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影像
大协作
1959年末，当生化所的杜雨苍和张友尚这两位年轻人在胰岛素上初获收获的时候，以钮经义为首的合成小组也打开了喜人的局面。
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已经把串成B链的30个氨基酸小肽合成了。
1959年冬季的某一天，钮经义正在王应睐的办公室里绘声绘色地为他描述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前景，钮经义边说边抽烟，那烟雾在狭小的办公室愈积愈多，愈来愈浓，王应睐吸了一下鼻子，不禁咳嗽了一声，钮经义赶忙掐灭了烟，不好意思地说，看我这大烟鬼，呛着你了。
王应睐笑了，要是你在胰岛素上有更大突破，我买烟给你抽，而且还是上好的烟。钮经义也笑了，那好，看来我得倍加努力了！钮经义有些着急地说，我们在这里快马加鞭地干，可北京大学还是风平浪静呀，他们对咱们的初步科研成果还抱着怀疑态度。
王应睐听着，思考着，慢悠悠地说，你们两个科研小组都已经找到了突破口，接下来咱们还要加把劲，毕竟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路还很长呀！同时， 北京大学那边我们还要给他们加把火，热度不够可不行。
钮经义点点头笑了，接下来他正考虑如何给北京大学加油的时候，北京大学的热情却忽然空前高涨起来。
其实，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在1959年初春，就已经行动起来，带头人是邢其毅和张滂。邢其毅生于1911年，时年48岁，张滂1917年出生，比邢其毅小6岁，两人年龄相差无几，正是人生的盛年。邢其毅于1933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赴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而张滂则于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领域的佼佼者。人工合成胰島素，离不开有机化学方面的专家，故邢、张二人担当了此任。他们的麾下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有季爱雪、李崇熙、陆德培等人。
邢其毅是中国有机化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著作《有机化学》，曾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通用教材，几代人受益于此，该书被人们尊称为“邢大本”。之后，他的《有机化学基础》又被称为“邢小本”，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当1957年的某一日，作为教授的邢其毅站在大三学生叶蕴华等同学们面前讲课的时候，有些学生已经做好了打瞌睡的准备，可他风趣的语言和深刻而又通俗的表达，立刻吸引了所有的同学们，在邢其毅的嘴里，枯燥的有机化学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又斑斓多彩的世界，那时候，邢其毅身着整齐的中山装，举手投足都神采飞扬。让叶蕴华和同学们不解的是，邢老师口袋里怎么还装了一个瓶子呢？鼓鼓囊囊的。课间休息时，邢其毅摸出瓶子喝着里面的液体，面对同学们不解的目光，邢其毅笑了笑道：“我今年46岁了，可还没有离开奶瓶。”同学们闻之哄堂大笑。后来大家才知道，邢老师患有胃溃疡，每次讲课他都带一小瓶牛奶，以备在课间休息时饮用。
邢其毅很幽默，常随口一出就逗得人开怀大笑。有一次祝贺一位博士毕业聚餐，席间邢其毅又是侃侃而谈，邢其毅道：“美国总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深受国人的尊重和爱戴，可他在世界上只怕一个人，”至此邢其毅不说话了，微笑着看着大家，同学们急了，纷纷问：“怕谁？”邢其毅故作严肃地道：“老婆！”说完，他话锋一转：“这位总统先生可真不容易，白天全力工作，还要应付来自各方的政敌，可回到家里还得受老婆的气，这多憋屈呀！”大家皆笑。在座的一位同学张口就问邢其毅：“老师，您惧内吗？”邢其毅不假思索地道：“因为我不是伟人，所以不惧内。”大家一阵爆笑。
邢其毅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伟人，可他是一位有建树的学者。早在50年代初就有预言：在未来，蛋白质和多肽化学必将成为有机化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当他知晓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专家们准备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候，他激动得难以言表。连声道，功莫大焉，功莫大焉！
可是，邢、张二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很快都靠边站了，不得不离开胰岛素合成项目。不久，北京大学化学系迎来了一位“老革命”王孝庭，他走马担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孝庭1925年出生，说他是“老革命”，一点都不为过，他15岁就入了党，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王孝庭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一年，正好34岁，可谓是风华正茂。他精力充沛，富有激情，讲话干脆利落，极具鼓动性。年轻的学子们都非常欢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他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从血雨腥风中走来的王孝庭渴望国家强大，他希望干事业应该就像当年勇士们冲锋陷阵一样，王孝庭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进度不满意，他说，知识分子往往就缺少了那么一股冲劲和蛮劲，对合成胰岛素，我们早就该吹冲锋号了！要冲，冲，冲！否则，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合成？到那个时候，帝国主义国家早就赶到我们前头去了！
王孝庭的话让年轻的学子们热血沸腾，有人说，孝庭同志，你就是领路人，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发起攻击，不相信拿不下胰岛素这个小山头。
邢其毅听了就苦笑，他自言自语道，这是科学，不是打仗。胰岛素也不是小山头，而是珠穆朗玛峰！
张滂也嘟哝，心急了是喝不得热粥的，那样会把嘴皮子都烫起水泡来的。
王孝庭的话音刚落下不久，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就出现了很多口号：坚决打胜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仗！我们要成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领跑者！等。
王孝庭麾下很快就聚集了几百人的攻关队伍，有老师，有学生，王孝庭挥着手喊道，我们要来一场大兵团作战。要以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
80岁的施溥涛老人，如今对当年北京大学人工合成胰岛素大奋战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不算冷的冬日，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小会议室里，施老操着一口浓郁的宁波话笑呵呵地说，我是亲历者，点点滴滴几乎都还记在脑子里，一闭上眼睛，眼前都是那一幕幕场景。
已经享受天伦之乐的施溥涛曾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研究员。1959年，施溥涛刚好24岁，那个时候，学生党员都会挑起一份担子的，正因为此，刚刚毕业不久的施溥涛就成了化学系有机教研室的副主任，王孝庭见他活跃又有朝气，就让他主管胰岛素合成。这个时候，在王孝庭鼓动下，北大的胰岛素合成已经是如火如荼，可王孝庭还不满意，他对师生们说，我们应该像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样，搞胰岛素也要有这种精神！王孝庭见施溥涛还缺那么一股子精神，还缺那么一股子干劲、冲劲，就决定调兵遣将，他把正读大学四年级的花文廷和五年级的叶蕴华调来参加合成胰岛素，并委以叶蕴华有机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的重任。这一年，叶蕴华芳龄刚过20，眉宇中还挂着一丝稚气，她比施溥涛低一届，可为了胰岛素合成提前三个月就毕业了，为此叶蕴华还哭了鼻子，王孝庭皱着眉头围着她转了几圈开了腔，蕴华同学，胰岛素合成是为国争光，为人类争光的大事业，要无条件地服从，没学完的课程将来可以补上嘛！叶蕴华拭了一把泪道，可我还没毕业，还没做过科研呢。这么小的年龄实在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王孝庭又皱起了眉头，啥？你这个年龄要是放在红军长征时，有的都是红军师长、团长了，有的十几岁就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了！你这是小丫扛大旗，要勇敢地挑起来。叶蕴华被王孝庭说得热血沸腾，用力点点头走了。
北京大学在胰岛素合成大兵团作战期间，王孝庭是总负责人，也是总指挥，胰岛素A链合成有叶蕴华挂帅，B链合成则是施溥涛，花文廷负责分析和A、B链拆合，陆培德是后勤保障。陆培德不满意自己的岗位，嚷着去一线参加胰岛素的合成，王孝庭就黑着脸对陆培德说，别小看自己就是个粮草官，前方胜负可全靠你呢。
随着科研进度，氨基酸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陆培德连连告急，王孝庭火了，朝着陆培德开了炮，你是怎么供应的？陆培德道，材料不足，我没米下锅呀！
王孝庭亲自出马，带着施溥涛到各家医院收集氨基酸，一家一家地跑，走马灯一样地转，有一天晚上施溥涛正在测熔点，一阵困意袭来，他的脑袋靠在了煤气灯上，头发烧去了一片。这天早上，王孝庭又来喊施溥涛上医院收集氨基酸，施溥涛苦着脸指着自己的头道，我这样子咋出门？王孝庭哈哈一笑，拽着施溥涛就走，走在医院里，一些医生、护士看施溥涛的样子窃笑，有的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也就是这一天，北大出事了，一个学生被烧伤了。胰岛素合成需要大量的溶剂，一些废弃溶剂都要及时处理，学生们就在北京大学的棉花地里挖坑烧掉，那天有个学生划了几根火柴扔下去废料都没有燃烧起来，旁边的韦全贵刚入学一年，他见状心中便涌起了一股英雄豪气，大大咧咧地说，看我的，言毕就爬到了坑下，他划根火柴伸手刚要去点，只听“扑哧”一声，坑下就腾地起了一个红红的大火球，韦全贵尖叫着往上爬，那火苗就像一条吐着信子的长蛇，先是咬住了韦全贵的褲脚，接着又蹿到了他的后背上，紧接着又烧到了他的头发，一干人慌了，纷纷附身去拉韦全贵，有的也被火烧到了眉毛。
施溥涛到医院里去看望韦全贵，韦全贵咧嘴就哭了，施老师，我这破相了，女朋友肯定要和我吹了。施溥涛连声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韦全贵的女朋友没能接受这个现实，不久就与韦全贵分道扬镳了。北京大学出于对韦全贵的关心，特批准他留校在哲学系做行政工作。
据说，韦全贵已经过世。几年前卒于一场心脏病。
北京大学尽管发动了人海战术，可雷声大雨点小，王孝庭还是不满意进度，他把叶蕴华叫到办公室说，太慢，还是太慢！要大干30天才能初见成效！最后，王孝庭扳着指头一一给叶蕴华定了任务。叶蕴华回来把王孝庭的意见传达给施溥涛，施溥涛一听就急了，操着一口宁波话像连珠炮一样叫了起来，叶蕴华一句也没听懂，眨巴着一双美目看着施溥涛，你别急，慢慢说。说快了我听不懂。施溥涛咽了口唾沫，一字一句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了，叶蕴华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可能！施溥涛点点头。叶蕴华深有同感，抬脚又来到了王孝庭的办公室，叶蕴华小心翼翼地道，孝庭同志，这任务恐怕很难完成。叶蕴华话音未落，王孝庭就火了，同志，胰岛素合成，毛主席期待着，周总理期待着，全国人民都期待着，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呀！
叶蕴华小声道，科研不是一哄而上，更不能搞人海战术，要遵循科学规律。王孝庭闻听此言，一下子更火了，气得拍了桌子，叶蕴华看老革命这样，吓得不敢再出声，只是抹眼泪，王孝庭见状有些不知所措，又是给叶蕴华端水，又是为她拿毛巾擦眼泪。
王孝庭一时没有开口，在房间低头来回走着，良久才抬起头来说，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真是渴望国家一切都好起来啊，胰岛素如果能合成，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既是对人类的一项大贡献，也是为国争光呀！
王孝庭说完，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叶蕴华。
叶蕴华点点头，她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科学毕竟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叶蕴华看着眼前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老革命，实在不忍心向他泼冷水，她点点头道，我动员大家全力以赴。
叶蕴华走出王孝庭的办公室，展目看去，几乎到处都是为胰岛素大干快上的景象，作为党支部书记，她感到肩上的担子重重的。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着几份熊卫民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访谈录，从中看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亲历者汤卡罗教授：有的专门负责发豆芽，用它来提取天门冬氨酸；有的同学则通过大烧瓶用盐酸来煮丝绵被中的丝绵，用这个方法来制备丝氨酸。
亲历者叶蕴华教授，有的同学在生产别的相关产品，譬如说剧毒的光气。
亲历者陆德培研究员，有的同学提纯极易燃烧的乙醚，石油醚等。
据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有关协作问题》（601为人工合成胰岛素代号）记载：因陋就简，自力更生。进行试剂制作。
亲历者夏其昌研究员：大兵团作战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是整个不上课的。大家停课，用三班倒，两班倒的方式做。
……
那时候整个是一种大跃进的气象。就算你没事，也不能回去睡觉，那样会被人说成落后的。那时候每到23点钟供应夜宵，我想大家就算早也得吃了夜宵才去睡。
……
白天班的工作时间，反正不是八小时。十二小时也不止，当时是两班倒还是三班倒，我记不清了，很可能是两班倒。你想想，那时候（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觉是不大有的，十一点钟吃夜宵嘛。
……
当时以为工作非常简单，以前之所有搞不上去，是因为保守，只要解放思想，是能搞上去的。所以大家是热火朝天地在搞。
回望上世纪（20世纪）一幕幕胰岛素攻关的场景，那种奉献精神无不感染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尽管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困难重重，百姓饥肠辘辘，我们还是给了科研人员生活上最大的关照。然而，过度的盲目和一哄而上，也对科研人员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据北京大学科技档案载：那时我校就自己生产氨基酸和大量溶剂、试剂，加班加点，不注意劳逸结合，导致不少同学生病，甚至有一个班里许多同学得了肺结核。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熊卫民的采访录中，当年的亲历者汤卡罗也谈到了大学期间在健康上受到了损害的同学有很多。我们那一届同学，在入校时有240人，中间还有插班的，但毕业时只剩下了180人。有60多人患了肺结核。我身体较好，挺过来了。
那个年代，与叶蕴华等人有相同经历的大学生有很多。
当时，北京大学有师生数百人参加了攻关会战，其中很多人甚至连化学试剂的元素的结构都不知道，在一些人看来，把多肽放在一起，就合成了新肽，脑子里只是有个加法的概念，随后，以此类推，很快就合成了“A链”。
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也行动起来，开始复旦大学有70多位师生上阵，为了赶超北大和生化所，最后队伍扩展到百余人。同样，也是在北京大学1960年4月22日合成“A链”之日，复旦大学也完成了“B链”30肽。
我们报喜来了
对叶蕴华和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1960年4月24日，叶蕴华赶到首都机场准备乘机远行，在那个年代，能乘机遠行是很多人不敢想的事，可这幸运落到了年轻的女大学生叶蕴华的头上，给叶蕴华带来的这次幸运自然是人工合成胰岛素。
这一天，置身在人群中的叶蕴华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看得出，她把这个箱子看得格外重要，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有丝毫的闪失。
这一刻，没有人知道这个箱子里的秘密，可叶蕴华明白，箱子里装的是胰岛素“A链”，可是北京大学师生们用心血合成的啊。
叶蕴华临走的时候，施溥涛对她此行可谓是“千叮万嘱”，他轻轻拍着那个小箱子说，要人在箱子在，这可是无价之宝呀！
叶蕴华知道它的分量，连连点着头，想到自己马上就乘机飞上蓝天，她激动得双颊都起了红晕。
叶蕴华走后，施溥涛他们直奔火车站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4月19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中科院院长、著名诗人郭沫若专程出席。
参加这次大会的都是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而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叶蕴华此行是专门到大会上报喜来的。
24日上午，也就是叶蕴华从上海机场乘车赶往上海锦江饭店的时候，曹天钦迈着沉稳的步子走上了报告席，他自豪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这次大会开始的第二天，我们生化所的科研人员已经成功合成了半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工B链和天然胰岛素A链合成的胰岛素）。
曹天钦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又高声说，下面请钮经义同志给各位专家做详细报告。
钮经义讲得很激动，下面听得也很投入，掌声一阵阵响了起来，坐在前排的著名生化学家汤佩松、童第周更是兴奋不已。这一年，汤佩松57岁，童第周58岁，两位在生化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深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今天听到这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怎么能不动情呢？汤佩松连连点头，童第周则低声说了数个好，最后，两位老人的手不自觉得紧紧握在了一起，越攥越紧，眼里竟都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正当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叶蕴华提着小箱子快步走进了会场，她低声对大会工作人员说了几句话，随后就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发言席，她此时很激动，没有铺垫，也没有渲染，直接开门见山地宣布：我们北京大学已经成功地合成了胰岛素A链……
她的声音抑扬顿挫，很悦耳，很动听，也格外鼓舞人心，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当听说她竟是北京大学胰岛素合成的负责人时，与会的科学家们对这位扛大旗的小丫头更是刮目相看，汤培松老人伸出大拇指，连连说北京大学了不得，了不得，少年可畏，后生可畏，眼前的这小丫更可畏！
汤培松话音未落，会场外突然传来一阵锣鼓声，那是报喜的锣鼓声，是那个年代常有，不过，报喜的锣鼓声直接敲到了锦江饭店会场外还是第一次，大家愣怔间，锣鼓队已经进了会场，有人看到，率领锣鼓队的竟是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苏步青1902年出生，时年58岁，这位被人们誉为“数学之王”的大科学家，虽已近耳顺之年，可精神矍铄，举手投足不见老态，他是浙江人，个子不高，此时正起劲地挥手指挥着鼓点，每一次用力，好像要跳起来一样。
大会主持人马上让苏步青发言，苏老迈着矫健的步子走上发言席，他像一个娴熟的乐队指挥一样，轻轻地一挥手，锣鼓声戛然而止，接着他高声道，同志们，我们今天特地赶来报喜，这是一个大喜事，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喜事，告诉同志们，我们复旦大学已经成功地合成了“A链”和“B链”了。
苏步青话音未落，会场上已经响起热烈的掌声。
聂荣臻元帅高声说，有人说外国人没做到的中国人是做不到的。此话毫无道理，难道外国人比咱们多长个脑袋还是多只眼？他们没办到的事咱们偏要干成！
聂帅说到这里，就像战争年代做战前动员一样，他大手用力一挥接着说，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做得到的，外国人恰恰没有做到……有人说科学只有一个人研究才能算科学，研究成功才算科学家。世界上没有的我们搞出来了难道就不算科学吗？我们就不算科学家吗？不！我们在座的全体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合成蛋白质的同志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人，北大的同学是更多的了，这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采取的方式人家说我们是人海战术，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扩大的队伍。现在科学的发展综合性很大，肯定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来研究。
聂帅说到这里笑了笑道，我是军人出身，张口不离本行，过去打仗的时候经常搞大兵团作战，现代大兵团作战，各兵种联合作战一定能攻克大堡垒，科学攻关我们不妨也来一场大兵团作战，人多力量大，这样就完全有能力不断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大诗人郭沫若激动地难以自制，聂帅刚刚落座，他就站了起来，他扶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用充满诗人激情的话语说，刚才聂帅发出了战前总动员令，我们为了胰岛素最后的成功，做出最后的努力。阳春四月，万物逢喜，今天更是喜事重重，先有生化所喜鹊登枝，后有北大小丫飞来捷报，再有复旦步青锣鼓报喜。这喜不是双喜临门，而是多喜临门……毛主席要我们破除迷信，走群众路线，大搞协作，不分彼此，共同来搞，起了裂变作用，使我们突破千重万重的束缚，做出千人未有的成果，做出洋人不能做出的成果。
