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

时间: 2020-03-09 09:23:38    作者:王章    来源:原创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传统认为作者是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据近代考证,该书可能是经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世代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最后写定,并被立于学官。汉代,《公羊传》的地位与影响远高于《左传》。公孙弘因精通《公羊传》而封侯拜相。正是因为董仲舒对《公羊传》的弘扬,才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此后各个时代《公羊传》都备受重视,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历代国家的统一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该书的某些思想被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利用,借以发挥他们的政治见解,诸如后世倡导的“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等。

《公羊传》的书写体例是问答体,逐层逐字解释《春秋》经文的所谓“微言大义”。《公羊传》的作者认为,《春秋》在经文中贯穿着圣人的深奥含义,所以必须予以阐述解析。如《春秋》经文的第一句话:“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为这句话作注,用一篇文章阐发它的“微言大义”,也就是所谓的精微的语言和深奥的道理。

文章的前段从“王正月”三字,阐明“大一统”的思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一段先解释了经文的“元年”、“春”、“王者”、“王正月”几个字词的含义,说明《春秋》为何用这几个字词,然后发挥说用这些字词是表示尊周王为天子实现天下大一统的意思。

接下来的一段又进一步解释《春秋》只写“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而不写“即位”的原因在于什么什么,然后又推究出一篇大道理: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公羊传》的其他传文,也多是采用这样又长又啰嗦的问答体进行说教,其目的就是为了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

汉代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对《公羊传》进行注释解说,逐渐形成了后世的公羊学派。

董仲舒以孔孟原始儒学为基础,吸取法家、黄老学说,创始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汉今文经学。它完全适合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需要,完成了儒学的一次重要的发展改造。公羊学在汉代十分盛行,甚至有人用它决狱,用它祈雨。这套经学对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同时也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四条绳索套在中国人的脖子上。

公羊学的主要内容:

1.大一统思想

今文学家们对《春秋》中的大一统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大一统就是促进和巩固国家统一,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经济上统一度量衡、赋税,重要物资如盐、铁由国家控制,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董仲舒还强调说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2.君权神授

今文学家们认为,皇帝统治天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是上天之子,所以被称为“天子”。天子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天下,服从皇帝就是顺从天意,违背皇帝就是违背天意。神权是至高无上的,而皇帝受命于天,所以君权不可侵犯。按照这种逻辑,公羊学就把君权和神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3.天人感应

今文学家们还认为,天心与人心是相通的。天心好德,所以天子就要用仁德之心治理天下。上天通过一些自然现象,如祥瑞、灾异对天子的政治得失予以警示。如果皇帝是有德之君,就会有凤凰、麒麟、灵芝等祥瑞的事物出现。如果失去政德,上天就会用日食、月食、地震、洪水、干旱以及怪异观象,对皇帝进行谴责或警告。如若仍然不改,上天就要另换皇帝了。

4.天不变,道亦不变

至高无上的天是不会变化的,是永恒的。道就是天的规则,也是不会变化的、永恒的。道在人世社会就是纲常,即“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说:“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他认为“三纲五常”是维护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后来被宋代的理学家充分发挥利用。

5.恩威并施

公羊学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德治为主,德刑并用。公羊学者们认识到光靠刑罚和镇压是行不通的,应该薄赋敛、省徭役,主张废除奴婢制度,尤其是不能擅自杀害奴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要限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

6.人性三品

根据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等人性论思想,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善、恶、中三等,认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低微之人)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性三品说又被后来的王充、韩愈等人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7.三世说

董仲舒首先提出“三世说”,他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的十二位公爵的历史分为“有传闻、有闻、有见”三世。东汉的何休在《解诂》中又附会引申说:孔子修《春秋》,“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清朝末期,今文经学复兴,所谓的复兴主要是复兴公羊学的“张三世”和“更化”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对“三世”说加以新的引申发挥,作为当时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康有为把公羊学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所讲到的“大同之世”、“小康之世”糅合在一起,把公羊学本来用于划分春秋历史的“三世”演绎为世界历史演化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世”到“升平世”,由“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他们的所谓“三世”目标是:“据乱世”使国家拨乱反正,“升平世”实现社会小康,“太平世”达到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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