈艺录》上编体现的是中年钱先生的西学功力，而下编则是写完《管锥编》后老年钱先生的西学功力，下编涉猎了西班牙语文献，而上编则没有。钱先生晚年的《管锥篇》在应用西方文学的方面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超过千种的各类不同语言的西方典籍他信手拈来，对西方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有了自己的确认，从而可以站在汉语文化学术界的立场上与之进行平等对话。

不过，就从钱先生旁征博引到的西方典籍来看，数量至少也在两千种以上。在时间上的界定应该是上至希腊的《荷马史诗》，下至他所处的时代；内容上则是包括了西方两大文化源流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体裁方面更是没有限制，包括文学作品、文论、哲学典籍、历史典籍、宗教典籍、画论、乐论，以及19世纪以后西方发展出来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民俗学、基督教神学等。这当中所有内容都是从六大语言文化系统中吸收而来，在时间空间的意义上真正包含了“西方”这个概念。

钱先生在著作中经常使用“彼土”来称呼“西方”的概念，在他的西学研究中，有着明显的中国传统治学的影子。在钱先生看来，东西方文化是相互呼应的，西方文化是阐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物。同样的，中国文化也是阐明西方文化的一个参照物。对于西学的研究和国学的研究，钱先生的重心是一致的，他并不以国别的不同而厚此薄彼。

容，是海纳百川的大度和从容，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与豁达。生活中其实缺少的是一种不骄不躁、虚怀若谷的处世哲学，倘若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一定会对生活有另外一种领悟。海纳百川，胸怀寰宇。不是宽泛之宽，也非放任之容，而是襟怀的宽广，是兼收并蓄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