……
祝贺大家的成就，但不要满足，不要自满。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总路线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有不自满的人才能做到。
郭沫若说到这里，手臂一挥，语速一下子加快了，语气也更有节奏感和鼓动性，我们要鼓足十足、百足、千足、万足的干劲，力争上游的上游，我们要不断地革命，要努力成为不断革命的革命家，为中国的科学做出更多更大的成就！创造出前人没有创造出的事业来！
诗人郭沫若的话音还没落下，掌声就已经盖了过来，会场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大家都站起来彼此握手，彼此拥抱，这上海的四月天好像一下子炽热起来。
本是生化所来报喜，可最后火了北大，红了复旦，作为专业科研单位的生化所输了，输得他们颜面全无，主角成了配角，红花成了绿叶，一边是冰，一边是火焰，王应睐、曹天钦、钮经义这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坐不住了，年轻的科研人员更是如坐针毡，有的人甚至在沸腾的场面中悄悄溜走了。
汤佩松握着王应睐的手激动地说道，应睐，你们可被远远抛在身后了，这样可不行！学生超过了老师呀。不要气馁，要抖擞精神，开足马力，尽快赶上去！
王应睐笑笑，面露尴尬之色。
是啊！复旦大学的生化专业是生化所一手拉扯起来的，是名符其实的小字辈，生化所的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钮经义、沈昭文等人皆是特聘教授，常到这里耳提面命，传经送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没想到还没毕业的学生就超越了老师。
邹承鲁不甘示弱，他环视四周开了炮，谁是最后的成功者还要看最终的结果。
邹承鲁何出此言，原来杜雨苍和张友尚正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A链”和“B链”的合成，一旦如愿，人类首次合成胰岛素就算是成功了。
那该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
就在杜雨苍和张友尚全力以赴的时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已经在中苏友好大厦举杯庆祝各自的胜利了。
另一边，聂荣臻元帅、诗人郭沫若，还有生化所的王应睐等科学家静静地等候着来自生化所的消息，此时此刻，生化所的所有科研人员都没有回家，他们就立在院子里静静等候着，有的人眼巴巴地盯着楼上实验室那盏明亮的灯。
报喜的锣鼓队也已经待命。
此时，新华社记者早已拟好了通稿，题目是：解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 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
夜漸深，人们都等急了，可报喜的锣鼓声还没有响起，聂帅抬腕看了眼手表，连说，再等等，郭沫若点点头，随口吟道，锣鼓声起是捷报。
可是，众人最终也没有等来捷报。
屋顶会议
正当生化所的科研人员黯然伤神之时，曹天钦从复旦大学带回了一个更让大家心焦的消息，他们竟然再次重复合成了A链、B链，这个时候，杜雨苍、张友尚等人还在实验室苦苦奋战，听罢此消息，他们面面相觑，一时无语。
复旦大学愈战愈勇的消息传到北京，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坐不住了，大诗人郭沫若也是眉头紧蹙，他对张劲夫说，不能偃旗息鼓，更不能铩羽而归，该给他们加加油了。张劲夫点点头，搞科学就应该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何况他们只是比兄弟单位差了那么几步，再加把劲赶上去，终点上才能分出胜负来嘛！
张劲夫也是一位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猛将，他1935年入党，1940年1月在担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的同时，还肩挑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的重担。
皖南事变后，张劲夫又成为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时隔不到一年，他又擢升为新四军第二师四旅政治委员，在淮南率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于2015年去世，享年101岁。
1956年，张劲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科院的日常工作。他上任伊始，恰逢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劲夫上任伊始就把人工合成胰岛素放在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在党组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把胰岛素搞出个名堂来，不成功决不收兵！
张劲夫与郭沫若简单相商后，决定派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秘书长杜润生即刻赴上海力促攻关进度。杜润生1913年生， 1947年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过多次战斗。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老比张劲夫长一岁，卒于2015年，时为102岁。
杜润生不敢怠慢，当日就来到了上海，他不顾劳顿，上午就召开了生化所全体科研人员大会，杜润生说，我是带着张劲夫书记、郭院长的话来的，希望大家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尽快拿出成果来！
……
这次会上，杜润生讲了很多，也有批评，生化所上上下下都铆足了劲，决定再次据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档案601工作简报记载：生化所有关同志纷纷议论，认为时机不能再等，一定要分秒必争，后来居上，并已决定全所来搞。午后该所党支部立即进行了全所动员，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会上群众情绪激昂……当时就成立指挥部，组织107人，成立四个大队。东风厂为第五队，负责氨基酸及其他原料的生产供应。晚上生化所就付诸行动，对全体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初步训练。
也就是这天下午，杜秘书长和分院党委研究决定，组织有机所、药物所等力量一起来搞这项任务。当晚8：30王仲良同志召开了有杜润生秘书长、有机所边伯明副所长、汪猷副所长、药物所许浪旋副所长、高怡生副所长等人参加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王副院长提出，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个好题目，意义重大。生化所在这次学部会议上献了礼，但目前复旦已领先。这不光是生化所的问题，还是整个科学院的问题。因此我们下决心组织大兵团作战，打破各所的圈子框框，一起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要求抢时间，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汪猷所长讲，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的时间有点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这次重要会议是在生化所主楼的屋顶上举行的，因为举足轻重，就有了重大事件的意味，后来生化所志上称这次会议为“屋顶会议”。
屋顶会议结束后，中科院上海分院很快就成立了601指挥部，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仲良担任总指挥，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为副总指挥，王应睐、汪猷、曹天钦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
部署妥当后，生化所、有机所、药物所很快行动起来，这以后，共有300余人参加了胰岛素攻关。
王应睐、曹天钦他们对复旦大学的速度一直半信半疑，但两次报喜又言之凿凿，王应睐决定派人前去探个究竟。王芷涯自告奋勇，说我去吧，王应睐点点头，对，你带上张友尚、陈远聪，你把大局，他们把细节。搞科研可以竞赛，但不能互相拆台，我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科学。临行前王芷涯道，人家虽是咱们的学生，可毕竟走到咱们的前头去了，咱们要放下架子，掩起脸面，千万别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否则咱们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要是他们合成的路子对了，咱们就好好取经学习！
张友尚、陈运聪点点头。
王芷涯是个急性子，说行动抬脚就走，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复旦大学，对方开始也很热情，连说几声欢迎欢迎，接着就是以茶相待，双方说了一会话，接待的人就借口走了。
王芷涯对进来倒水的学生说，要不我们到你们实验室看看？那学生只是笑笑，也不作答。
从中午坐到傍晚，再无一人前来。王芷涯道，咱们就别耗下去了，人家这是对咱们封锁消息呀。
张友尚点点头，我看也是，给咱们倒了几次水后，就把咱们晾起来了。
陈运聪笑笑道，这闭门羹可够噎人的。
王芷涯道，咱们就不坐这冷板凳了。
言毕，手一挥，说声撤。
1960年6月28日，上海市科委举办了一场“大协作动员会”，参会的有生化所、有机所、复旦大学生物系、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市科委的领导说，这次大会是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举行的，是一次大协作动员会，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搞山头、搞封锁，胰岛素不管几家搞，什么单位来搞，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为国争光，今天大家坐到一起，要把各自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不能藏着掖着，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才能加快速度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
这位领导谈吐很幽默，说到这里他話锋一转道，大家都不要潜伏着了，是暴露一下自己目标的时候了。下面的人听了，都发出了会心的笑。
有了开头的铺垫，大家就彼此放松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率先发言，把拆合过程和盘端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见状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们竹筒倒豆子，各自把合成过程说了一遍，最后又干脆把实验报告发给了大家。
这次会上，复旦大学的人底气很足，他用手比划着说，我们的结晶已经让小白鼠惊厥了，小白鼠也跳得很欢，这证明合成是成功的！
邹承鲁笑笑，很欢？欢到什么程度？
会后，邹承鲁等人马上钻进了实验室，他高兴地说，我们就顺着复旦大学实验路子做，结果肯定是一目了然的。
张友尚道，以我的经验来看，他们实验应该是错误的。
邹承鲁道，实践出真知！
杜雨苍、张友尚点点头，按图索骥，照着复旦大学的实验步骤一一做下去。几个人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忙碌了一夜，经过几次反复实验，最后发现复旦大学的结果是错误的。
当年的中科院生化研究所档案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结果发现复旦大学的两类测试方法都非常不规范，或者说根本就是错误的。
在熊卫民的访谈录中，有邹承鲁的一段回忆，大概怎么做他们说了，主要的内容是每一步都不经过分离鉴定，就稀里糊涂一步步往下做，这样能不能拿到东西？再有一点，他们测活的方法可靠不可靠？我记得有一个关键是，他们最后的产物是用冰醋酸溶解直接注射到小白鼠的腹腔里，而胰岛素的要点是用水溶液注射。用冰醋酸溶液代替水溶液会出现什么现象？我们当天晚上连夜赶着做这个实验。发现单纯注射冰醋酸就可以得到一些与注射胰岛素类似的现象，那种现象不是胰岛素引起的，而是冰醋酸引起的。
中科院上海分院数百人的大兵团攻关也是浩浩荡荡，就犹如中科院院士戚正武回忆起当年情景时所言，用排山倒海之势毫不为过。大家白天黑夜连轴转，有的都一脸倦意，疲惫不堪了，还在那里硬撑着。有的赶也赶不走，跟领导玩起了“捉迷藏”，最后不得不互相监督，强制休息。可是领导也是如此。
讲起那个年代的往事，汪克臻表情丰富起来，他比划着说，那时候上上下下一条心，不攻破难关不算完，王应睐、汪猷这些人，那个时候都是学部委员了，这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我记得他们在实验室也经常是通宵的干，别的不说，就看当年人们这种精神吧。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收藏的关于胰岛素的访谈录中，有当年亲历者王芷涯的这样一段回忆，大兵团作战，疲劳得要命，紧张啊！紧张！我们有一个工序是摇瓶，把东西加进去，不是用机器摇，而是用手摇。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性叶，她就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就这么摇呀摇，摇呀摇，实在疲劳了，就打瞌睡了，烧瓶一下子掉了下去，全部摔破了，破了液体就没有了。这个烧瓶里装得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不得了了，八肽跳楼自杀了。”大家都惋惜的不得了，就批评这个小姑娘：“你怎么能睡着呢？你怎么好打瞌睡呢？”我把这件事汇报给王仲良，王仲良说：“这个可不能批评厉害了，我看这个小姑娘性格有些急，刺激大了不行。他怕她跳楼自杀。”当初是作为一笑话在传，但这不是笑话，说明大家很疲劳，白天夜里，夜里白天，不断地工作。
……
不管是白天夜里，反正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去。我住得离单位很近，大家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去。我记得我的儿子当时大概三岁——他是1956年生的——患了肺炎，就住在小儿二科医院，我晚上九点多钟出来——大概是这个时候——再去看他，看他一个人睡在那里。怕他跌下去，床边的栅栏都要竖起来。我爱人在《解放日报》，是坐夜班的，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照看。那时候，都没工夫管他。哎，哎……
多少年后，当王芷涯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无从知晓她当时的心情，况且，王芷涯也已经作古，但从她当年的话语和语气上，还是能感觉出作为女性的王芷涯，心底深处的那种愧疚和流露出的浓浓母爱。也许，情到深处时，她的眼圈红了，抑或泪水也流了下来吧。
第五章 科学没有回头路
进京谏言
1960年底，全国陷入了大饥馑，很多地方都食不果腹，正在攻关的科学家一日三餐都得不到保证，半夜加餐几乎断了，王芷涯是负责后勤保障的，见大家碗里的粥越来越稀，一时急得团团转，有一次她对王应睐说，之前，国家为了保障咱们科研攻关，再困难也没让咱们饿肚子，晚上还要加夜餐，现在真供应不上了，听说毛主席都提出不吃肉了，咱们也不能去叫苦吧。现在大家都饿得头晕眼花，有的身体都浮肿了，连走路都一摇三晃的，这关咱们还怎么攻？
王应睐点点头，我去化点缘，先一解燃眉之急。
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王仲良发话了，体力脑力都消耗大，先暂时停下来，开一段时间的神仙会，大家可以发发牢骚，出出闷气，安定安定情绪，过过神仙日子，针对咱们的大兵团作战，搞一个大鸣大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上紧箍咒，谁都可以说，说什么也都行。
神仙会上，有的人果然发开了牢骚，那俏皮话、怪话就像泄洪似的一股脑地都出来了，有人说，啥合成蛋白质呀？我家老母鸡天天都生蛋，现成的蛋白质，还合成干什么？我看这是戴斗笠撑伞——多此一举。还有的人道，为了一个小小的蛋白质，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干脆养它几窝鸡就算了！
大家闻听此言都笑了。
有的说，严肃点，别开这样的玩笑！
王仲良也笑了，大家畅所欲言，说得都很好呀，谁家的鸡还下蛋了？
大家听了又笑。
这时一个人又说，人工合成胰岛素根本就不可能。复旦报喜了，北大报喜了，咱们也到这程度了，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猴子捞月白忙活，到最后要啥也没有。
是呀！白白浪费人力物力，我看咱们用掉的试剂都够装几个游泳池了。
愚公移山难，这合成一个蛋白质更难！
王芷涯也开了腔，咱们现在是一马也没当先，万马也没奔腾起来，我看就不如老老实实下马算了。
在开这次神仙会之前，有机所的人早就给汪猷提了意见，说合成蛋白质这事是生化所先挑起来的，让咱们跟着白费力气，应该敲锣打鼓的给他们送回去，让他们自己消化去吧。
汪猷不同意，他说，我当初觉得可行性不大，也不是很赞成，可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搞下去，遇上困难就鸣金收兵吗？如果当年世界上那些先辈科学家都和咱们一样，科学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现在的电灯、蒸汽机、原子弹什么的，科学精神是靠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如果咱们停手了，多少年后，后人会怎么评价我们？他们会说，这是一群意志不坚强的人，到时候你的灵魂能安宁吗？
有机所的人都知道汪猷脾气很倔，是牛脾气，不想干的事多少条鞭子抽，他也不会往前挪一步的，想干的事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见王芷涯提出下马，有机所有些人又跟着呼应，汪猷有些恼火，就瞪了一眼自己麾下的一干人马，你们不要跟着瞎起哄！
这时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突然说道，科学没有回头路！
这句话声音不大，可猶如晴天响雷，会场遽然静了下来。
大家顺声望去，见是陈常庆。
在胰岛素一路合成中，陈常庆是个响当当的积极分子，出了命的闯将，当时生化所有几个能干的年轻人，号称是四大金刚，有龚岳亭、陈常庆、葛麟俊、黄维德，陈常庆能干又会巧干，那时候，各行各业都是党员挂帅，生化所在攻关前，专门成立了党领导小组，组长为曹天钦，组员为王芷涯、杜雨苍、张友尚、陈常庆，真是老中青三结合。就犹如杨家军出征，前有威武少年杨宗保、穆桂英，后有经验丰富的佘太君。那时陈常庆二十有余，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斗胆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真是一锤定音，接着引来了一片掌声。
王仲良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说，看看这个小年轻人，说得多好！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行的，只有那些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顶点！从攀登科学高峰上退下来，那就是逃兵，就是失败者！
王应睐一直没有说话，他听着，一一记在小本上，他一直在思考，搞科研“全民皆科”是不行的，行政代替了科学更不行，没有科研经验甚至连茅庐都还没出的年轻人成了主角，而老科学家老科研人员却成了跟班、打杂，外行指挥内行对科研更是有害无利。
王应睐环视了一眼四周，轻声自语道，该改变一下这样的局面了。
王应睐想进京谏言，但全国形势就是如此，自己出头会引来什么后果，他有顾虑，可王应睐最后决定还是一试，为了科学，为了有朝一日合成蛋白质，他豁出去了。
恰恰1960年是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中国科学院应邀决定派代表团赴英参加，王应睐为成员之一，这年7月的一天，王应睐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与代表团汇合，一路上，王应睐的思绪还是九曲十八弯，思想上一直在做着激烈的斗争，车至北京，他还没有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但王应睐最终还是去了，就在这个炎热的下午，他走进了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办公室。
张劲夫很看重眼前的这位科学家，他用粗糙的大手握着王应睐的手说，见到你很高兴，对于胰岛素，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王应睐望着张劲夫黝黑的面孔说，张书记，我是向您谏言来了，不知您喜欢不喜欢听？听了高兴不高兴？可无论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说出来，要不我着急，也不安呐。
张劲夫表情严肃起来，他点点头，高声道，尽管说，我喜欢！
王应睐张张口，欲言又止。
张劲夫哈哈一笑，不要有顾虑，放开讲！
王应睐扳着指头说，张书记，您是老革命，可搞科研不是打仗，更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呀！一哄而上没有什么好处的，再就是很多专业不对口的人也加了进来，可结果于事无补呀！
张劲夫点点头说，是啊，我知道，听说还封了你个参谋长呢，言毕，他又自言自语道，确实不应该把军事这一套放到科学家队伍里，风马牛不相及嘛。
王应睐见自己的想法引起了张劲夫的共鸣，就放心了，他接着说，当务之急是精减人员，再就是一切行动都得符合科学规律，更不能凭空指挥，要有的放矢！
张劲夫道，是啊，我们是应该调整思路了。
……
当王应睐出现在英国皇家学会庆祝典礼上的时候，张劲夫已经坐在了聂帅的办公室里了。
听了张劲夫的话，聂帅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踱了几步，开口道，王应睐说得很好，很有道理，我赞成他的意见，目前，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普遍存在，对此，我也要向总理汇报一下。该调整就调整，该降温就降温。
张劲夫从聂帅办公室回来后，就立刻召开了中科院党组会，会上，张劲夫不仅把王应睐进京谏言的事讲了，也把聂帅的意见传达了，最后他带头做了自我批评。
这以后，北京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在胰岛素科研攻关上做了必要的调整。生化所B链组成员为：钮经义、龚岳亭、黄维德、陈常庆、汪克臻、胡世全、张申碚等人，钮经义还是挂帅为组长，他们继续进行人工B链的合成。
