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散文集赏析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

中国左拉之待望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争路问题,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竟独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场前,高等学堂东邻的分设中学里面,有一群早把头发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学生簇拥向校长室去。承头的几人,手里是拿着剪子的。

校长姓都,绰号叫“喇嘛”——这是他所固有的绰号,并不是取于学生,也不知道缘何而取。他的宦气十足,平常待学生也很严,大家是不大高兴他的。但在反正前后,学生的气势高涨了起来,他的威严也就扫地无存了。

学生们簇拥向他居室去的企图,是想要征服他头上的辫子。

起初是劝诱,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学生们又簇拥着跟在他的后面。

校长头上戴的是平顶便帽,有一个红色的小珊瑚顶子。假使是平时,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着,把两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顾时,颈子虽机械式地向两侧转动,而那很帖服的一条发辫,垂在背心,仅仅靠着弹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须,略略颤动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应着“改玉改步”的古话,校长被剪子威胁着赶出房外来时,是放着小跑的。养尊处优惯了的辫子,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不胜其惊惶,离开了校长的背,在空中飞扬起来。那样,便被逼在后面的一位学生,一把抓着。

本来是带着赤铜色的校长脸,胀得来就像一副猪肝。

——你们,你们,咎个这,这,这,这样……。校长急凑着说,似乎想说出一声“无理取闹”,但都格塞着了。

——喀钦,喀钦!“今日之事我为政”的学生们哪管得你许多,两剪子便把我们的校长弄成了名实相符的“喇嘛”。

校长把剪下来的辫子要回了自己的手里,就像拿着一串念珠的一样,呈着个快要流泪的慈悲的面孔,走进了自己的方丈。

学生们正在高兴着凯歌的时候,由校外又走来一位通学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脸的Acne Vulgaris(俗称“烧疮”)和一双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进来,学生中便有人叫着他:辫子剪了吗?

——唬,你们看!他把那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来,露出了一个“拿破仑头”。

——哑!精公毕竟“精致”!

好些人在这样鹊噪着,但是精公却被少数相好的簇拥着向后院走去了。只听那里面有的人在说:

——喂,我们赶快进寝室去,把你昨天说的小说继续说下去。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读到《大波》、《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这一联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从我的日记中把读这些著作时的日期和感触,摘录出来吧。

——五月九日

午后刘弱水来,携来李劫人小说若干册(案即上述三种著作)。

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语,尤倍觉亲切。

——五月十日

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节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

续读李作《暴风雨前》。

十二日

齿痛,用食颇不如意,竟日读《暴风雨前》毕。李君确有大家风度,文笔自由自在,时代及环境的刻画均逼真。中国文坛竟无人提起,殊属异事。拟作文以论之。

十三日

读《死水微澜》。

十五日

整日读《死水微澜》毕,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读那三种著作时的简单而直率的记录了。有日期中断处,是因为在做着别种工作的。

三部书合计起来怕有四十五万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这样连续着破天的工夫来读小说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没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时代,读《红楼梦》、《花月痕》之类的旧小说,读林琴南译的欧美小说,在那时,是有过那样的情形的。然而,那样的情形是二三十年来所没有的事了。单只说这一点,便可以知道李劼人的小说是怎样地把我感动了的。

据刘弱水说,李的创作计划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鲁弓·马卡尔丛书》。每部都可以独立,但各部都互相联系。他要一贯地写下去,将来不知还要写多少。

是的,据我所读了的这三部著作看来,便分明是有联系的作品。整个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时代是四五十年前以来。《大波》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写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争路的经过。《暴风雨前》写的是其前五六年间的启蒙时代。《死水微澜》是更其前数年间的痼闭时代。如那题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诗样的字面来,把各个时代象征着的。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作者似乎是可以称为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现实紧握着,丝毫也不肯放松,尽管也在描写黑暗面,尽管也在刻画性行为,但他有他一贯的正义感和进化观,他的作品的论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艺术的比重之上。他对于社会的愚昧、因袭、诈伪、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极尽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点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热诚。在社会的正义被丑恶的积习所颠倒了的时候,作者的平直的笔往往会流而为愤慨,流而为讥嘲,然而并不便燥性地流而为幻灭。社会是进化着的,人间的积恶随着世代的开明终可以有改善的一天,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着的信条,有了这样的信条,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究竟是富于滋养的稻粱,而不必是富于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点是笔调的“稍嫌旧式”。但这“稍嫌旧式”之处,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异,而且自信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时便要全靠着出奇以致胜的一样,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爱弄奇笔,爱在文字的末梢上讲求技巧,以掩盖自己的空虚。而作者却不然,他是有“真力弥漫万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梢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绸。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劫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却有点奇怪。中国的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像李劫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

