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毒害孩子了》刘绪贻杂文

不要再毒害孩子了

2005年8月12日，我在8月11日《长江日报》第5版上看到一幅图片，题为“儿童读经”。解题语中引了教儿童读经的老师的话：“这些2～13岁的孩子读的内容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中庸》《论语》《大学》《老子》等古文（书）；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帮助孩子们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接着，又在当天《人民日报》第13版上看到一张“孩子们在朗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华传统启蒙教材”的照片。我心情十分不安，顾不得93岁高龄，不禁要大声疾呼：不要再毒害孩子了。

尽管我国现在提倡的是先进文化，不是传统文化，但是让孩子们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也是应该的。我们这里要提醒的是：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笼统地提倡学习传统文化是很危险的。我们只能让孩子们了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应让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否则就是对孩子们的毒害。上面两报提到的一些古书，除《老子》外，大多是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时批判过的。按照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提出的意见，为了“救救孩子”，旧文化、旧礼教都应当推翻，当然这些旧文化、旧礼教的载体，是绝不应再用来毒害孩子的，所以他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说：“我以为要少——甚至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连青年都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难道2～13岁少儿还应读《三字经》《论语》《老子》等书吗？

首先，我这篇短文，无意对两报提到的所有古书一一进行评论，只想对两报都提到的《三字经》进行一些分析，说明它是不适宜于儿童的读物。当然，《三字经》中也有极少数内容是对儿童有益的，比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也有一些内容是对儿童无害的，比如关于数字、天象、季节、方向、牲畜、谷物、历史朝代等知识。但是，《三字经》中严重有害的内容是不少的。首先是它有违反科学和事实的内容。比如该书的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非科学的。现代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早已证明，人在刚生下来时，只有自然之性，没有社会性，故其性无所谓善恶，善性恶性都是后来在社会生活中养成的。又比如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把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联系起来，显然是荒唐的，但该书却断言：“此五行，本乎数”，是合乎规律的。该书还说：“我周公，作《周礼》。”但是经过历代许多学者研究，直到今天还不能证明《周礼》系周公所作。又比如，该书说“炎宋兴，受周禅”，实际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戏，人所共知是赵匡胤自己导演的。他通过导演这出戏篡夺了周的天下，怎么能说是“受周禅”呢？该书还说：“勤有功，戏无益。”“勤有功”是对的，“戏无益”则不对。现代教育学认为，适当的游戏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开发，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再比如，该书说“《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论语》中的确有孔子弟子记录的他的善言，但也记录了他的一些“不善”之言。比如《泰伯》篇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乃是要求人民群众盲目地服从统治者，以便统治者实行专政，是和现代政治要求公民有知情权，有监督统治者和维护自己权利之权的原则背道而驰的。《颜渊》篇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鼓吹腐朽的宿命论；孔子答齐景公问政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鼓吹腐朽的君主专政和家长制思想。《子路》篇中肯定父子互相隐瞒偷窃罪行的说法，是破坏现代法治的言论。《阳货》篇中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显然是站在男权主义与剥削阶级立场发言的。由此可见，笼统地说《论语》是孔子弟子记他的“善言”的书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其次，《三字经》中充满了典型的一般人所说的封建思想，亦即君主专政和家长制思想。这种思想是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水火不相容的，它集中体现在“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和“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两段话中。对照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武帝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按照三纲五常教条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鲁迅先生说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毛泽东说是一种政权（即统治者权力）、族权、神权和夫权统治的社会。所谓“君臣义”，说到底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父子亲”，说到底是“父命不可违”。所谓“夫妇顺”，说到底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至于五常，则是为三纲服务的，是为维护和巩固三纲的。以五常之一“礼”而言，就是按照尊卑、贵贱、长幼等次序，规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的社会地位、生活规格、行为规范。这些礼节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大家在看关于皇帝的各种电视片时，就可以体会到礼的作用，因为片中各种人物的社会地位、生活规格以及彼此之间的对待方式（比如臣对君的跪拜、君对臣的赐死），都是以礼为根据的。

再次，《三字经》提倡的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是过时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教育原理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公民。《三字经》提倡的教学目标是“上致君，下泽民（注：这就是做官）。扬名声，显父母”，是忠臣孝子，是脱离生产劳动的官老爷、人上人。社会主义教学对象不分男女，《三字经》讨论的教育对象只是男子，因为它说：“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社会主义的教学内容，是德、智、体（或德、智、群、美、体）全面发展，《三字经》提倡的只是读书，而且主要是读儒家的书，特别是宋代新儒学的书，从朱熹编著的《小学》（注：该书言洒扫应对进退之事）起，然后是朱熹注《四书》，然后是其他经书，最后是子书史书。不过由于读子书不能猎取功名，大多数人并不重视。社会主义教学方法注重灵活多样，除读书外，还画画、做手工、参加劳动、进行体育锻炼、做实验、参加社会调查等；即使读书，也要阅读面广，注重启发式。《三字经》则提倡死读书，甚至劝导人们“头悬梁，锥刺股”，牺牲睡眠时间，心无外务，死记硬背经书。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身体衰弱、眼光短浅的忠臣孝子，说得严重点，是奴隶胚子，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

由上所述，显而易见，《三字经》是有害于儿童身心健康的。我衷心地希望人们再不要引导孩子们读《三字经》和经书了。

（2005年9月12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