拆合组仍然是邹承鲁、杜雨苍，后又有蒋荣庆加入，他们还是马不停蹄地反复做天然胰岛素的重合后的活力，为人工A链和人工B链合成做累积。
汪猷则率有机所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等一干人马进行人工A链合成，他们各司其职，也都各有进展。可步子都有点缓，效果有点慢。一时间山重水复，大家都期待着柳暗花明。
聂帅说，我给你们打气来了
尽管这样，可大家还是有点打不起精神，曹天钦说，这是伤了元气呀！钮经义道，元气伤了马上补，但步子不能停下来。
刚从英国回来的王应睐找大家谈话，给大家鼓劲。
陈常庆后来回忆说，1960年，中央开始对大兵团突击胰岛素合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生化所将胰岛素B链合成的队伍缩减到十多个人。当时大家一时没有看到希望，就慢慢消沉了下去，虽然上级领导一再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反复强调这是个重大项目，可一些人反而把重大项目当成了沉重的包袱，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觉得生化所把合成胰岛素的事吹到全国去了，甚至传到了国外，如今下不了马，又上不去，怎么办？真是骑虎难下呀，这等于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在中央领导面前也丢了脸。有的人说这就是一个烂摊子，不愿意再搞下去了，就像把一个包袱硬塞给我们来背一样，这真是把人逼上梁山呀。继续做下去的话，最终没有结果怎么办？那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有的人给领导提意见，不要把这个任务当成什么重点了，有些来所里时间比较长的同志，怕自己继续卷在这项工作之中，出不了文章，将来一事无成，有了这样的压力，就想着逃之夭夭。还有的同志一开始就参加的，注定是溜不掉的，也愿意继续干下去，但心里却是很悲观很沉重，在这样的情形下，肯定是斗志松懈，劲头也不大了……
196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的低潮期，大家甚至都有些一种自卑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多肽合成是有机化学，自己的有机化学基础差，没有搞多肽合成的能力。有的则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搞研究工作的料。那年轻的同志呢？认为比自己水平高的同志都觉得不行，那自己的水平就更難以应付了，所以就得过且过，不去好好地钻研了。再就是大家觉得那些外国专家搞胰岛素合成都有着十几年经验，而且人家设备条件又比我们好，所以没法和他们比。这样比来比去，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更没有士气了。
带兵打仗的聂帅知道这时候要鼓舞士气，第一场战斗败了不可怕，关键是打好下一场。他要亲自出面给大家擂鼓打气，以壮声威。
1960年10月的一天，聂帅来到了生化所，下车就直奔实验室，他问大家，现在多少人攻关？王应睐道，也就是几十个人，聂帅点点头，这样好，很精干。搞科研不需要大队人马，需要的是精神和一支专业的队伍。
聂帅接着问，这些年咱们用掉了多少钱？王芷涯伸了一下指头，也就是一百万吧。聂帅笑笑，我看不多。虽说咱们国家还不富裕，但为了科学还是要大气一些。随后他语气一转，你们不要有思想包袱，尽管做，在科学上，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再大的责任，不打你们的屁股。
聂帅看了一眼张劲夫，对不对呀？
一边的张劲夫笑道，对，对！出问题打我们的屁股。
大家都笑了起来。
聂帅收住笑容，脸上严肃起来，他说，胰岛素项目总理很重视，临行前他专门嘱咐我，让我问候大家，他说他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总理日理万机呀，可还是牵挂着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怎么办？全力以赴！今天搞不出来，还有明天、后天，我们这一代人搞不出来，还有下一代人，总之一句话，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100年也要搞下去！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志气！就在几个月前，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虽然还是个草案，但已经动起来了，同时我们还专门写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以后，科研环境会越来越好，也越来越稳定，大家放下思想负担，安心研究吧！
聂帅生化所之行解开了大家的心结，打消了科学家的顾虑。
八肽跳楼
生化所的老科研人说起胰岛素的时候，至今还时有人提及“八肽跳楼”的事，且津津乐道。
当年“八肽跳楼”后，生化所的人心疼的捶胸顿足。
什么是“八肽跳楼？”
是谁让八肽跳了楼？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年的亲历者或老矣，或已经作古，由于时过境迁，那些健在者对“八肽跳楼”事也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了。
我心生惋惜，但也心有不甘。
2016年3月的一个春日，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如同其他的亲历者一样坐在了我的面前，他叫张魁榜，个子不高，胖胖的，戴着一副眼镜，一说话就给人一股笑意。
张魁榜到生化所纯属偶然，生化所成立之初，缺少职工，就从社会上招了一批年轻人，这些人大都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帮着做实验，干一些实验室的杂务，为了让他们成为有用之才，王应睐着手搞了个培训班，号召专家业余时间为他们补课，后来，这批人有的考进了大学，有的成为生化所的研究员。
张魁榜是浙江台州人，出生在上海，少小跟着祖父母在乡下读书，初中毕业后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他在家旁边的派出所临时打杂，有次一个民警对他说，科学院招人，你快去吧，那是个稳定的工作，后来张魁榜就成了生化所一员，当时他跟着邹承鲁。
他说，我总是觉得，只有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样的一群人们才能搞出胰岛素来，这种精神，不是现在说有就有的。
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左手中指上那个金戒指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我说这话你可能心下叽咕，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急忙道，没有。你知道八肽跳楼这事吗？
他一时怔住了，睁大眼睛看着我，脸上好像有些悲戚，他拿起杯喝了口水，很久没有说话，可最后还是开口了。
他一字一顿地说，这個让八肽跳楼的人就是我爱人呀。
我有些意外，很快又心下一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张魁榜看了我一眼，道，意外吧？说着又喝了一口水，接着就打开了话匣子。
1956年7月的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孩提着行李走进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姑娘芳名叫叶箐，刚从北京十二中学毕业不久，就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当见习员来了。
叶箐是满族人，其外祖父姨妈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有着皇家血统的叶箐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而富有弹性，一头茂密的头发透着微黄，长长的睫毛，眼睛蓝蓝的。她的到来，就犹如生化所飞来了一只金凤凰，一下子就把年轻人目光吸引住了。
叶箐也和张魁榜一样住集体宿舍，同很多年轻人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上课，犹如月亮围着太阳转一样，小伙子们也都围着叶箐转，有人还不时地向叶箐射出丘比特之箭，那时候，张魁榜和叶箐年龄相仿，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张魁榜具有南方人的那种细心、周到、体贴，常给叶箐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这位远离家乡的女孩心底里生出不少的温暖，久而久之，二人走近了，心也靠在了一起。有人和张魁榜开玩笑，你的名字可真是名符其实，这下你不仅中了榜，还是头魁！
年轻人性情活泼，每日在实验室里对着的都是三角瓶、试管、烧灯，或者是干燥管、灯泡瓶、小毛细管，低头是分液漏斗，抬头是烧杯，难免会有些单调、枯燥，可为了早一天合成蛋白质，他们都很有耐心也很有定力。
当年常出现的一个情景是摇反应瓶，肽合成是双分子反应，先把两个反应物溶解在三角瓶或灯泡瓶中，为了使溶解物反应更充分更彻底，需要不停地摇瓶，不停地晃。那个时候，没有机器摇，全都靠人工，每人手持一瓶，老科学家在摇，年轻人在摇，有的站着摇，有的坐着摇，有的蹲着摇，虽是姿势各异，举动不一，可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可为了胰岛素的合成，大家都想争口气，出把力。
那几日，叶箐身体有点虚，张魁榜让她请假休息，叶箐不答应，张魁榜三劝两说，叶箐就火了，他白了张魁榜一眼，道，大家都这样拼，我怎么能坐得住？
这天上午叶箐摇的是灯泡瓶，里面装的是刚刚合成的八肽，叶箐摇瓶的动作很好看，一摇三晃，婀娜多姿，就像台上舞者，那烧瓶成了她手中的道具，摇得有节奏又韵味十足，随着摇动，烧瓶口冒出了一缕缕气体，这气体有毒，呛得叶箐涕泪横流，于是她就走到窗口把手伸出去摇，她摇得筋疲力尽，胳膊酸疼，一阵困意袭来，最后终于支撑不住，眼皮就地粘在了一起。
后来叶箐曾跟张魁榜说，那天我觉得自己软得就像面条一样了，脑子里老是有一张床在转，那床太有诱惑力了，我就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床上，最后就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叶箐是睡过去了，手中的灯泡瓶掉到了楼下，她惊醒了，看看摇瓶的手，空空的，叶箐就哇的一声哭了，边哭边往楼下冲，旁边就有人喊，不得了了，八肽掉楼下了，八肽掉楼下了，一些人也都急急往下跑。
大家都一下子围了上去，不知谁在喊，快回收，快回收！
葛麟俊跺着脚道，烧瓶都摔得四分五裂了，还回收啥？
钮经义带着哭音喊，我的八肽呀，你怎么就跳楼了呢？
曹天钦眼巴巴盯着八肽殒命的地方一动也不动，好像那只摔碎的烧瓶在瞬间复原了，八肽还完好无损地装在里面。
张魁榜火了，冲着叶箐道，你为啥打瞌睡，看你这瞌睡打的，八肽这一跳楼，多少人的心血都没有了！
叶箐眼巴巴地看着脚下破碎的烧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声嘶力竭，花容失色。
这时一个年轻人压不住火了，大声嚷嚷道，你还哭，你怎么不跟着八肽一块跳下去！
叶箐哭声遽然停了，随后一下站起来，尖声尖气地喊道，是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八肽，我跳，我也跳下去！
说着扭身就向楼上跑去，大家慌了，几个人上来拉住了她。
八肽跳楼从此给叶箐心底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这以后，很多人发现，叶箐灿烂的笑容不见了，那令人陶醉的曼妙舞姿也没有了。很长时间，她常在梦中突然醒来，连声哭喊着，对不起，对不起，这种梦魇，持续了数年，为此，她还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很久以后才得以慢慢好转。
张魁榜说，在老伴叶箐面前，他至今都不敢再提胰岛素的事。
2015年9月，在生化所庆祝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0周年活动中，张魁榜瞒着老伴参加了，按说，叶箐也应该来的，但张魁榜担心会勾起老伴心底的伤痛。
临分手时，张魁榜反复嘱咐我，如果见了他的老伴，千万别提胰岛素的事。
切记！切记！
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3年，中国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各行各业也有了精气神，中科院决定策马扬鞭，继续未竟的科研事业。这年8月，中科院在青岛举行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北京大学、生化所发现双方彼此都没有放弃胰岛素这个项目，只是，北京大学半途转向合成羊胰岛素。
那天，北京大学的邢其毅教授和生化所的王应睐不禁会心地相视一笑，邢其毅道，你们也没有停止啊，只是我们转向羊了。
王应睐则幽默地说，牛羊都一样，牛羊不分家呀！咱们该再次握手合作了。
邢其毅点点头，过去咱们都各自单干，不如联起手来，拧成一股绳呀！今后咱们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也不搞我的胰岛素，咱们就要联合起来，一心一意就搞中国的胰岛素。
好！好！好！
他们彼此握住对方的手，同声说，对！就搞中国的胰岛素！
自此以后，生化所和北京大学双方接触了几次，逐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在一次科技会议上，聂帅问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胰岛素的工作，为什么不把几支人马合起来呢？这样拧成一股绳力量更大，也更容易成功。聂荣臻元帅的话让生化所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
1963年10月，汪猷赴京参加人大会议，邢其毅闻之特邀请其来北京大学商谈，两位对科学孜孜追求的科学家为了胰岛素又坐到了一起。
当年指挥大兵团向胰岛素攻关的王孝庭已经落寞无声，而曾经一度靠边站的邢其毅又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邢其毅对汪猷说，现在已经不是大兵团作战的时候了，咱们目前几方专攻胰岛素的科研人员也已经寥寥无几，能不能集中在一起搞呢？
汪猷点点头道，这样当然更好，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邢其毅笑笑，当然是你们有机所了。
汪猷怔了怔道，你们来多少人？
邢其毅道，加上我和化学系的文重连同其他老师一共7人。
说着他递上了一个名单。
汪猷有些为难了，他轻声道，你们过来当然很好，我们也很欢迎，可是，你们没有上海户口，也就没有肉票、粮票、肥皂票之类的东西，到时候生活可很清苦的呀。
邢其毅摆摆手，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没有肉票，我们大不了就不吃肉，为了科学，就当一回苦行僧嘛，至于肥皂，我发动大家从北京背过去。比起红军长征，这点苦算什么！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汪猷感动了，他紧紧握着邢其毅的手说，对！为了科学，为了中国的胰岛素！
1963年寒冬，北京大学的邢其毅、文重、施溥涛、陆德培、季爱雪、叶蕴华、李崇熙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一路上，邢其毅等几位男性都聊得很热烈，不时还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另一边叶蕴华、季爱雪张口闭口都是各自的孩子，叶蕴华她们都是初为人母，彼此有一个一岁出头的孩子。车厢里的这两个女人，说起自己的孩子，一个喜形于色，一个眉飞色舞，母爱像一朵花一样盛开在了各自的脸上，可是说着说着，泪水就打湿了她们的睫毛。
叶蕴华的丈夫在湖北参加“四清”，夫妻天各一方，成了牛郎织女。为了能去上海参加胰岛素合成，她只得向远在南京的家母告急，家母还有工作，无法脱身，打来电话说，我左右也请不下假来，就从邻居家找了个老太太，让她给看着，周末我再接回来。叶蕴华听了有些不放心，可一时又没有良策，只得如此。
叶蕴华走的时候，也把孩子抱上了火车，准备途经南京时，就把孩子交给那个老太太，火车一路前行，南京愈来愈近，叶蕴华把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了，她用嘴唇不停地亲着孩子额头，一口一个宝贝地叫着、喊着，泪水一次次盈满了眼眶。
孩子被抱走了，叶蕴华的心也留在了南京。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汪猷对他们的到来热烈欢迎，在全所大会上，汪猷说，为了胰岛素他们都抛家舍业来到了上海，女同志更不容易，她们为了胰岛素，不得不给幼小孩子断了奶。
一句话让叶蕴华、季爱雪红了眼圈。
汪猷顿了顿接着说，他们在上海没有肉票怎么办？咱们不能让他们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呀！大家都要匀出点肉来给他们吃，我先带这个头！
有机所的任务是人工A链合成，对当年的情景，叶蕴华至今都记忆犹新，在熊卫民的一份访谈录中，叶蕴华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离开北京也是很困难的，李崇熙、季爱雪老师和我的孩子都只有一岁多点，都难以放下……那时候真是不容易，我家三口人，分别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在上海，丈夫在湖北，孩子才一岁多，我们没钱，请不起保姆，只好让他去了南京姥姥那儿。姥姥得工作，另外托一个老人给带着。
……
那时候工作都是非常努力的。季老师她们在上海还有亲戚，所以偶尔会出去一趟，我和李老师在那里举目无亲，都是一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大家都相处得也很好，没有人争名逐利，都不争什么主角、配角，都甘愿给人打下手。举个例子，当年季老师负责合成一个四肽，我负责合成一个五肽，我们俩负责合成的中间产物又交给李老师合成九肽，李老师又把他所负责的九肽交给陆老师，供他合成二十一肽，大家常常给别人制备原料，都没想到过什么名利问题。发表文章时作者排名也是领导定的，大家也没争过。
北京大学教授汤卡罗说，当时的科研攻关我觉得那真叫带劲儿，现在的人估计有这样感觉的不多了，恐怕也做不到这样了。那时候，我家在上海，可我就住在所里，我妈后来还老说我，在家门口你也不回来一趟，你那工作就比妈重要？我开玩笑说，大禹治水人家还三过家门不入呢。我们那时候几乎就天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從早上天刚蒙蒙亮一直干到下半夜。季爱雪非常仔细又有耐心，我们有时候多肽做出来是油状体，她就在有机溶液里磨来磨去的，就像磨绣花针一样，最后就把固体磨出来了，我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蘑菇”。
多少年后，留在北京大学的李崇熙、季爱雪、叶蕴华、汤卡罗这些当年的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成绩卓著的名教授。
用氨基酸一步步合成，到最后成为晶莹透彻的胰岛素结晶，那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不仅要通过200多步化学反应，每一步都有人严格把关检验，步步都有铁面哨兵，中间产物鉴定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反应，缺一不可，没有合格证别想蒙混过关，更不能投机取巧，如果放在现今，元素分析，轻而易举，当年分析元素，一半是人工，一半是仪器，要几天才能出来结果，众人等得心急如焚，汪猷常让人带着元素分析单来插队，上面还手书一个大字“急”！汪猷的“急”都不是一般的急，急得冒火，化验员就得马上给他“开后门”。这时就有人说，干脆等多步反应搞完后再进行分析，要不光分析这一关就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汪猷脸一板，结果可能对了，那多步反应的过程错了怎么办？科研过程，宁多一些加法，少一些减法，因为这貌似是浪费时间，实际上缩短了过程。“这怎么办？”是汪猷的口头禅？科研人员每天开始试验前，汪猷都像医生查病房一样到处转，他一是看，二是摸，三是问，那目光像苍鹰的眼睛一样锐利，那手就像感应器一样敏感，那嘴就像连珠炮一样不停。有人笑道，这老头，是追命来了。
汪猷又道，急着分析，但不能急功近利！有人说我犟，干事业就得有点犟的精神！
当年的亲历者徐杰诚对往事记忆犹新：为了鉴定每步缩合产物的纯度，每一个中间体都要通过分析、层析、电泳、旋光测定酶解及氨基酸组成分析。其中任何一项分析指标达不到，都要进一步提纯后再进行分析，力求全部通过。当时我们戏称“过五关、斩六将”。汪猷是不留情面的，如果不行就推倒重来，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行，也得从头开始。所以，只能是小心再小心，唯恐哪里出现一丝差错。
汪猷在科学上的严谨让年轻的叶蕴华心生敬佩，她离开生化所回北京时，特地带走了一张汪猷写有“急”的元素分析申请单。
她一直珍藏至今。
生化所这边也是全力以赴。
钮经义领导的B链合成组又有了新进展，他们已经合成了八肽和二十二肽，B链由三十个氨基酸组成，如果能把八肽和二十二肽成功链接起来，B链就完成了。
龚岳亭这一年36岁，虽是男儿身，可有一双织女一样灵巧的双手，钮经义就把合成B链的任务交给了他。
龚岳亭1928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的。圣约翰大学，创办于1789年，也称圣约翰、约大，诞生于1879年，最初为圣约翰书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从1881年开始完全用英语教学，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92年开始设大学课程，清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升格为大学， 1913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到了1949年，学校开设了文、理、医、工、神5个学院和附属中学。学校占地已达数百亩，在校学生千余人。
圣约翰大学可谓声名显赫，是那个年代全国最出色的大学之一，不仅如此，它还是在中国开门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清光绪十二年，一位叫卜舫济的美国人来到圣约翰大学任职，后又出任该校的校长，卜舫济188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学位，学识渊博，他在中国主持圣约翰长半个多世纪，达53年之久，为圣约翰大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圣约翰大学为此也有了“东方哈佛”之美誉、“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等盛名，从这里曾经走出了中华民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还有宋子文、颜福庆、严家淦、刘鸿生、林语堂、潘序伦、邹韬奋、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张爱玲、周有光等传奇人物。