劫人还有一部小说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澜》后面看见广告,那儿有这样的几句话:“同情,我在国内把它寻觅多少年,完全白费了功夫,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何等的失望。”这大约是从作者的序文中摘出来的吧?是多么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为文艺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这儿的,而中国文坛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这儿的。

民国前三年(一九〇九)我在故乡的嘉定府中学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设中学的三年级的丙班。劫人也就是那儿的丙班生了。

劫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时候,他似乎是丁父忧,虽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爱修洁的。因此在同学间便博得了一个绰号,叫着“精致”。这“精致”再加以敬称或者爱称,便成为“精公”了。

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估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反正当时的成都学校是罢了课的,他是读通学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学校里来。来——是为了什么呢?不外是被几个相好的缠着,在寝室里就和说评书一样说他所读的小说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旧有的同学自然是始终都有些糯粳不相适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没有怎样的深交。不过在他说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场的。还有,在同学间如要闹什么文字上的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钟,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说也能作诗词,大约就是因他爱读小说吧,他做国文时也每每爱用些小说笔调,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们的一位国文教习“漩翁”先生的斥责。这“漩翁”也是绰号,是起因于先生之讲苏子瞻的《留侯论》。那儿一起的几句话是: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夹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先生坐在讲坛上拖长声音一口气读了下来。接着便说:文章一起便是这样的一个大漩涡儿。他的伸着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个大漩涡。从斑白的胡子下流出的声音也打了一个漩涡,踞在颈子上的头,嵌在额下的两只眼睛,都各个打了一个大漩涡。于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锡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于精公之稗官小说体当然不能满意。记得在赵尔丰将要取出高压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过一道论时事的国文题,对当时的民众运动颇有微词。精公的课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写在第一页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几句唐诗,便是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已经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论及保路同志会的战死者,竟有“其人虽死血犹香”之句,你想,这在当时怎么能够通得过去呢?文卷发下,在批语上不用说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说:“精公用字不通,而且几近胡闹”。这使精公的一片烧疙瘩的脸也会气得来板起了石榴皮。他连那课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来,替他加了许多项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篇颂辞,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模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鳞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这本课卷,我在年假回家时,是和着我自己的一些课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张其济(伯安)家里的,说不定还没有焚毁。假如那能流传得出来,我相信会是足够“幽默”的一种宝贝。

反正后,分设中学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两班人,五年级与四年级,一同归并在成都府中学的新甲新乙两班里,四班人成为一班,济济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算把旧制的五年中学弄毕了业,我们要算是这种制度的殿军。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属丁班,但同时毕业)邀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但印象却很模糊了。

中学毕业后,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来没有重人过夔门一步。精公呢?听说后来到过巴黎,听说前两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当过教授,现在听说是赋闲在家里。彼此不通闻问者,也算有二十几年。

这,便是我和李劫人的以往的关系。在旧时的少数的同学里面,这关系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会有一个人知道,如不经我提起。

精公的小说,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来作细细的剖解,读者如有意,还是请自己去读阅吧。读了如一点也不感觉趣味,我愿意受责。如有人狃于党派的见解,要信口雌黄,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着一种立特牟斯纸的态度,遇着酸性变成红色,遇着碱性变成蓝色,好的说他好,坏的说他坏,如此而已。

我于精公毫无贪图,精公已有大书局替他出书,得到我的批评也不见得会有怎样的好处。不过我总觉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们的社会是应该给予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尽量发挥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温暖的日光一样,作家实在需要“同情”的鼓励,尽管有倔强的人,口头笔上反对“同情”这种字面,其实那是饥渴于“同情”的反语。“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几位呢?为文化的前途设想,我总希望我们的作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少见些冰霜。

是的,我这或许也怕不免是出于阿好。因为精公是我的老同学,而他所描写的是我的故乡。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入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

别的且不说,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写的中学堂监督土端公吧。

讲博物课的郝又三把课本丢开讲了一大篇推倒满清的革命的宣传。

“郝又三还要说下去时,忽从窗口上看见那个绰号土端公的监督,一摇一摆的从对过讲堂门口走来。监督也是一个举人,捐了个内阁中书衔,平日讲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钱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党,维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连忙打开教科书,似乎继续在讲的一般,说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学生们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觉得这话真乃闻所未闻……于是监督便弓腰驼背的站住了。”(二十五页)

