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不一定都能净化人的心灵——与季羡林先生商榷》刘绪贻杂文

回忆不一定都能净化人的心灵

——与季羡林先生商榷

1997年12月25日《文汇报》第8版载有季羡林先生的《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一文，是他为“走近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丛书”写的序。这套10卷本丛书分别是写辜鸿铭、梁漱溟、鲁迅、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人的。季先生序中说，回忆和怀念亲友，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而“文化名人一定是在文化领域内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物，他们回忆别人，或者被别人回忆，从而回忆者或者甚至我们这些与回忆者或被回忆者无关的读者，读了这样一些文章以后，我们心灵被净化的程度当然也要超过一般了。”还不仅如此，季先生还说，“名人怀念名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写，都必有能净化我们心灵之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季先生是我在清华的学长，学问渊博，值得人尊敬，但这篇序言的立论，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在这套丛书的10个传主中，只有鲁迅先生，人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写”，怀念或回忆，都有能净化我们心灵之处。至于其他的人，则只能从某一或某些方面来写、怀念和回忆，或许有可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如从另一或另一些方面来写和回忆，则不独不能净化我们的心灵，反而会污染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心灵感到剧痛、感到厌愤。比如回忆和叙写辜鸿铭轻视洋务、反对变法、痛恨革命，极端地美化慈禧，虔诚地敬仰溥仪，辛亥革命后还蓄着辫子，衷心欣赏女人小脚、姨太太、廷杖之刑、八股文、太监等事物，我们的心灵还能得到净化吗？若是人们回忆和叙写周作人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凶残地侵略、奴役中国以及亚、澳各国人民的时期，出任日本占领军控制的伪国民政府委员、教育总署督办、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死心塌地地为日帝服务，人们的心灵还能净化吗？若是人们回忆和叙写胡适先生1925年参加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和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后来在溥仪召见时受宠若惊；回忆和叙写徐志摩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回忆和叙写梁实秋、沈从文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帝之时反对文学为抗战服务、反对作家参与抗日工作；回忆和叙写林语堂叫嚷要对屠杀了大批徒手请愿的青年学生的军阀段祺瑞实行“费厄泼赖”，我不知别人感受如何，至于我，是绝不会感到心灵净化的。

所以我认为，评论人物，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矫枉过正。

（载《长江日报》第7版1998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