作为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龚岳亭，自然也为母校增色不少。龚岳亭三岁丧父，是慈母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少年就知苦滋味的龚岳亭，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好学生，他的母亲虽不识字，但能识大体明大理，她常对爱子说，你一定要学好学问，有了学问，贼偷不掉，强盗抢不掉，你就可以为国家效劳。母亲的话语影响了龚岳亭的一生。
晚年的龚岳亭曾经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龚岳亭的母亲身体不是很好，晚年患上了直肠癌，常常疼得大声呻吟，为了胰岛素攻关，龚岳亭很少回家，偶尔回去一次，龚母担心影响儿子科研，就打起十分的精神，连说自己身体好着呢。
龚岳亭听后就放心了，给母亲按摩几下双腿，很快就回到了实验室，老人见儿子走了，又躺在床上大声呻吟起来。
龚母的去世让龚岳亭猝不及防，他后来对女儿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孝顺一下你的奶奶她就过世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说完，泪流满面。
龚岳亭酷爱京剧，一招一式颇见功底，兴趣来时张口就唱；他织得一手好毛衣；在妻女眼中也是一位好厨师。他膝下二女龚维屏、龚维敏每说起父亲来都赞不绝口，龚岳亭做饭也像他搞实验那样精细，他包馄饨，鸡蛋、肉、菜、水都有严格按比例的，烧菜更是讲究色香味俱全。
龚岳亭1949年冬季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了刚刚组建不久的生化所，师从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沈昭文，在后来的科研中很快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在胰岛素合成B链小组中，被委以重任，担任副组长。
钮经义让龚岳亭负责八肽和二十二肽的链接后，龚岳亭、葛麟俊等人连续几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成功，大家都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动手。
大家都静下心来梳理思路，寻找蛛丝马迹，氨基酸很“娇贵”，是个大家闺秀，在实验前，得先用保护基把氨基酸某一部分保护起来，开始实验之时，再用其他试剂脱掉穿在氨基酸身上的保护衣，接着再把裸体的氨基酸缩合连接起来，前边都能愉快合作，可到了B链末尾氨基酸怎么就闹起情绪来了呢？
十年磨一剑，龚岳亭他们和氨基酸毕竟打了6年多交道，这位“大家闺秀”到关键时刻怎么能冷若冰霜，翻脸不认人了呢？
在小組会上龚岳亭道，天然B链是没有保护的，人工合成B链是不是也不需要？
钮经义一拍脑门，对呀，把最后一个氨基酸的鞋子脱了，让她“赤脚”上阵。
葛麟俊连声说对，天然B链本来就是“赤脚”的嘛！
科学家钮经义的一声“赤脚”看似简单，可里面蕴含着多少科学元素呀。
“大家闺秀”赤了脚，问题果然就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B链成功合成了，龚岳亭称了一下，说有六克多一些。
这六克粉状，咱们平时用的小勺子就盛了，六年时光仅为此，真是粒粒皆辛苦，颗颗是乾坤。一百一十步化学反应，终于换来了人工合成B链。
龚岳亭落泪了。这些年，他唱了多少出关云长败走麦城，激动之下，钮经义、龚岳亭抱在了一起，接着又各自拥抱了汪克臻、陈常庆、张申碚、胡世全，大家都是泪流满面，语不成句！
葛麟俊、黄惟德两位年轻的姑娘手拉手跳着、笑着。
风景这边独好。
有机所这边合成A链却碰了钉子，汪猷道，有了咱们十二肽和北京大学的九肽，再往下走怎么就难住了呢？这A链合成难道比B链难？纯度为什么就这样低？
李崇熙道，咱们借鉴一下合成B链的经验，把十二肽推倒重来如何？
施溥涛也赞成，我看行！
李崇熙点点头，别看合成B链用了110步反应，A链也只是65步，与12肽相关也只是30余步，可要推倒重来不是容易的事，只能从零开始！
汪猷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能从头再来了，下大力气再次提纯，每一步都要仔仔细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大家都知道汪猷的脾气，不撞得头破血流不回头。
1964年初，中科院得到消息，美国、德国科学家已经得到了具有胰岛素活力的产物，中科院立刻通报给上海生化所，所有的人员都急了，B链在等着A链相会相连，A链却迟迟不见身影。
有人开玩笑说，人家牛郎、织女虽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可都能见上一面，这B链和A链相见咋就那么难呢？人家美国、德国A链、B链都结婚生孩子了，咱们的一条链还打着光棍呢！
大家议论纷纷，李崇熙也坐不住了，急得直拍大腿。
李崇熙是河北人，方脸，浓眉，说话粗嗓门，性子也急，在大家的吵嚷声中，他一个箭步登上了实验台，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赶，要是赶不上去，一切就白用功了！
汪猷火了，指着李崇熙道，赶什么？你这是赶鸡呀？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又是个知识分子，怎么站在台子上嚷嚷开了？成何体统？下来，下来！
李崇熙脸红了，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嘿嘿两声嘟哝道，我这一着急没控制住就上了实验台。
李崇熙1935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教。1961年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分校化学系主任，后成为著名的有机化学家。2010年1月去世。
李崇熙急了，施溥涛恼了，汪猷还是无动于衷。这时候李崇熙他们就想到了组织，二人一前一后来找有机所党支部书记丁公量，李崇熙说，不调整合成的路子确实不行了，可汪猷所长坚决不肯，还朝我们吹胡子瞪眼的。丁公良哈哈一笑，道，在科学面前，我是门外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先去听听大伙的意见，这时龚岳亭、葛麟俊来了，犹如天兵天将下凡，丁公量说，你们这可是传经送宝来了。
龚岳亭说，丁书记，十二肽合成的路子要改變，我们开始也碰上了这样的钉子。
葛麟俊说，走不通了就应该回头，要不转来转去还是不行。
丁公量道，咱们不怕打败仗，关键是如何吸取经验教训。
丁公量决定召开“神仙会”，听听各路“神仙”怎么说，北京大学邢其毅、文重前几日就赶到了上海为A链“会诊”，“神仙会”上他们坚持从头再来，其他人也都纷纷响应。
汪猷沉默了，随后他站起来道，现在来看，是我太独断了，我同意这个方案。
丁公量带头鼓起了掌。
汪猷与邢其毅耳语几句后，决定让有机所和北京大学各出一人负责，有机所派出了陈玲玲，北大派出李崇熙。
陈玲玲二十有余，正是花样年华。
汪猷沙场点将后就出国了。
陈玲玲、李崇熙等一干人重新扎台唱戏，合成A链要走六十五步的化学反应，这六十五步可不是咱常人走的步子，那可是九曲十八弯，在陈玲玲等人的一路护送下，“大家闺秀”氨基酸闯过了险滩，爬过了高山，足足走了两个月，才修成了正果。
等汪猷两个月回国时，新的A链已经告捷，合出粉状100毫克。
陈玲玲高兴地说，这A链、B链加起来有一百七十五步的化学反应，真是步步艰难！
李崇熙感慨道，那孙猴子护送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咱们男男女女护送氨基酸走了六年，闯过了一百七十五难！
这时有人开玩笑说，氨基酸花开有主了，咱们的陈玲玲可错过了郎君。
陈玲玲莞尔一笑说，先把这“大家闺秀”嫁出去再说！
第六章 向世界报告
科学家的抠门
天然胰岛素重合后初见活力，科学家乘胜努力，最后活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有余，用人工B链和天然A链相合，结果如此，再用人工A链与天然B链相合，活性相当。如今把人工A链、人工B链相合，能不能得到活性呢？
大家皆明白，这才是终极目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此，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少了一难，就拿不到天竺的经书。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邹承鲁的拆合组。
这时，生化所王应睐派出了杜雨苍，有机所汪猷点了女将张伟君，北京大学是施溥涛。
三方商定，杜雨苍为升帐大将。
数年后，当杜雨苍回忆至此，不禁一笑，什么大将呀？其实就是主要操作人，这压力比泰山还大。在胰岛素全合成冲刺时期，指挥部指定我负责带一个小组攻关，主要是探索将人工A链与B链总装配接合合成产物的反复抽提、微量纯化及毛细管内结晶和鉴定等关键步骤，那时心理压力巨大，就好比登山接力，前面三棒顺利交接，山峰就在我面前，我出现问题，整个过程就失去了意义。
实验就定在1965年春日的一天，汪猷几乎是一夜未眠，天刚刚亮，他就赶到了单位，院子里已是春意盎然，一片鸟语花香，汪猷无意于春色，径直进了办公室，在房间里他来回走动着，嘴里不时自语道，先给他们多少毫克呢？合成的人工A链太金贵了，汪猷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太上老君炼丹也只是用了七七四十九天，这人工A链、B链大家用了6年之久，炼丹炉里的仙丹用的是三昧真火，人工A链、B链用的是我们科学家的心血、汗水和精气神，汪猷目光落到了桌子上那一张申请单上，他终于下了决心，拿起笔在申请单上写下了100毫克。
同汪猷一样，王应睐、曹天钦、钮经义、邹承鲁、王德宝也早早赶到了，所有的科研人员都聚集在了实验室门前，大家眼巴巴地盯着实验室的门，期待着那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实验室里，杜雨苍、徐杰诚、施溥涛正紧张地进行着，从早上到下午，又到了傍晚，人工胰岛素合成了，这时施溥涛提来一只小白鼠，杜雨苍麻利地把合成物注射到小白鼠身上，随后把它又放回笼子里。三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白鼠，小白鼠在笼子里很悠闲，很轻松，一点要跳动的苗头都没有。
实验失败了。
杜雨苍他们测试了一下产物，活力仅仅百分之十多一点，他们知道，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功的标志是结晶，要想得到结晶，产物的活力必须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最低也得为百分之七十。
讨论会上王应睐提出重做，王应睐说完这话，目光落到了汪猷身上，重做就意味着有机所要继续提供人工A链，汪猷急了，挥着手说，这次失败，不是B链有问题就是实验有问题。
杜雨苍摇摇头道，B链合成已经很成熟了，天然A链和人工B链重组就很成功呀！问题肯定不在这上面。
汪猷道，那就是接合出了差错。
杜雨苍有些不高兴了，大着嗓门说，我这些年做了多少次接合，我可以肯定地说，问题不出在接合上。
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杜雨苍寝食不安，脑海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大问号，徐杰诚说，咱们试一试抽提取结晶的方法。杜雨苍点点头，汪猷不给A链，那就先进行模拟实验，几个月下来，杜雨苍他们累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功夫不负有心人，杜雨苍创造了两次抽提、两次冻干微量法，合成抽提物的活性升到了50%，是原来的数倍。
杜雨苍走出实验室时，已是深夜，天地间寂静无声，他深深吸了口气，做了几下扩胸运动，他觉得自己有把握也有能力接受下一次挑战了，从那个明媚的春日败走麦城到炎炎酷夏，又奋斗到初秋，真是柳暗花明，明天自己就去找有机所的汪猷，想到这里，他的步子一下子轻松起来。
今晚，这位年轻人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这天上午，汪猷听了杜雨苍的要求，一时没有说话，杜雨苍是急性子，他催促着，眼巴巴地等着汪猷金口玉言，汪猷咳嗽几声，板起脸问，真有把握了？杜雨苍点点头，我敢立下军令状！又是一阵激烈的心里斗争，汪猷终于同意了，我再拿出二十毫克给你，你这是在割我的肉呀！说完，汪猷心疼得直吸气。杜雨苍笑了，汪所长，你可真有点抠门。汪猷也笑了，从自己身上割肉谁不疼？
小白鼠跳起来了
同那个春日的实验一样，1965年9月3日，全合成再次开始了，杜雨蒼每放进一点试剂，就停了下来耐心等待，杜雨苍知道，1959年那次天然重合物之所以成功，用的是温和反应，一次次试验证明，缓慢氧化方法能得出最佳效果。世界上那些专注于胰岛素的科学家，为什么没有成功？他们采取的都是强烈反应，结果那些生物分子还没反应就夭折了。
杜雨苍就像一个高超的厨师一样，在拿捏着最佳火候，他这是春风细雨，润物无声，在不知不觉中，花开了，草青了，柳绿了。
傍晚时分，人工胰岛素合成了，杜雨苍要把装有合成物的试管锁进冰箱里，他就像慈母托着刚出生的婴儿，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簇拥着他，既像众星捧月，又像百鸟朝凤。
冰箱上锁了，也把大家的期待一起锁到了里面。人工合成胰岛素将在冰箱里静卧十四天，这数日，它将在恒温下日臻完善。
1965年9月17日上午8时，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的代表神态庄重地走进了实验室，最为关键的时刻到来了，那走廊里满满的人连同实验室里的人好像都屏住了呼吸，整个生化大楼竟然如沉睡了一般。
杜雨苍觉得自己的心在咚咚的响，好似随时要跳出来一样，他俯下身想打开冰箱，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他迟迟没有完成，旁边的人说，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快让“她”出来吧。杜雨苍答应一声，可声音都变了，他的腿有些发软，手也在抖，他吸了口气，终于平静了许多，打开冰箱门，拿出了那支冰凉的试管，随后小心翼翼地举到眼前查看，试管里的合成物已经变成了粉末状，杜雨苍的呼吸又一下子加快了，他轻轻转动着试管，逆光下，那些粉末状的物质闪闪发光。
杜雨苍抑制住满心的喜悦，立即从试管里取出稍许粉末放到显微镜下观看，那晶体莹莹闪耀，光彩盈目，与天然牛胰岛素结晶形状无二。
杜雨苍这才走出实验室，走廊里人都睁大眼睛等着杜雨苍张口，可杜雨苍双目含泪，嘴唇翕动着却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所有人的心都一下子揪紧了。
王应睐道，无论什么结果，都要告诉大家。
一句话好像提醒了杜雨苍，他挥动双臂，大声喊道，我们已经得到了结晶！
大家一下子跳跃起来，很多人都相拥落泪了。
王应睐挥挥手，示意大家停下来，他说，接下来是小白鼠的惊厥测验，这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等测验成功后大家再鼓掌也不迟。
大家听了王应睐的话遽然静了下来，是啊，小白鼠没有跳起来就意味着失败了呀。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揪在了一起。
测验开始了，一些人跟着杜雨苍他们涌进了另一个实验室，这时，装有一百四十四只小白鼠的笼子已经一字摆开，按照预先方案，测验共三次，每次有四十八只小白鼠上阵，其中二十四只白鼠注入天然胰岛素，余下注入人工合成胰岛素。
大家忙碌完毕，又把小白鼠一一放在了玻璃箱隔中间。
大家等候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空气也一下子凝固了，每个人好像都能听到钟表秒针走动时的嗒嗒声。
二十分钟后，本来还悠闲自在的小白鼠都像受了电击一样同时抽搐了一下，接着纷纷跳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在喊，跳了，跳了。
老鼠跳了，所有的人也都跳了。
紧接着，进行二次、三次测验，从开始的大剂量到最后的微剂量，三次实验证明，天然物和合成物的活力完全一样。
最后科研人员又进行了层析、电泳、酶解图谱等测定，天然物与合成物也完全相同。
杜雨苍大声喊道，成功了！成功了！
这声音由实验室到走廊汇成一片，回响在整个大楼里。
走廊一头，一位年轻的女性从科研人员开始实验时就一直悄然立在那里，整整一个上午她都没有离开，从她那焦急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周身的神经像弓一样拉紧了，直至听到那一句句成功声，她的神经松弛了，竟一下子跌坐在了那里。她自语着，成功了，成功了，一时泪流滿面。
这位女性就是杜雨苍的妻子陈秀芳。同在一个大院工作，可她的心时常被这里的实验牵挂着，在杜雨苍最有压力的时候，她羸弱的双肩也似有千斤重担。
实验这天，陈秀芳也早早赶来了，找了个没人留意的地方悄悄立在那里等候着。
如今，她终于放松了，真是如释重负！
第七章 剑桥三剑客
大师的磁场
人工胰岛素的成功合成，让海外归来的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钮经义、王德宝等科学家兴奋不已，感慨万端。十多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他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学子为了报效祖国，归心似箭，最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十年磨一剑，人工胰岛素的合成，怎能不让他们扬眉吐气呢？
王应睐在实验室里坐了很久，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觉得此时坐在这里是最幸福的事，尤其是在这个成功的夜晚，王应睐的夫人刘润苓一直立在窗前眺望，迟迟不见王应睐的身影，就差让儿子前去探望。王应睐膝下有两子，长子王家槲，次子王家楠，这个时候，少年家槲、家楠进了生化所大楼，二人悄悄推开实验室的门，看父亲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如雕塑一般。见状，他们悄悄回来复命，刘润苓没有说什么，此时她最理解丈夫的心情。
在中国科学院，很多人都知道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三剑客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三人都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但性格迥异，王性格温和，大度包容；曹则果敢、耿直；邹承鲁是天性张扬，说一不二，他们虽个性不同，可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且都学术了得，王应睐是中国生物化学的主要奠基人，曹天钦与邹承鲁后来也皆成为赫赫有名的生化学家。
如果把人工胰岛素的合成看作是一场攻坚战的话，那王应睐在战术上应该是起了至关作用，至今生化所的人都说王应睐就是个响当当的大元帅，曹天钦和邹承鲁则是王应睐有力的左右臂膀。
剑桥三剑客之称应该是由此而来。
王应睐2001年5月去世，终年94岁。王应睐晚年住院时，一日三餐从不吃蔬菜，医生很焦急，常劝他要荤素搭配得当，不能偏食，王应睐笑道，是你懂我自己还是我懂？我这一生就是这样过来的，医生闻言很诧异，连说奇迹，奇迹。殊不知，王应睐一生常食维生素片。
就在这位科学家作古数年后，他的幼子王家楠第一次去了父亲的出生地，也就是金门的民俗文化村。这个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的古村，为传统闽南风格，是二进式双落建筑，依山面海，错落有致，井然有序，可谓是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民俗文化村是当年侨领王国珍、王敬祥父子出资所建。耗时二十余年，建成后馈赠于王氏族人居住。民国十八年，此群落命名为民俗文化村，据说蒋经国来此见之大悦，曾拨专款加以修缮。王国珍是王应睐的祖父，王应睐的令尊王敬苍乃是清朝四品御医。
王家楠在自家故居的墙壁上发现一张父亲头戴博士帽的照片，下端有一段关于父亲生平的文字介绍，作为从民俗文化村走出来的著名科学家王应睐，多少年后被故乡作为名人陈列出来了。
王家楠知道，父亲离开家乡读大学就没有回去过。王应睐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少时不幸，两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六岁那年的春日，刚从学堂回来的应睐就被三哥急慌慌地叫到了母亲的病床前，弥留之际的王母一时变得异常清醒，她拉着应睐的手，指着窗外在海上翱翔的海鸥说，孩子，好好学习，将来你就要像那天上的鸟儿一样得自己去觅食了。王母说完，紧紧地拉着儿子的手，眼里满是疼爱和不舍。
三哥连忙说，快跪下给妈妈一表决心！
王应睐一下子跪在床前，哭着说，妈妈，您的话儿子谨记在心，我会成为有用之才的！
王母笑了，那笑慢慢地在脸上凝固了。
多少年之后，王应睐在孩子面前说起这一幕时，还唏嘘不已。
王应睐兄弟四人，大哥、二哥均在外地，三哥王应希在厦门华侨银行工作，他是在兄嫂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王应睐从小聪颖好学，六岁就读完了九年的课程，且学业出众，老师也为他击节叫好。令人感叹的是，他14岁就“金榜题名”，考进了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在大学他亦表现不凡，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过金钥匙奖，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3年，王应睐来到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化学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半年以后，他得了肺结核病，俗称“痨病”。肺结核在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那个年代却是“谈痨色变”，《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死于痨病。
王应睐患病后，在北京西山养病，那是一个秋日，几个同学结伴来看他，其中有一位女学生，长得清秀可人，举止温柔大方。有同学介绍说，这是刘润苓，山东烟台人，也在咱们燕京大学读书，钢琴弹得很好！王应睐对着刘润苓点点头。
王应睐发现，几个同学在说笑的时候，刘润苓只是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偶尔也跟着笑一笑，大家离开的时候，刘润苓麻利地给王应睐倒一杯水，还关心地说道，好好养身体，这个病可不能累着。说完，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这目光，让从小失去母爱的王应睐，心中一下子升起了一股浓浓的暖意，他从刘润苓那双美丽的眼睛里看到了女性的柔情和体贴。
那一夜，王应睐失眠了。他此时还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场病，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从那以后，当刘润苓的老师得知自己的学生爱上了王应睐时，急忙跟她说，痨病可是个要命的病，你怎么还敢和他谈恋爱？刘润苓急了，说，这算什么！
两位年轻人终于结为伉俪。
抗战前夕，王应睐和刘润苓双双到了南京，并结婚安家。1937年末，随着日军的逼近，枪炮声越来越密集，为了避难，王应睐带着妻子到上海投奔堂哥，不久，王应睐听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举办留英考试，他一下子动心了，尽管生物化学专业只有一个名额，但王应睐也决定一搏，最后，王应睐以出众的成绩拔得头筹，赢得了这个唯一的名额。