这所写的,分明就是分设中学堂的监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讲博物的郝又三其实是讲代数几何的刘光汉,作者是发挥了他的创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这儿不愿意作更详细的索引,还是请让我继续着追踪他所描写的监督。

“土端公的严厉已经有过成例:上学期开学时一个开江县的学生,原本算着日子,可以在开学前半天快到的。因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开学那天的傍晚,才赶到北门外,偏偏关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点钟的时候才到学堂。论起理来,这逾期本可以原谅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点不通融,说他违犯了学堂章程,理应斥退。那学生说了多少好话,又请了几个没甚势力的人写信来说情,还是不准,那学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军小学堂,而牺牲了两年的成绩。”(二〇〇页)

这也是实际的事实,那个学生的面目我还能仿佛,但名姓可记不得了。再看他所写的在保路同志会成立时,监督失掉了威势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学堂的时候,罢课的条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贴满了。却不见一个学生。

他很是诧异,心想:今天的事体真反常呀!问到一个小工,方知学生们全在梯级式的理化讲堂中开会,说是监督监学教务都在那里。

他刚刚转过后院,隔着一块槐荫满地的空坝,已听见讲堂上有好些声音,同时大喊着在讲什么,其间就有土端公的讨厌声音。可怪的是……几乎一句话里必有一个‘诸君’。

……这倒要望诸君原谅了!……我并不是要干涉诸君,不要诸君发起这会……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过……我只要求诸君一件!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还是该顾到章程!……

——滚你妈的!这一声最尖了,比机器局的汽哨还尖。同时好多声音:我们全明白你的话!……好了,没有你的事!……我们不会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别个学堂不成立同志会,我们自会解散的。……

土端公诚惶诚恐的,带着三个监学,一个教务,从讲堂门走了出来。背脊越发弯了,两手垂到屁股后了,眼睛看着地下,脸上含着微笑,比上年刘提学使到学堂来视察时,他恭迎到大门外的模样,还要卑下些。”(二二二页)

这些也都是事实。那个“槐荫后院”就是分设中学的寝室所处了,绝的是一座西式的理化讲堂,分设中学成立同志会时的确是在那儿开会的,而且在傍晚的时候。不过那后院里所有的树木,我记得是梧桐而不是槐树。

再抄一节。

“一个姓邬的学生就最不守规则。有土端公在场,他一定要做些花样出来,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轻蔑的情意的。叫不要咳嗽,他还要大声地咳几声,叫大家留心听话,他总东张西望的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态度。显然无一事不在与土端公故意捣乱,而土端公是装着没有看见听见。仅一次,把他叫到房间里,轻言细语劝他:‘你才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对于师长,总要恭顺一点才好!’他反而恶声地喊道:‘我的脾气是这样的!’众人看见如此情形,又因那学生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大家打听下来,才知道那学生的哥哥恰是土端公的顶头上司。他为了这个监督位置,曾不警觉那学生在旁边,而向着他哥哥磕了无数的头,请了无数的安,说了无数不好听的话。他受恩深重,如何敢不让这位小英雄故意侮谩他呢?就他自己,也不惜当着众学生这样的表示道:‘小邬,你太欺侮我了!我若不看你哥哥面上,我真要把你弃如腐鼠了!’”(二〇〇一页)

这“小邬”似乎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我了,虽然事实也有些不尽相符,说我“同众人恰好,又极能受人的欺负”,我自己是有点惭愧的。事实上我对于“众人”并不必“恰好”,而“众人”对于我也未见得便肯“欺负”,我自己倒是一个幸运儿,读了精公的作品,我是倍加感觉着的。

我的成绩很有限,而我所“遇见的”倒和精公不同,是“同情”的多而“欺负”的少,所以我这人是乐观的,一点也不感觉着“失望”。这,怕也就是我的浅薄的地方吧。

然而精公实在值得人佩服。他有那样的成绩,而他“到处遇见的只是冷酷,残忍,麻木,阴险,仇视”。然而,他却并不因而流于死心塌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地屹立了起来,在“死水”中搅起了“微澜”,在“大波”前唤起了“暴风雨”。这毅力!这实在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我现在要恢复二十几年前的童心,在这儿向芙蓉城内的作者叫出:

——精公,一点也不要失望!请赶快把你的新《鲁弓·马卡尔丛书》,逐一逐二地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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