到英国剑桥留学是多少人的梦想，夫妻刚喜在心头又愁上眉头，自己出国了，妻子怎么办？回老家烟台路途遥远，且又危险多多。
王应睐道，干脆就近去厦门投奔我三哥吧，鼓浪屿有一所学堂，小时候我在那里念过书，我介绍你去那里当音乐老师。
出國在即，王应睐马不停蹄地把刘润苓送到了三哥家中，那一日，王应睐在娇妻的一双泪眼中离开了中国。时隔不久，刘润苓就到厦门鼓浪屿中学教书了。刘润苓在燕京大学主修教育，选修音乐，弹一手好钢琴，在随后的几年里，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都倾注在了钢琴的键盘上。几年后因局势动荡，刘润苓只得回到了山东老家。
1938年的10月，英国剑桥大学迎来了三位庚子赔款留学生，他们是王应睐、沈诗章、鲁桂珍。
这一年，王应睐31岁，鲁桂珍34岁，沈诗章不祥，王应睐与鲁桂珍生平之所以记录很多，是因为二人后来皆成为史上有声的人物，而沈诗章却没有只字片言。
在剑桥大学，这三位留学生遇到了一位后来在中国一度有影响传奇人物，此人中文名为李约瑟。正是因为三位中国留学生，更是因为其中的鲁桂珍，李约瑟与古老的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从此穷尽毕生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后来这样断言：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剑桥大学。尤其是鲁桂珍。
其实，李约瑟最初看重鲁桂珍是因为被异性所吸引，但他后来对王应睐的看重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他曾经评价王应睐是中国生化的主要奠基人。
李约瑟生于1900年，父亲是医生，母亲不仅是音乐家，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李约瑟从小是在美妙的旋律和艺术熏陶中长大的，有着优雅的气质和翩翩风度，他从小伶俐好学，18岁入剑桥大学专攻生物化学，几年后就获得了哲学和科学双博士。
李约瑟个性张扬，又风流倜傥，一生尤喜女人，在他看来，男人的一生其他可舍，但不能没有女人。他才华横溢，在女人面前极善花言巧语，深得女性的仰慕。李约瑟刚毕业不久，就与长他5岁的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结婚。婚后的李约瑟对女性的追逐丝毫没有收敛，多萝西·玛丽·莫伊尔知道他的习性，竟报以宽容相待。
当三十年代末李约瑟在他的实验室里用上好的咖啡接待王应睐、沈诗章、鲁桂珍的时候，尽管王、沈在场，但也丝毫不影响他对鲁桂珍的殷勤，毫不掩饰自己双目中燃烧起来的两团火，李约瑟这种旁无若人的举动，让王应睐、沈诗章大有被冷落一边的感觉。
其实，鲁桂珍相貌平平，身材胖胖的，既没有窈窕的身段，也谈不上肤如凝脂，没有挺拔的鼻梁，只有一个大大的肉鼻头，可在李约瑟看来，娇小的鲁桂珍就是个尤物，那厚而饱满的嘴唇连同肉肉的鼻子显得格外的性感。
鲁桂珍1902年生于湖北，时年35岁，她的父亲对中医情有独钟，鲁桂珍少时父亲就常激励她将来要把中国药物学发扬光大，鲁桂珍抱着这一理想考入了金陵女子大学专攻生理学专业，毕业后不改初衷，又专门来到了上海一家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为了深造，她和王应睐、沈诗章来到了剑桥大学，师从李约瑟的夫人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多萝西·玛丽·莫伊尔没有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东方女性，后来竟然横亘在自己和丈夫之间。
到了中午，李约瑟热情邀请王应睐、沈诗章、鲁桂珍共进午餐，严格地说，是王应睐和沈诗章沾了鲁桂珍的光。
在热烈的气氛中，李约瑟对鲁桂珍道，中国的科技还是比较落后的，不仅仅是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一观点。
李约瑟说完耸耸肩，有点挑战地盯着鲁桂珍。
鲁桂珍被李约瑟的态度激怒了，脸憋得红红的，她尖声质问道，您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吗？您读过中国的古书吗？那上面有很多伟大的科学记载，您知道吗？我的湖北家乡曾经出过一位大医药学家，叫李时珍，恐怕您也不知道吧。他的《本草纲目》在中国，不，应该在世界上也是一部伟大的典籍，您对中国的看低是因为您不了解中国，是因为您对中国孤陋寡闻！
李约瑟一下子怔住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位举止优雅的女人突然间变得歇斯底里，就像一只愤怒的小鹿，随后，李约瑟又笑了，笑得很开心，他喜欢这样的女人。
鲁桂珍觉得自己也有些失态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午餐结束后，在回来的路上，沈诗章悄悄对鲁桂珍说，小心，他对你心怀不轨。
王应睐点点头。
鲁桂珍脸一红，笑笑道，他有猎艳的毛病，可我也能岿然不动。
李约瑟怎肯与喜欢上的女人失之交臂呢。
而鲁桂珍最后也没能岿然不动。
李约瑟倡导裸体自由。就在1939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李约瑟和鲁桂珍赤裸裸地躺在了床上，他们各自点上一支烟，彼此享受着激情后的愉悦。李约瑟吸了一口烟，好像想到了什么，突然摇了摇手里的香烟，随后又指着鲁桂珍手中的香烟问，这个用你们的中文怎么写？鲁桂珍莞尔一笑，顺手写下了“香烟”二字，李约瑟反复端详着，大声道，中国的汉字太美了。
是“香烟”二字让李约瑟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而他后来的成就，则更感激鲁桂珍。
鲁桂珍的父亲字“仕国”，李约瑟在他后来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册扉页上就写有“献给鲁仕国”，由此可见李约瑟对中国先贤的敬重，同时也蕴含着他对红颜知己的感激之情。
作为鲁桂珍的同学王应睐，也曾多次提醒鲁桂珍，让她莫介入别人的家庭，那样不道德。
鲁桂珍道，有爱在，其他都无所谓。
王应睐摇摇头，连声说道，惊世骇俗，惊世骇俗！
李约瑟英文名是Joseph Needham，他曾经自豪地说，我的中文名是鲁桂珍所赐。不仅于此，鲁桂珍还给李约瑟的夫人起了一个中文名李大斐。
多少年来，李约瑟安然享受着被人戏称为一妻一妾的生活。而同一个屋檐下的李大斐，不仅与鲁桂珍和平共处，还能相交融洽，李大斐对丈夫与鲁桂珍的床笫之事更是给予大度宽容。
李大斐欣赏鲁桂珍，也喜欢这个情敌。
虽然左右都有美人相拥，可李约瑟还是不甘寂寞，就在他70多岁的时候，又爱上了一位叫时学颜的华人女子，两人已是如胶似漆，难分难离，李大斐与鲁桂珍见势不妙，立时结为“妻妾同盟”，打响了婚姻保卫战，几个回合下来，时学颜就知难而退了，最终保住了他们的铁三角圈子。
但李约瑟对她还是念念不忘，就在鲁桂珍去世不久，这位激情不减的老人，竟又找到时女士和其他女士求爱，但都吃了闭门羹。
晚年李大斐病重瘫痪在床，李约瑟则全力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了照顾李大斐，同时也让李约瑟安心创作，鲁桂珍毅然搬进了这个家。
1987年，与李约瑟相伴了64年的李大斐溘然离世，两年后鲁桂珍与李约瑟正式结婚，追随了李约瑟近半个世纪的鲁桂珍终有了归宿，她不禁喜极而泣。
这一年，李约瑟89岁，鲁桂珍85岁。
李约瑟自认为自己在中英两个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鲁桂珍则说，我就是支撑这座拱桥的支柱。
就是通过这座桥梁，李约瑟开始了他数年的中国之旅，行程两万多公里，足迹遍及10余省。在李约瑟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几年间，为了让中英彼此关注、了解对方，他先是将近万册书籍辗转运到了中国，后来又把英国数百种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拍照提供给了中方。
毛泽东视李约瑟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缘由应该有三，一是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二是对中国革命的肯定，三是1952年他受世界和平理事会邀请到朝鲜调查美军有没有使用细菌武器，他的此举曾经让英国政府大为恼火，并扬言要取消他剑桥大学的教授身份。
在朝鲜期间，李约瑟经过深入调查，最后断言美军使用了化学武器，由此他被美国列为最不受美国欢迎的人，被禁止访美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1964年9月3日，毛泽东接见了来华访问的李约瑟，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他，你见多识广，我们将来是否大力发展汽车行业以替代脚踏车呢？李约瑟一时不解这位伟人问话的含义，随口答道，主席先生，我在英国剑桥时骑自行车就足够了。
1991年初春，鲁桂珍病逝，享年89岁，李约瑟把这位东方奇女子葬于李大斐右边，中间则特意为自己留出一块空地，以与李、鲁长相守长相依。
正是因为李约瑟对中国科技的关注和重视，他对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整个人类科技发展的一项伟大收获，什么时候都不容忽视。
李约瑟也由此称王应睐是一个划时代的科学大师。
因为是王应睐后来搭建的生化高地，才让他有了伟大的收获。
王应睐在剑桥大学主攻维生素研究。他发现，作为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学实验室，同样也缺少精密的仪器来测定维生素，后来，他创立了硫色素荧光测定法，以此可以测定食品以及尿等生物样品中的维生素B1的含量。这以后，他又创立了电位滴定法，这种方法能准确测定在有颜色组织抽提液中维生素C的含量。正是因为他的这些超群的成绩，使他免试获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尽管李约瑟知道王应睐在他和鲁桂珍的关系上颇有微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约瑟对王应睐的青睐，说他将来在生化领域会有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正当王应睐学成准备归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是愈烧愈烈，回国的交通一度中断，王应睐只得既来之则安之，这之后，他受聘进入剑桥大学研究所，在著名生化学家凯林麾下从事研究，王应睐很快就在血红蛋白领域有了巨大的收获，后来，他的实验数据曾一度被众多的世界同行加以引述。
王应睐动手能力很强，那个时候，二战正打得激烈，剑桥大学经费紧张，各实验室更是捉襟见肘，凯林教授常为“无米之炊”而忧，他无可奈何地抱怨，实验室没有试剂，就像战场上的勇士没有子弹一样，这怎么能行？这真是个大玩笑！
王应睐早就看在眼里，这一夜，他没有离开实验室，等凯林教授第二天到实验室时，发现自己的实验台上摆着一度稀缺的试剂，凯林很惊奇，晃着两条长胳膊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难道是从天而降的吗？
王应睐一笑，道，天上從来就不会掉馅饼的，这都是我做的。
这以后，王应睐为凯林研究室做了大量的试剂，让剑桥大学其他实验室的人羡慕不已，纷纷派人来向王应睐学习。
多年后，当中国科学家决定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候，王应睐首先就想到了试剂问题，他知道，一旦人工合成胰岛素正式上马，就得需要大量的试剂和仪器，这以后，他马上着手成立了东风化学试剂厂，最终保障了氨基酸的大量供应。不久，他又组建了320工厂，下设玻璃工厂、仪器组、金工厂、水电组等，这些试剂和产品，除了满足了研究所，还销往全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消息传来，已经在英国待了8年之久的王应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连夜告诉凯林，他要马上启程回国。凯林一听急了，在电话里连声道，你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你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以你的才能再加上英国剑桥大学优越条件，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
王应睐道，我出来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报效自己的国家。
凯林大声道，亲爱的，科学是无国界的。
第二天一大早，凯林又急忙登门挽留王应睐，他握着王应睐的手说，我不希望一个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就此被埋没，这里就是你最好的舞台。
王应睐慢悠悠地说，我想，只要努力，我在中国也同样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生物化学家的。
凯林摊着双手道，王，我真的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凯林一脸惋惜。
挽留王应睐的不仅仅是凯林，还有李约瑟、鲁桂珍。
鲁桂珍后来对王应睐说，李约瑟听了你回国的消息时，很是吃惊，说你就是一个大大的傻瓜。
70年代后，李约瑟又和鲁桂珍说起王应睐时，他道，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1945年夏日，王应睐取道印度乘船回到了中国，一路艰辛自不必说。王应睐回国不久，国民党中央大学医学院的教授郑集力邀他来蜀任教。
郑集1900年出生，2010年去世，享年110岁。他不仅是中国著名生化学家、也是赫赫有名的教育家。
中央大学本来在南京，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战火迁于四川成都。
刘润苓1938年在厦门与王应睐分手后再也没有见到丈夫，如今屈指算来，夫妻二人已经7年未从谋面，当听说丈夫在中央大学时，泪水一下子盈满了她眼眶，思念之情让她一刻都坐不住了，在某一个早上，她从山东烟台匆匆踏上了艰难的寻夫之路。
那时节，到处兵荒马乱，刘润苓孤身一路下来，可谓艰辛有加，危险重重，身上有时没钱了，她就到附近的学校代课挣一些盘缠。王应睐后来从书信中知道妻子已经从遥远的山东出发了，他的心随之也吊在了半空，他知道，到处战火纷飞，日军又无恶不作，年轻的妻子能否避过一道道难关？进了川路，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道道山路上曾经有多少汽车翻到了山底，很多人没有死于战火，却坠落在了万丈深渊。
1946年的初春，刘润苓终于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中央大学，王应睐听到消息从实验室里跑出来迎接，他看到，立在自己面前的妻子判若两人，破旧的衣衫，过去那头柔顺的乌发变得凌乱不堪，好像很久都没有洗了，憔悴的脸上灰突突的，看到丈夫，刘润苓长长吁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说，我可看到你了，说完就软软地倒在地上。
也就是这一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应睐有了第一个孩子。
2016年3月的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丁光生先生还能清晰记得王应睐和刘润苓相会时的情景。那时候，丁光生还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他说，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的时候，他刚从英国回来不久，西装革履，那真是一表人才呀！也没有一点架子，我们给他准备了床，准备了被子，王老师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来后为中央大学的生化专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师母刚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还特地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烛光晚会，女同学都夸师母漂亮，确实很漂亮。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去上海了，王师母快临产了，肚子疼得厉害，我们这些学生就急急把她送到了医院。后来丁光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47年夏天，王应睐在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著名生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先生。冯德培时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冯、王二人同岁，皆属羊。这次相识，也为王应睐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冯德培与王应睐会面后，就赶到了上海，当时，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已经由重庆迁至上海岳阳路320号，也就是现在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冯德培为了留住麾下的研究员可谓是苦口婆心，可最后众研究员如枝头鸟儿还是飞去了台湾，留下的寥寥无几，冯德培气得直跺脚，气愤过后他自语道，仅有台子没人唱戏怎行？这时，他想起了王应睐，他觉得王应睐非等闲之辈，他来了，这盘大棋就活了。
冯德培连续给王应睐去了三封信，可谓是“三顾茅庐”，且每封信上都画了一根鸡毛，以示十万火急，王应睐不敢耽搁，与妻子双双来到了上海。
冯德培是浙江临海人，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身上多少透着一股子“傲气”，据说，他时常拄着文明棍在大院里踱步，嘴里也常出“大言”，我就是这院子里的“皇帝”，你们都得听我的，冯德培虽有些张扬，可与王应睐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融洽，晚年冯德培一语道破，这都是王应睐的包容，没有他的大肚量，我们得天天干仗，他这人识才，能笼络人才，又会用才。这话能从冯德培嘴里而出，足见王应睐的为人之道和用人之道。
新中国成立后，在王应睐提议下，冯、王等人共同拉开了生理生化学研究序幕，时年，冯任中科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王应睐为副所长，二人和研究所的另外一位属羊的科学家张香桐被后人尊称为“三羊开泰”。
是啊，他们确实是新中国生化事业的开拓者，“三羊开泰”名符其实。
今天，在上海岳阳路320号大门内右侧，还矗立着一尊冯德培先生的塑像，先生双目炯炯，好像在随时检阅着这座人才高地的科研成果。
王應睐刚到上海不久，就迎来了大上海解放，那时候，南下不久的解放军很多人患上了舌头生疮、下身溃烂的症状，医生都无计可施，陈毅元帅为此拍了桌子，说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解决问题！
上海警备区特地邀请临床营养学专家侯祥川和王应睐前来就诊，王应睐问一个战士，你们平常吃什么？那战士舌头生疮了，说话有些含糊不清，旁边的人急忙道，就吃大米、豆腐、白菜。
王应睐点点头，沉吟片刻说，这种症状是缺少维生素B2所致。侯祥川根据王应睐列出的各类食品中的维生素B2含量，为解放军战士开出了三餐食谱，后这种症状逐渐消失。
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入朝作战不久，就遇上了食品变质的问题，有一次战士们吃的炒面发霉了，彭德怀元帅大发雷霆，当时负责后勤供应的是洪学智，彭德怀虎着脸把洪学智训了一顿，最后彭德怀拍着桌子吼道，告诉高岗，要彻查，看看谁在志愿军的食品上做了假！查出来马上枪毙，作为分管后勤供应的总管，洪学智知道，国内提供的志愿军食物主要是加工好的干粮，从生产再运到战场上，得需要一段时间，干粮变质的现象随时都会发生。
朝鲜元首金日成曾经准备给彭老总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连连摆手道，这个大勋章应该先给大后方的高岗，从前方后勤保障上讲，那就应该是洪学智了！我只是作为他们的代表来接受这枚一级国旗勋章的。因为功劳在他们嘛！
新中国成立前夕，高岗一直是东北根据地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度成了东北的鲜明“符号”，他从1946年6月起到1952年，一直主政东北，先是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一年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擢升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抗美援朝开始后，东北是朝鲜战场的大后方，一批批战略物资大都是经此或从这里起运的。
高岗看到洪学智发来的有关食品变质的电报后，很久没有说出话来，官兵们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怎么能让他们吃变质的食物呢？他马上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在电话里很久没有说话，末了，他对高岗说，告诉学智，我们马上采取措施，保证志愿军战士吃上健康食品！
总理当晚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中科院，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说，让上海生化所的王应睐负责这个事，他是专家！王应睐受命后，立即进行干粮脂肪防氧化研究，经过实验，王应睐提出了三条有效措施，一控制干粮铜铁离子含量，二食品油脂采用粗豆油，王应睐实验时发现，粗豆油中含有天然抗氧化剂，三是食品所用包装纸必须经过氧化处理。
自此，朝鲜战场上几乎没有再出现干粮变质问题，彭老总是很高兴，连声说好，洪学智幽默地道，过去食品变质并不是有人搞破坏呀！彭德怀笑了，问洪学智，用什么方法解决了这个老大难呢？洪学智回答，这是咱们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咱们对科学是外行，说不清。
彭总点点头，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1958年，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冯德培改任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王应睐则擢升为生化研究所所长。个子不高的王应睐站得高，看得远，他知道，研究所没有学科带头人不行，当时的国内生化人才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在那个不眠之夜，他想到了一位叫邹承鲁年轻人，想到了1946年自己和邹承鲁促膝长谈的那个不眠之夜。
邹承鲁从小就饱尝了战乱之苦，八岁那年随父母住在沈阳，也就在1931年的9月18日，日军几乎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整个沈阳乃至辽宁省。邹父带领全家一路急急向关内逃难，邹承鲁看到，日机不时向奔驰的火车扫射，趴在火车顶部的人被射中纷纷掉了下去。
邹承鲁后来把9月18日看成了一个黑色难日，这个日子像烙印一样烙在了邹承鲁的心中。后来他对家人讲，在重庆读中学的时候，日机常来空袭，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响起，有一次一枚炸弹炸毁了租住的房子，幸好家人都不在里面，算是躲过了一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邹承鲁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他常对同学说，国破山河碎，我辈岂能无动于衷！邹承鲁口才好，人愈多他愈是口若悬河，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大军直逼昆明。邹承鲁再也按捺不住，他觉得自己此刻应该在战场上，在他的鼓动下，一大批联大同学弃笔从戎，奔赴到了抗日前线，日本宣布投降后，他退役重新回到了联大，虽未完成学业，但学校鉴于他勇赴国难，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的“优待志愿从军学生”的条例，写了一篇论文后就可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后来，他的名字还镌刻在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
西南联大有一位教授名为杨石先，在生物化学领域颇有建树，时年49岁的杨教授对邹承鲁影响很大，邹承鲁逐渐对生物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杨石先很看重邹承鲁，他对邹说，生物化学在咱们国家起步较晚，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你要想得以提高并有所建树，还是要到欧美国家进行深造，那里的生物化学已经是根深叶茂。这一句话点醒了邹承鲁，他决定出国留学。
1946年，邹承鲁在第九届庚子赔款留英考试中脱颖而出，随后，出国的日子渐近，他决定先到中央大学医学院拜访王应睐教授，邹之前虽没有见过王，但对王的大名却早有耳闻。
就在王应睐回忆的那个夜晚，邹承鲁向眼前这位比他大十六岁教授请教了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王应睐谈到了世界生物化学状况，也说起了中国生物化学的种种不足以及亟待发展的方向，随后，王应睐话锋一转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是佼佼者，各分支都有闻名世界的学术带头人，我建议你填报剑桥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邹承鲁频频点头，何况又是听了大教授的话。稍后他不无担心地说，我不知自己是否如愿？
王应睐接着自己的话说，我还希望你选我以前的老师做导师，他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
不等邹承鲁说话，王应睐顺着自己思路又接着说，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亲自面交于他。他是个热心人，会关照你的。
邹承鲁很兴奋，连声道，太好了，太好了！
王应睐不再多言，马上为邹承鲁提笔修书。
1947年，24岁邹承鲁来到了英国，出乎意料的是，邹承鲁最后被分到了伯明翰大学化学系，邹承鲁有些失落，后来他对朋友说，虽然我报的是生物化学，最后英方认为我大学专修的是化学，所以把我分到了伯明翰大学。
其实，伯明翰大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他师从的导师霍沃思教授在糖和维生素C的研究上成果斐然，曾因此而获得过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邹承鲁开始并没有去拜访剑桥大学的凯林教授，他觉得仅凭王应睐的一纸书信，恐怕也很难实现自己去剑桥大学的梦想，几个月后，对生物化学情有独钟的邹承鲁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到剑桥大学拜访凯林教授，同时把王应睐的信面呈于他，没想到此行竟然梦想成真了。
那天，六十岁的凯林教授非常欢迎眼前这位英俊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当听到王应睐的名字时，这位和蔼可亲的教授眼睛竟然湿润了，他连声追问王应睐的近况。当听到王应睐一切安好后，凯林满足地笑了，他自豪地道，他是一个让我值得自豪的学生。言毕，他又开心地笑了。教授对王应睐的喜爱可謂是溢于言表。邹承鲁从凯林的神情里知道了王应睐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有些后悔没有早一点来拜访这位可爱的教授。
凯林看了王应睐的推荐信后，兴致很高，他张口问了邹承鲁几个问题，邹承鲁都能对答如流，凯林很高兴，说，年轻人，你应该早点过来的。当然，这时候也不晚，你回去等通知吧。
不出数日，邹承鲁就接到了剑桥大学的转学通知。
1950年的深秋，邹承鲁陆续收到了两封来自国内的信，先是清华大学教授黄子卿邀请他来校教书，黄子卿1900年出生，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中国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信中，黄子卿言辞切切，字里行间都透着对人才的渴望。没几日，邹承鲁又接到了王应睐教授邀请他到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的书信，求贤之情令人动容，邹承鲁左思右想，竟一时难以选择，这一夜他是抽着香烟度过的，黎明时分，他终于做出了决定，到上海生理生化所去！
也就是这一天，邹承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恩师凯林教授，凯林笑着说，在我看来，王应睐是你最好的选择！
邹承鲁点点头，他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邹承鲁是王应睐从海外请回来的第一位留学生。
1951年的深秋，邹承鲁走进上海生理生化所的大门，王应睐笑眯眯地迎了过来，他紧紧握着邹承鲁的手说，接到你的信后，我就经常站在窗前看，看什么？是看你什么时候走进这个大门呀。今天终于等到你了！
邹承鲁听了，他一下子又想起了那个和王应睐先生长谈的夜晚，心里不禁一热。
邹承鲁一来到这里，就马上投入到了自己的科研中，可他也有些怅然，初来乍到，自己还没有一个助手，正当他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一位叫伍钦荣年轻人敲开了邹承鲁实验室的门，他对邹承鲁道，邹老师，从今天起我就给您当助手了。
给我当助手？邹承鲁有些诧异，接着又道，你是王老师的助手呀？怎么能到我这地方呢？王老师知道吗？
伍钦荣面露不快，大声道，就是他让我来给你当助手的！
邹承鲁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邹承鲁知道，作为一名科学家，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得力助手拱手让给别人的。
王应睐当初把这一想法告诉伍钦荣的时候，伍钦荣非常吃惊，张大嘴巴很久都没有说出话来，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可他又明明听到老师就是这样说的。当年伍钦荣从中山大学毕业来到上海生理生化所，就是仰慕王应睐大名才来的，师生二人很快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王应睐非常器重这个得力助手，伍钦荣聪明好学，一点就透，且能举一反三。
听了王应睐的话，伍钦荣急了，他说，老师，您也太大方了吧？我走了，您怎么办？
王应睐道，是呀，任何一位搞科研的人都不愿意这样做？可是你可知道，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不如众多的人在事业上成功呀。换句话说，你是希望咱们生化所多出几个有作为的科学家，还是一枝独秀呢？
伍钦荣道，当然希望多出人才。
王应睐点点头，常言说，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呀。目前，我们国家太缺少科技人才了，我的科研已经走上正轨了，邹先生刚刚来，孤掌难鸣，你去做他的助手可以让他早出成绩，早出成果呀！这样对中国科学，对我们的国家不是更好，更有利吗？
伍钦荣点点头。
可他心里一时还是转不过弯来。
当然，让伍钦荣转不过弯来的还有一个原因，从英国归来的邹承鲁身上透着一些英国式的绅士风度，还有那伴着手势的讲话，就像面对着无数观众演讲一样，再就是他抽烟时的那优雅动作，在很多人看来像刻意设计好了的一样。
听了伍钦荣的话，邹承鲁对王应睐不禁肃然起敬。但他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他让伍钦荣马上回去，回到王应睐的身边，伍钦荣道，王老师决定的事他是不会收回去的，我知道他的脾气。邹承鲁道，他是牛脾气，我也是牛脾气，我就跟他顶顶牛角试试。
邹承鲁找到王应睐，请求他收回决定，王应睐慢悠悠地说，为了整个生化事业的发展，我必须这样做，要不我请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邹承鲁道，我可以慢慢培养自己的助手呀！
王应睐道，时间不等人呀。你来之前，我们的生理生化组才七个人，今后我们还得需要更多的人才，他们来了就得留得住，用得上。这个伍钦荣在大学里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也比不上和他一起分来的同学，但此人脑子灵活，有新点子，有创意，且动手能力很强，这正是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让他协助你，我很放心！
邹承鲁看到了王应睐的态度，知道自己再多言也无济于事了。
他深知王应睐对人才的渴望和重视，最后只得接受。
王应睐此言没错，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邹承鲁感到了伍钦荣对自己的重要，伍钦荣有时一个点子，就能使自己备受启发，一句话就能使自己眼前一亮，这让他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不可小觑，同时他对王应睐也更多了一份敬意。
而伍钦荣对邹承鲁的敬意也是与日俱增，对他的一些“偏见”也在逐渐消失，他觉得邹承鲁身上不仅有一股独特的人格魅力，大脑里还装着深不见底的学问。
邹承鲁不久就有了固定的科研小组。
六十年代，邹承鲁和伍钦荣共同合作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这时候的伍钦荣已经成长为一个年轻有作为的科学家了，也有了自己的科研小组，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迎来了那个人所皆知的动荡年月，伍钦荣的父亲在香港做小本生意，常和儿子有书信来往，后来形势渐紧，伍钦荣再也不敢与家父通信，他的父亲也知道内地此时正风起云涌，担心儿子陷入囹圄，就派一伙计前来打探，没想到被造反派当场抓住，以与特务接头论处，伍钦荣自然也成了“特务”，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悲愤交加，放言说“士可杀，不可辱”，最后在一个凄凉的夜晚自杀身亡。
作为他先后的导师，王应睐和邹承鲁心如刀割，倍感惋惜，邹承鲁后来曾这样评价伍钦荣：伍钦荣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又善于动手做实验，对当时工作开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伍欽荣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中不幸去世，不仅是生物化学所，也是我国生物化学界的重大损失。
当年就在邹承鲁即将归国的前夕，同时又接到了王应睐的两封书信，其中一封是让他转交给曹天钦的，王应睐在写给邹承鲁的信中，希望他能出面邀请曹天钦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工作。
曹天钦1946赴英到剑桥大学留学，专攻肌肉蛋白质物理化学研究，短短五年间，他就获得了出色科研成果，鉴于他的成绩，剑桥大学罔维尔斯基学院准备授予他院士称号，消息传出，剑桥上下一片哗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英关系滑到了冰点，院士称号岂能再授予中国人！其他学院纷纷发言声讨，罔维尔斯基学院回应道，科学没有国界，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最终罔维尔斯基学院顶住重重压力把院士称号授给了曹天钦，曹天钦由此成为罔维尔斯基学院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该荣誉的中国人。
曹天钦到了生化所后，为副研究员，在筹备实验室中，他也像邹承鲁一样没有助手，也是在这个时候，王应睐再次“雪中送炭”，他又把自己后来的助手彭加木让了曹天钦。曹天钦急了，他让彭加木回到王应睐的身边，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彭加木又找他报到了。
曹天钦找到王应睐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性格慢悠悠的王应睐也很坚决，他说，邹先生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可不能厚此薄彼呀！曹天钦说服不了王应睐，又找到邹承鲁求助，邹承鲁道，你只能同意。
彭加木1925年出生，1947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北上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他在南京大学上学期间，就对王应睐敬佩有加，这以后，他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很快成为王应睐的得力助手。
王应睐和曹天钦都非常看重他，后来王应睐推荐他到国外学习，恰好这时候，也就是1956年初，中科院准备成立了一个新疆资源调查考察组，彭加木决定放弃出国报名参加科考队，为了能顺利通过，他还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了一封请求信，在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我多年夙愿。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彭加木的这封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一股豪气和决绝。这一下子打动了诗人郭沫若，郭沫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彭加木的请求，就这样，在王应睐惋惜的目光中，彭加木踏上了一条荒原之路。一年后，彭加木患上了一种恶性肿瘤，到上海寻医问药，尽管此时彭加木已经不是生理生化所的人了，可王应睐听到这个消息后，为他四处联系医院，寻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彭加木治疗一段时间后，刚感到病情好转，就提出重返新疆，临走他给王应睐深深鞠了三躬，道，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言毕，洒泪而别。
彭加木后任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在植物病毒研究中颇有建树，他曾数次深入新疆腹地考察，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区，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探险时神秘失踪，罗布泊位于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被誉为地球之耳，也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彭加木和他的考察队最终揭开了罗布泊的神秘面纱，但彭加木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片死亡之海，彭加木失踪后，官方和民间人士曾数次组织寻找，但最终无果，为世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还特别授予彭加木“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王应睐对人才的关心可谓是细致入微，其中有一桩轶事流传至今。生理生化所有一研究员，名叫刘望夷，刘望夷三十有余才成家立业。据说有一次王应睐在走廊遇上了刘望夷，那时候刘望夷刚大婚不久，笑容常挂在脸上的，也随口会哼一些欢快的小曲儿。
王应睐与他在走廊里说了一会儿话，刘望夷就迈着轻松的步子进了实验室，看着他的背影，王应睐高兴地自语道，真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呀，这精神头都变了。
王应睐笑了笑，连声说了几个好。要知道，这位科学家不知为刘望夷的婚事操了多少心，当初刘望夷在寻找伴侣上高不成低不就，也急坏了王应睐，他就发动夫人，发动周围的人給刘望夷穿针引线。
那天，恰巧研究员龚岳亭从楼梯口走来，王应睐向他招招手，龚岳亭急忙上前，王老师，您有什么吩咐？王应睐悄声说，你告诉一下刘望夷，以后让他少吃点大蒜，要不新娘子受不了的，刚才和他说话，那蒜味直冲我鼻子。
龚岳亭开始见王应睐神情凝重，还以为是什么大事，也一脸严肃地听，没曾想是这事，就一下子笑出了声，王应睐也笑了，随后又郑重起来，上午就和他说说，千万别忘记了，人家新娘子是不好意思开口的，千万别因为这些生活小节影响人家的心情。
龚岳亭收住笑容，用力点点头，我马上跟他说。
王应睐差人“劝蒜”之事，一度成为佳话。
为了引进更多的人才，王应睐后来又从国外请回了维生素女专家张友端，也就是文中说到的张友尚的姐姐，再后来又从美国请到了蛋白质科学家钮经义和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当年远在比利时学习的周光宇也接到了王应睐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王应睐的学生、中科院女院士王恩多后来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那个时候，在王应睐先生的努力下，一批思想敏锐、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崭露头角的科学家组成了一支门类齐全并互为补充的阵容，他这个人磁场力很强大，非常善于调动各专家的才干和积极性，还能使全所上下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形成了一个民主、和谐的研究集体，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有探讨问题的活跃的学术气氛，有操作严格、秩序井然的实验环境，这样就大大促进了我们科研成果和人才的涌现！
那时候，这些年轻的科学家都正是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年龄，彼此也多是锋芒毕露，年少轻狂，在这些人中，邹承鲁言谈举止尤甚，李四光曾这样说过自己的乘龙快婿，太年轻气盛，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批评起来不留情面，会得罪不少人的。
李四光是一位负有盛名的科学家，又是邹承鲁的岳丈大人，在别人看来，邹承鲁在他面前理应“恭恭敬敬”，可邹承鲁在李四光面前也是时常“直抒胸臆”，让李四光一时下不了台，可见邹承鲁的个性之强。
作为所长的王应睐靠什么把他们拢在了一起？酷爱音乐的张友尚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一个乐队有打击乐器、定音鼓、长号、大号、圆号、小号、竖琴、单簧管、大管、短笛、长笛、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可谓是五花八门，如果台上没有一个好的指挥，就演奏不出和谐的旋律，王应睐就是一个高超的乐队指挥家。
“文革”中，邹承鲁见王应睐靠边站了，自己的学生伍钦荣也不幸离去，不禁心灰意冷，这时他想到了北京温暖的家，还有他日夜思念的妻女，最终邹承鲁决定离开上海，离开已经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研究所。
那天，邹承鲁去和王应睐告别，王应睐心有不舍，可也无力再去挽留邹承鲁，两人握着手，四目相对，彼此久久没能说出一句话来。秋风里，邹承鲁只是道了一句保重，王应睐点点头，也说了声保重。
望着邹承鲁远去的背影，王应睐捶胸顿足，仰天长啸，生理生化所而今再无邹承鲁，再无邹承鲁呀！要是在过去，我王应睐岂能放你走！言毕，泪流满面。
远在北京的邹承鲁后来听闻此言，掩面而泣，嘴里大声道，王老，我对不起您，我邹承鲁对不起您呀！
当时中科院上海分院的人戏称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为剑桥三剑客，也有说曹天钦、邹承鲁连同钮经义、王德宝为王应睐的四大金刚。王应睐是邹承鲁一生最敬重的人，邹在王应睐面前也是恭敬有加。
其实，邹承鲁对王应睐的尊敬和钦佩都是油然而生的，他深知自己收获的每一枝硕果都与当年王应睐的鼎力相助有关，邹承鲁晚年曾有言为证，先生不仅给了我有力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中国生物化学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规模，王应睐功居首位。
此言出自邹承鲁之口，可见王应睐的为人和他的功绩。
王应睐晚年有一个八字心得，为“献身、求实、团结、奋进”，这是大师半个多世纪以来治学治所的智慧结晶，1991年，当生化所的新任所长林其谁请王老给研究所题词时，王应睐不假思索写下了这八字箴言。
善用人者，天下治。为了让人才安心科研，王应睐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解决科研人员的夫妻分居问题上。
当年，有一位女科研人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一时没能守身如玉，这大伤中科院颜面，有关领导为此大为恼火，电令她马上回国，此人担心回去挨批，后来就干脆在美国扎根发芽了。
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夫妻不能一起出国，比如外交部，夫妻同是外交官也不能派往同一个国家，要劳燕分飞。王应睐为此很不以为然，他说，不让人家年轻夫妻一起，你可以，我可以，万一还有不可以的呢？这是人的正常生理需要，谁也不能剥夺，如果当初让这对搞科研的夫妇一起出去，还能红杏出墙吗？
后来王应睐想找人呼吁一下，破除这陈规陋习，他就和全国人大的一位叫高锴的人说了，高锴马上写了一份《王应睐同志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意见》转给了中科院，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看了批示道，要研究。据说，这个材料后来解决了夫妻一同出国的问题。很多人说王应睐管闲事，王应睐不紧不慢地说，这能是闲事吗？这样的闲事我不管不行！
新中国成立前，大学里难觅生物化学专业，到了新中国初期，生理生化所青年学子也都是来自大学的化学系，王应睐觉得，搞生化研究，没有生物知识不行，他就陆续举办了几个大型训练班，每次参加者皆达数百人，李约瑟听说后，大为赞叹。作为一个科学家，时间是很宝贵的，他却为此乐此不疲。夫人刘润苓不赞成王应睐“当官”，为了让王应睐出成果，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成了全家名副其实的“保姆”，王应睐是油瓶倒了也不知道扶的人物，刘润苓尤喜钢琴，从王应睐当了所长后，家中的钢琴就再没有响起过，刘润苓那双曾引以为豪的纤纤玉手也变得越来越粗糙，有时候她晃动着骨节变粗的双手道，你的事业在科研上，而不是在繁杂的事务上，要不怎么对得起我这双惨不忍睹的手！
刘润苓晚年患有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卧室里常有一股异味，儿子王家楠让父亲搬到别的卧室，王应睐一口拒绝。他说，到了我该好好伺候她的时候了。
王應睐对人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对所里普通职工，他亦是嘘寒问暖，见谁家有困难，他常以钱物相赠，文革时批斗之风甚烈，上海是“四人帮”之一王洪文的根据地，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德高望重的王应睐也未能幸免，据邹承鲁回忆，当时研究员都成了反动权威，旧社会过来的差不多都是特务。从外国回来的就是外国特务。王应睐是新中国成立前回来的，还在国民党政权下的中央研究院工作过，那就更是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生化所在大礼堂开会，造反派头头在台上，一般造反派坐当中，我们这些人靠边坐，王应睐坐在我的身边。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研究员过去也在中央研究院呆过，在台上挨斗，主持批斗他的人叫他好好交代，问还有哪些同伙，他轻轻地说了几句话。我们坐下边的都听不见，随后只听造反派头头大吼一声，把狗特务王应睐揪上台来。于是从台上下来两个人，把王应睐揪了上去。一眨眼的工夫，坐在台下的王应睐就被批斗了，我们都惊的不得了。
王应睐在台子上被批斗，有老工人送上椅子让其坐下，自己则站在一边，造反派头目让王应睐站起来，老工人双目圆睁，大声吼道，我根红苗正，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今天我看谁敢动王教授！说完就扬起了双拳。
“文革”结束后，那些曾经批斗过王应睐的人，与王相遇后都面露羞愧，不知所措，王应睐还是热情相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有人当面张不开口，就把写有道歉的信塞进他的口袋里，王应睐都是弃之一边，从不展开看。这些人每有困难时，王应睐还依旧出手相援。
王应睐的为人可见一斑，可他对自己的孩子却很粗心。王应睐的儿子王家槲、王家楠，曾一度觉得父亲小时候因为没有父爱、母爱，自然也不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王家槲去了崇明，王家楠则到了昆明，王家楠在农村广阔田地里劳动几年后，被昆明铁路局招工，随后数年，他修过铁路，打过山洞，王家楠在云南十余年，王应睐只给他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如出一辙，寥寥数语，皆是些在农村要安心劳动，好好工作之类的话。有次王家楠计算了一下这三封信的字数，加起来不足五百字，王家楠后来和父亲开玩笑，您的那几封信可真是家书抵万金。
八十年代初，王应睐患病住院，王家楠回来照顾父亲，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韩哲一来医院看望王应睐，才知王家楠还远在云南，就道，如果我不来这里，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您的儿子还远在云南，您早就该向组织上开口把他调回来了，这样也便于照顾您。
王家楠记得，父亲从来就没有因为家事向组织开过口。最终，王家楠在组织的关心下，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大上海。王应睐曾把很多科研人员包括他们的后代送到国外学习，可从没有想过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送出去，王家楠的妻子张红霞当年是王应睐特别护理组的护士，王家楠就是在照顾父亲的时候与张红霞相识牵手的，张红霞后来想出国，王应睐也是三缄其口，张红霞在王家楠面前难免有些抱怨，当年生化所缺少护士，你爸爸张张口我就进来了，可为了避嫌他坚决不肯，我打算出国，他还是不点头。
王应睐去世后，生化所的所长李伯良曾告诉王家兄弟，王老师在世时曾有个约法三章，一是不得安排你们及其他亲人到生化所工作，二是不得安排出国，三是不得以其他名目给予帮助。
九十年代末，王应睐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该奖是由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四位有理想、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共同捐资设立的，旨在重奖那些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家，从1994年开始，首届获奖者有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的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王淦昌、黄汲清和钱学森。王大珩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曾荣获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还有被人们誉为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再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
这100万港币，让从来就对钱都没有概念的王应睐有了“心事”。
这一天，他把所长李伯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李伯良是一个复员战士，后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凭着他苦干和钻研精神，逐渐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王应睐面前，他是后辈，也是王应睐的学生。
这天，李伯良觉得，一向神态坦然的老师好像有些不自然，一副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
李伯良觉得奇怪，开口道，老师，您有心事？
就像幼儿园的孩子被老师看破了心事一样，王应睐脸一下子红了。
李伯良如堕迷雾中，有点摸不着头脑。
王应睐张了张嘴终于说道，伯良，这100万奖金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
李伯良笑了，这是您的奖金，您有权做任何处理呀！
王应睐点点头，一脸窘态，沉默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道，我这一辈子最不割舍的就是咱们的生化所，可我也对不起我那两个儿子，我从來没给予他们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帮助，作为父亲，我有些不称职呀！
说到这里，王应睐的眼圈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片刻，他接着说，我想多多少少拿出一点钱来给他们。
说到这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李伯良，你觉得我给儿子多少钱比较合适？
李伯良一下子笑了，看把您为难的，原来是这事呀，完全应该的，您就是不说我也有这个想法。本来我还考虑着该怎么向您开口呢。他们这些年到今天，都是靠他们自己一点点努力的，您确实对他们关心太少了，我是一直看在眼里的。
王应睐听罢此言，如释重负。
李伯良说，我想，给他们一部分，其余的您就自己留着吧。
王应睐摆摆手道，不，其余的我想用来设一个基金，专门奖给那些品学兼优的研究生。
后来，生化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王应睐基金会”，如今，一些获奖者已经成了学术带头人。
1965年，在继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之后，王应睐等人又提出了另外一个伟大的设想——人工合成核糖核酸，其项目难度高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王应睐发动了京沪地区多个单位协作，在随后的大协作会上，大家一致推举王应睐出任协作组组长，1981年11月20日，中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合成物与天然物无论分子结构还是活力完全一致，犹如16年前人类首次合成胰岛素一样，中国科学家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可是，这两项曾经赢得了世界声誉的成果论文中，都没有王应睐的名字，多年后，王家楠在整理父亲遗物中发现，两项成果论文的标题下方，原本都有父亲的名字，可父亲却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这一刻，王家楠真正认识了父亲。
1982年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生物技术讨论会上，鉴于王应睐领导中国科学家成功合成生物高分子这一人类的伟大收获，特授予他“特殊成就奖”。迈阿密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会议主席韦伦把专门精心制作的一块奖牌颁给了王应睐，奖牌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王应睐从1958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曾作为协作组组长完成两项杰出、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一是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另一项是1981年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
2000年，继王应睐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又获得此荣誉，3年以后，也就是2003年，著名生化学家邹承鲁也登上了“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颁奖台。
邹承鲁出生于山东青岛，鲁为山东别称，父亲为他起名时，就采用了个“鲁”字。邹承鲁少时先是在北平、汉口读完了小学，后被舅舅接到湖南长沙入雅礼中学读书，1938年，邹承鲁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重庆南开中学。邹承鲁喜演讲，在各类演讲比赛中屡屡夺冠，当时，南开中学有一位名人，叫严仁颖，担任过校庆游艺会主席，此人在戏剧表演方面极具天赋，对邹承鲁的演讲才华也是由衷的佩服，他说，演讲，一靠天分，二靠努力，邹承鲁二者兼有，你不服不行。当年重庆市举办了一场中学英文演讲大赛，邹承鲁代表南开中学一举拔得头筹。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亲自给他颁奖，陈立夫握着邹承鲁的手道，后生可畏呀！
1946年初春的一天，邹承鲁从报纸上看到 “庚子赔款” 公费留英重新启动的消息，很是高兴，决定去试一试，哥哥邹承曾也极力鼓动他出马一试，邹承鲁道，十年磨一剑，我也该亮亮这把剑了。
可邹承鲁也知道，连绵的战火让庚子赔款留学中断了数年，如今一朝恢复，肯定有众多的青年才俊会一拥而上的，竞争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946年初秋，正在办公室看报的邹承曾无意中看到了庚子赔款留学考试结果，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当年他也参加过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可最后名落孙山，如今弟弟命运该是如何呢？
邹承曾先从名单中最后一个名字看起，他睁大眼睛一一搜寻，等看到中间时心已经凉了半截，看来弟弟也是败下阵来了，邹承曾心下一阵失望，抱着好奇心，他又想看看到底谁为第一名，这一看惊得他从椅子上腾地站了起来。弟弟竟以化学类第一名的成绩名列榜首。邹承鲁真是心花怒放。
邹承鲁转学到剑桥大学没有几个月，就收获了爱情，那一天，他正在校园里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子，二人相遇，那位女子莞尔一笑道，你就是邹承鲁吧？我听说过你，我叫李林。
说着，她大方地向邹承鲁伸出了手。
其实，邹承鲁和李林初到英国的时候，都在伯明翰大学就读，只是彼此不认识罢了。
李林从伯明翰大学读完硕士，也到了剑桥，是命运让这对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见到来自祖国的留学生，邹承鲁很高兴，我也听说过你，你就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吧。
李林笑了，点点头说，记住，以后您要是介绍我的话，不要在前面冠以我爸爸的名字。我就是我。
李林一句话，让邹承鲁对她顿生好感。
彼此偶然相遇，这个一头短发的开朗女孩就给邹承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李林的心中，也留下了邹承鲁俊朗的影子。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邹承鲁与李林为大家共同演唱了那首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熟悉而又充满激情和伤感的歌声让每一个留学生都为之动容落泪，随着一阵阵掌声，邹承鲁与李林的心一下子靠近了，他们彼此相视良久，在这一刻，爱情之花一下子盛开了。
李林出生在名门之家，又是独生女，李四光视她如掌上明珠，自小就养成了任性，甚至还有些骄横的性格，李林个子娇小，卷曲的短发，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活力，就像一只矫健美丽的梅花鹿，喜欢自由自在地在空旷的原野上奔跑。
据说，李林刚来伯明翰大学的时候，英国的几个女同学都想逗逗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她们先从实验室里偷出了一只死老鼠，又悄悄放在了李林的文具盒里，然后躲在一边静候李林发出惊叫声，没想到李林看到不仅没有一点恐惧感，也没有发出她们期待的尖叫声，她只是气憤地环视了一下周围，正当她们失望的时候，李林却提着老鼠就向隔壁的办公室走去，边走边笑着说，你们不就是想听听尖叫声吗？耐心等着吧。随后，隔壁的办公室马上就传来了尖叫声，紧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的声音。后来李林把这个恶作剧讲给邹承鲁听，她说，隔壁那个年轻的女人见了老鼠后大惊失色，把桌子上的东西碰到了地上。
邹承鲁到剑桥大学凯林实验室不久，他的勤奋和悟性很快就赢得了凯林的肯定，同时他也听很多关于王应睐的故事，这里面就有关于王应睐动手做试剂的事，邹承鲁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正巧实验室需要一种叫胩的试剂，凯林正愁于无处可找，邹承鲁就提出来由他动手一试，他找来参考书和材料一一查阅，最后掌握了做胩的方法，胩是无色液体，臭气逼人，邹承鲁只得到楼顶的平台上去做，每次完成后进实验室时，他的身上都带着一股臭气，大家纷纷掩鼻躲避，凯林笑着说，你人没到，臭气就先来了，但我还是乐意接近你，臭气盖不住你的敬业精神。
1949年8月25日，邹承鲁与李林在英国美丽的海滨城市博恩莫斯举行了婚礼，恰巧李四光夫妇正在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他又与夫人专程赶来参加爱女的婚礼，李四光见了女婿后在夫人面前曾有过这样一番评价，他既聪明，又勤奋，很适合做学问。只是有些年轻气盛，以后免不了要吃些亏。
李四光阅人无数，他对邹承鲁的看法后来都得到了印证。
邹承鲁到中科院生化所时，虽年近30，可长相年轻，又生的一张娃娃脸，与自己的学生站在一起“并无二样”，这让邹承鲁很不舒服，为了增加些师道威严，他故意装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讲起话也故意粗声粗气的，邹承鲁并不近视，可他特意配了一款黑框眼镜，本来是抽香烟和雪茄的，后来改抽烟斗，那眼镜和平日里捏在手里黑色硕大烟斗，果然给他平添了“几岁”，邹承鲁开口时口若悬河，可平常又不喜多言，总是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远方，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重大问题一样，间或咳嗽几下，有些学生见了不免心生怵意。
刘望夷如今已经退休赋闲在家，当年他曾在邹承鲁实验室当过实习生，初来乍到，就领教过邹承鲁的“厉害”，有一次邹承鲁在实验室看到刘望夷正在用一支玻璃吸量管吸取浓氢氧化钠溶液，邹承鲁立时就火了，他捏着烟斗挥舞着双手道，你这样对着嘴吸液体跑到你嘴里怎么办？还不把你的嘴烧成个大猪嘴吗？说着他把实验桌上的橡皮球拿起来递给刘望夷，这橡皮球是干什么的？怎么不用它来吸？刘望夷有些尴尬，连连点头称是。
邹承鲁钟情于呼吸链酶系，20世纪50年代末，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上马后，他暂时放下自己的科研项目，全力投入到胰岛素合成中，并出任拆合组负责人。
李林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冶金所从事科研工作，1958年夏天，李四光病重，李林只得调回北京工作，当时，中科院领导有意把邹承鲁一同调回京，邹承鲁坚决不肯，李林有些不高兴，为此夫妻还“冷战”了一些时日。
邹承鲁有邹承鲁的理由，他的事业是生物化学，而北京并没有生物化学所，另外，还有一点，他也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是在岳父庇荫下如何如何的。
李四光了解自己女婿的秉性，女婿无时不在证明他的成果都是靠他自己奋斗来的。所以从来就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去为邹承鲁做点什么，更没有想到把他调到北京，调到自己身边来。何况李四光还是中科院的副院长。
李林调回北京后，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把她调到了第二机械部原子能所工作，位于北京郊区的原子能所为涉密单位，平日里都是戒备森严，邹承鲁过来探亲开始进出门都会被仔细盘问，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出入自如了，有一次他进了大门往里走，就听到背后有人道，开始还查问他，后来知道他是科学家李林的家属就免了。邹承鲁听了很不高兴，立马就火了，当天就想打道回上海，李林不解，邹承鲁气咻咻地说，我成了没有名字的家属了，我是谁？我是大名鼎鼎的邹承鲁呀！李林恍然大悟，不禁放声笑了起来。
自此，邹承鲁再也不到北京郊区的原子能所了。
一对伉俪为了各自的事业，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两地生活。邹承鲁举近十年之力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之后，又继续开始他的酶学和胰岛素分子伴侣等研究，他后来的科研成果被科学界称之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曾一度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邹承鲁的科研成果曾获包括胰岛素在内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二等奖四次。
正是因为邹承鲁的脾气和秉性，晚年他曾用大量的时间维护科学尊严，抨击学术腐败，并为此写下了大量的讨伐檄文，当然树敌不少，可他愈战愈勇，从不退缩，其中的“牛满江事件”、“徐荣祥事件”、“张颖清事件”、“刘亚光事件”，件件皆是刀光剑影，疾风劲雨。
这可能是李四光当时没有想到的。
邹承鲁2006年去世，享年83岁。夫人李林也是1923年生，比邹承鲁晚几个月，二人皆属猪，女儿邹宗平戏称他们，一个是猪头，一个是猪尾。
李林曾为中国核潜艇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于2002年谢世，享年79岁。
这一对科学家伉俪，皆是中科院院士。
邹承鲁去世前，曾特地嘱咐家人，他的骨灰一半埋在了北京生物物理所一棵白皮松下，余之要埋在上海生化所。
这里是邹承鲁事业的起点，当年邹承鲁在实验室劳累之余，就常凝视院子里那棵挺拔的香樟树，那香樟树高达数十米，树冠广展，气势宏大，久之相视，那树也好似有了灵性，邹承鲁每展目望去，心下就豁然开朗。
为了实现邹承鲁的遗愿，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他的学生许根俊院士为老师特地选定了一棵高大的香樟树，在某一个日子，邹承鲁的女儿、外孙等一行人，把邹承鲁的骨灰撒在了香樟树下。
如今故人驾鹤西去，不知香樟树思否？念否？
20世纪40年代初，李约瑟的一次中国之行，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学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此人就是曹天钦。曹天钦1920年出生在北平，父亲为教师，膝下有七个子女。曹天钦少时肯学，1938年在育英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化学系，后中断学业服务抗战，1943年，曾一度停学的燕京大学在成都复学，曹天钦得以继续学业。
从1938年始，受王应睐、鲁桂珍、沈诗章三位留学生影响的李约瑟一头扎进了中国古代文明史，随后他就格外钟情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中医。
这以后，李约瑟为英国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口，李约瑟的行动引起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英国皇家学会同意在中国成立一个战时援助科学与教育机构，1942秋，李约瑟冒着战火来到了中国的陪都重庆，并很快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也就是在这期间，曹天钦结识了李约瑟。
1944年夏天，曹天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受李约瑟邀请来到中英合作馆担任他的秘书，自此以后，他跟随李约瑟和他的夫人足迹遍布中国大西南和大西北各地，曹天钦是一位谦和的年轻人，脸上时常挂着真诚的微笑，他为人勤奋好学，赢得了李约瑟的赞赏，两年下来，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深秋的一天，站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李约瑟对身边的曹天钦说，你不能再跟我继续走下去了，曹天钦有些意外，他看着李约瑟问，为什么？
黄土高原上沙土飞扬，李约瑟眯着眼睛道，你应该在科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原来，李约瑟决定介绍曹天钦获得英国文化奖学金，并以此赴英留学。
你已经有这个资格了！李约瑟高声说。
听了李约瑟这番话，曹天钦很兴奋，他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到国外去开拓一下视野了，何况剑桥大学有着丰厚的学术土壤。
1946年春天，曹天钦来到了上海，准备随时启程去英国留学，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远在长汀读书的恋人谢希德。曹天钦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时候，与谢希德同桌，那时候谢希德11岁，曹天钦虽比谢大一岁，可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瘦小的谢希德，他们虽两小无猜，可彼此都很看重对方，后来两人的感情慢慢走近了，直至走到了一起。
曹天钦决定在出国之前先把这桩姻缘定下来，当他出现在谢家人面前的时候，谢希德真是喜出望外，不日，谢父就邀来亲朋好友为这对青梅竹马订了这桩姻缘。
曹天钦在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后本想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因为那里有着世界著名的蛋白质物理化学专家，另外，他亲爱的谢希德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也在紧锣密鼓地催他尽快决定，那位著名的蛋白质专家在信中说，你完全应该相信，这里将成就你一番大事业。
也就在这时候，邹承鲁来了，同时把王应睐的信交给了曹天钦，这个夜晚，曹天钦和邹承鲁喝着威士忌，畅谈着新中国，谈着新中国的生化事业，曹天钦深情地说，祖国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离不开祖国！
曹天钦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赴美计划，当时，美国对中国留学人员，特别是学理工科留学生回国都是百般阻挠，曹天钦放弃来美让他们大为恼火，他们也就盯紧了谢希德，为了留住谢希德，他们不惜许以重金。
李约瑟曾想把曹天钦留在剑桥，但曹一句话就马上打消了李的念头，曹天钦说，为了自己的祖国，什么都挡不住我，李约瑟在中国多年，他已经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人，严格地说，他了解了中国人的精神，所以曹天钦一句话，他就没有再去努力争取。
怎样才能让谢希德顺利离开美国？李约瑟对曹天钦道，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兵不厌诈！李约瑟以他的影响力，通过英国驻美大使馆从中斡旋，理由是谢希德来英国完婚，美国人不知是计，就放走了谢希德。
1952年的5月，谢希德顺利到达英国，正在英国留学的张友端、陈瑞铭见证了他们的婚礼了。三个月后，曹天钦夫妇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取道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新加坡、香港等，一个月后，他们的脚步终于落在了大上海，适逢1952年10月1日国庆，到处莺歌燕舞，一幅幅喜庆的场面，曹天钦和谢希德的激动之情一时难以言说，曹天钦道，出国时还是满目疮痍，归来时已是欣欣向荣呀！
1956年5月的一天，曹天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巧合的是，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谢希德也在这一天加入了党组织，夫妻同一天宣誓，一时传为佳话。
曹天钦与邹承鲁为人风格迥异，曹谦和，且低调，他在生化所为学生授课风趣幽默，深得大家喜愛，他讲到蛋白质中的螺旋和双螺旋时，就高声吟诵起老子《道德经》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让大家体会到生命活动中螺旋结构的奥秘。说完蛋白质螺旋，再讲烟草花叶病毒时，曹天钦更是自由发挥，他扳着指头道，这核酸呀，就好比朱丽叶，蛋白则是罗密欧，朱丽叶死了后，罗密欧也为她殉情而亡，两者缺一不可。
有一次一年轻中专生见一穿旧雨衣的中年人正在捉冬青树上的皮虫，就好奇地问，我怎么没见过你，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的？中年人嘿嘿一笑，你是刚来的，怎么能见过我呢？我来自北京，搞肌肉蛋白的。年轻人点点头，笑道，不就是宰鸡宰鸭的嘛，还说得这么文明。中年人听后大笑，道，你说得可够通俗的。那年轻人也笑了，说，我也是北京来的，咱们是老乡，你住在什么地方？中年人随口答，蒋家胡同。年轻人一拍掌，呀！罗瑞卿大将也住在那里呀。
下午在实验室，那年轻人见一穿着整齐白大褂的中年人有些面熟，就端详了一下，随之道，你，你不是那个？那个上午捉皮虫的人吗？曹天钦笑了，对呀，就是那个杀鸡宰鸭的，那年轻人急忙提醒他，老乡，这是实验室，你咋跑到这里来了？
这时旁边有人道，这是咱们生化所曹副所长，什么杀鸡宰鸭的？是科学家。
那年轻人不禁瞠目。
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戚正武虽然已年逾八十，但对几十年前的事还是历历在目，曹天钦来到生理生化所以后，就成了他的导师，戚正武不敢杀兔子，开始都是由曹天钦动手，戚正武说，曹天钦是杀兔子的高手，每次老师先把兔子放在自己大腿根上，轻轻地摸一摸，那兔子就老实了，这时先生就开口道，为科学献身是光荣的。言毕，在兔子的后颈敲一下，兔子就晕了，随之割颈管放血，开膛取肌肉，前后也就是三两分钟即能完成。
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其他科学家相比，曹天钦在文革中受到的批斗和伤害更甚，因为历史上他和李约瑟的那段交往，他被诬陷为“特务”，造反派中的杨某摁着曹天钦的头猛力让他大弯腰的时候，还用手掌斩打他的颈椎，致使他颈椎严重受伤，很长时间都不得不戴着颈托。
造反派从曹天钦嘴里没有挖到什么，转头又逼迫曹家保姆，那保姆惊吓不已，后竟然自杀了，就在曹天钦被隔离审查两年后，也就是1973年，李约瑟来到了中国，周总理与他会面后，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李约瑟道，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见见我的老朋友曹天钦，总理点头同意，让秘书马上通知科学院安排。
当时龚岳亭参与了这次会见，龚岳亭后来回忆说，不知出于何故，我被指名参加接待，那一天，曹先生被造反派直接带到了接待室，我记得很清楚，他就坐在长方桌的最角上，李约瑟很聪明，对政治也很敏感，见到曹天钦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和曹天钦对视了一下眼光，不点头，不问好，也不打招呼。就这样，李约瑟走了没几天，曹天钦就解放了。
李约瑟后来回忆说，中国那场运动不久，我就再也接不到曹天钦的任何信件了，他的命运如何，我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次与他相见，我们仅仅彼此对视了一下眼光，可胜过千言万语呀。对我和曹来说，一个眼色就已经足够了。
据说，当年伤害曹天钦的杨某后来因过度自责和愧疚而疯。
1987年，正在以色列出席国际生化会议的曹天钦一下子摔倒了，回国后在医院卧床达八年之久，直至去世。曹天钦卧病在床时，与以往真是判若两人，谢希德望着昔日与自己恩爱的丈夫，不禁泪如雨下，那时候，谢希德已经在复旦大学校长的任上干了多年，作为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她既忙于政务，还要进行科研，尽管这样，她也要下决心把丈夫的大脑功能恢复过来，她对朋友说，我要把蕴藏在曹天钦大脑深层的知识诱发出来，她每天给曹天钦布置简单作业，曹天钦则像个小学生一样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完成，可曹天钦装满化学分子大脑完成眼前简单的“作业”已经力不从心，开始他还能做出一些简单的加减法数学题，翻译几十个英文单词，谢希德每每也都认真批改丈夫的“作业”，可谢希德慢慢发现，后来布置的“作业”丈夫在上面都是乱画一通，见此情景，谢希德不禁掩面而泣。1995年1月8日，曹天钦离开人世。享年75岁。
戚正武回忆说，我每次去医院看他，只能点头示意，想当年曹先生风流倜傥，睿智过人，可转眼已成植物人，真是世事无常，转身告别时我都是泪流满面，心如刀割。
2000年3月4日，身患癌症30余年的谢希德也永远闭上了眼睛，弥留之际她轻声说道，我要到另一个世界找他去了。
言毕，安然离世。
那个他就是她一生深爱的曹天钦了。
对恩师为人、为学，他的学生龚岳亭有文为证：他赤子情怀，不计名利，远涉重洋，回国效劳。
他既有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又继承了中华儒家风范，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宽以待人，严以责己。
他长期受西方教育，但绝不崇洋，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吸收是手段，发扬是目的。他经常提醒学生，过去我国曾有光辉的科技成果，鼓励他们要自强不息。
他育人如春风夏雨，诲人循循善诱，他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人才辈出。
他是新中国蛋白质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艰苦创业，因陋就简，立足国内，不埋怨，不气馁。他既对传统大肌肉蛋白研究做出过卓越贡献，又开辟了免疫蛋白、植物病毒等新的领域。
他位高而不亢，学博而不傲，和蔼待人，人不分贵贱，资历不分深浅。
他文革蒙难，十年折磨，凛然不屈，文革后复出，壮志不减，一如既往。
他晚年抱病工作，不辞辛苦，事必躬亲，深入基层，各处奔走。为中国科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曹天钦有两个深刻的论述，一是对于一个蛋白质的合成来说，必须有与天然物相同的生物活性和结构完全相同的纯产物，才能算得上实现了它的全合成。二是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则是科学上的又一次飞跃，它标志着人工合成蛋白质时代的开始，是生命科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
1966年，在统一了众科学家的意见后，曹天钦主持起草了论文——《结晶胰岛素全合成》，此文以中英文版本发表在《化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剑桥三剑客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均没有署名。
申報诺贝尔奖
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合成后，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马上抄起电话报告了聂荣臻元帅，犹如听到了前线胜利的战报一样，聂帅很是高兴，在电话那一头连续说了三个好，我曾经说过，胰岛素就是一百年也要搞出来，这才用了不足十年嘛！向科学家们致敬！我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总理。
张劲夫顿了一下道，我觉得先不要说，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也不迟，那时候我们也有底气了。
聂帅道，好，就先缓一缓，我尽快让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鉴定。
就在张劲夫与聂帅通话不久，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很快就组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专家委员会，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为主任委员，副主委员由高等教育部科研司司长吴衍庆担任。委员分别是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南京大学高济宇副校长、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等几十位专家学者
从1965年1月14日到11月18日，鉴定委员会首次对人工合成胰岛素进行了初步鑒定，参会人员一致肯定这项成果的创新性和学术意义。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向世界公布这一重大成果之前，还需要补充个别数据。
在大家欢呼声中，科学家汪猷却不合时宜地泼来了一瓢凉水，他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尚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进行，对于全合成最后产物结晶，应进行进一步分析鉴定。
汪猷的大胆和严谨态度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
冯新德（高分子化学家）：胰岛素得到的结晶太少，数据好像也不够。
傅鹰（物理化学家）：合成的是否是胰岛素还不能肯定。
邢其毅（有机化学家）：胰岛素合成的工作量是巨大的，意义是肯定的。但创造性不大，是一个个氨基酸堆上去的，方法都是现成的，没有什么创造……人工合成胰岛素和过去合成的东西相比，是500层高楼与100层高楼的关系，具体地说，这项工作鉴定得太早了。
卢锡锟（北京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从理论上对证明“一级与高级结构的关系”有一定意义，但这种观点是有条件的。合成大肽是比小肽困难了，溶剂选择和提纯方法就更困难了，但不能说方法上创造性很大。
黄春辉（无机化学家）：这个项目花钱太多，花力气太大，是用钱堆起来的。如果能做比较联系实际的项目，意义更大。
众多知名不知名的各领域专家的发言如泰山压顶，让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如坐针毡，作为总设计师，王应睐更是万般忧心，那天下午，他在走廊里喊住曹天钦，走，我们到外面散散步。曹天钦见王应睐眉头紧锁的样子，知道散步是假，谈事是真，两人走出大楼，在院子里缓步而行，正是深秋的季节，地上已经落下了很多金黄色的树叶，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周围一片静寂，只有双脚踩在叶子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还是王应睐先开口了，他说，针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咱们应该做点什么了。曹天钦点点头，我觉得一些持此观点人有点盲人摸象。
王应睐点点头道，他们对胰岛素的意义认识还不足，你可否写一篇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意义的文章？要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在胰岛素问题上，人们应该站得高一点来全面认识它。
曹天钦说，好的，我来写。
1965年末，曹天钦完成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意义》，王应睐、邹承鲁等人看了后纷纷叫好，邹承鲁吸了口烟斗，轻松地吐出了一圈烟雾，随后高兴地开口道，这下关于胰岛素问题的视野就开阔了，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王应睐点点头，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思辨性，有些回答已经上升到哲学意义上了，我看就交给《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发表。
大家都点头赞成。
曹天钦道，我把诸位的意见融进去再进行一次修改，然后就马上发给《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收到曹天钦的稿子后，就迅速在1966年开年第一期发表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意义》，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科技界的关注和讨论。一些专家学者也由此改变了原来的一些看法。
曹天钦在文章的末尾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写道：“在19世纪初叶，所有当时的有机化合物都是生物的组成成分或生命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再不然就是生物体死后所变化衍生出的物质。1828年味勒把腈酸铵溶液加热获得了尿素，第一次从无机物获得一个有机化合物。百余年来，化学家在实验室中合成了无数的有机化合物，其中有与生命现象有关的或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重要物质，如糖、性激素、胆碱、萜、靛蓝、维生素、青霉素、叶绿素、核苷酸、多肽激素等，也有一些本非天然产物却对生物体起作用的药物。这些成就，科学界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在我们合成了胰岛素以前，在生命现象中起主导作用的蛋白质，却只能是生物体活动的产物。现在人工合成了第一个蛋白质，从人类认识自然的前景来看，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尽管尿素是一个简单的“蹩脚”的有机化合物，是生命活动所排泄出的废物，但人工合成尿素的成就，在人类正确地认识生命现象的本质、从无机物中制造生命的历史上，却被看作是一个飞跃。因为它突破了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的界限。在蛋白质中，胰岛素也是最小的一个。胰岛素的功能是参与新陈代谢的调节控制，在有些人看来，不如一些其他的蛋白质如酶那样更引人注目。同时，有一些其他激素功能由很小的多肽分子即可完成，不像生物催化、新陈代谢、收缩、抗体、毒素等功能，都需要较大较复杂的蛋白质、而非多肽小分子所能完成的。尽管如此，胰岛素是一个蛋白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便突破了一般有机化合物与生物高分子之间的界限。所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就，在人类认识并合成生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二个飞跃。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和国家荣誉，聂荣臻元帅指示要认真对待，鉴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根据第一次鉴定委员会专家们的建议，补充了有关数据后，1966年4月15日到21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鉴定委员会对人工合成胰岛素进行了再次鉴定，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自坐镇，此次参加的专家由过去的26名增加到了40多人，这次的鉴定与第一次结果完全一致。
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刚刚宣布完结果，诗人郭沫若就从椅子上一下子站了起来，他高声喊道，这是中国科学家伟大的收获，也是中国人民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应为此尽情地高声欢呼！
汪猷放弃了过去的观点，在这之前，他就曾细细研读了曹天钦的《胰岛素人工合成的科学意义》文章，看后，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马上找到王应睐谈感受，他谦虚地说，看来我对胰岛素的看法还是有些狭窄了……
令人注意的是，在这次鉴定会上，中宣部科学处的处长于光远也名列其中，他是有名的笔杆子，善于写大文章，中宣部这次派他来，是为下一步开展宣传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准备的，于光远对郭沫若说，将来就由我组织宣传，郭沫若连声说好，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科学家的成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世界人类中，是我们率先合成了一个蛋白质。
鑒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提出，这项科研项目完全可以报诺贝尔奖了。此言一出，接着就有人给予了反驳，我们不要这个资本主义的奖，诺贝尔是发明了炸药才开始发横财的，后来钱多了就自掏腰搞了这么个奖，这奖金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
接着有人响应，对，咱们不要诺贝尔奖。我们不需要，这是骨气！
就在这次鉴定会不久，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颁发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国家鉴定书”。
在研究方案的制订、合成路线的设计、保护基及溶剂的选择、组合条件的控制、纯化方法的研究和有关的微量分离分析技术的建立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
此项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蛋白质——胰岛素。这项工作结果对于“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一级结构所决定”的概念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同时，通过这一工作，带动了国内氨基酸的生产，促进并提高了氨基酸、多肽与蛋白质的分析鉴定技术，培养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多肽和蛋白质化学研究的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多肽与蛋白质合成的经验。这一切都为今后我国研究多肽与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合成更大分子的蛋白质以及人工合成多肽药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人工合成模拟酶开辟了远景。
1966年4月23日，聂帅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正是盛春，西花厅的海棠已经绽放了，院子里飘着醉人的香，总理见聂帅来了，就放下了案头的工作，他摘下老花镜，微笑着问聂帅，看你春风拂面的样子，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聂帅笑着说，这满院的海棠都开了，能没有好消息嘛！总理，您还记得人工合成胰岛素吗？总理闻言一下子来了兴致，我怎么能忘了呢？我还一直记得那个大烧杯里的胖娃娃呢！怎样了？有结果了吗？我还一直在盼望着呢。聂帅哈哈一笑，总理，刚刚鉴定完毕，已经成功了！
总理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说，这真是个好消息！聂帅，你代我向科学家们表示祝贺，告诉他们，他们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再就是要好好宣传我们科学家的奋斗精神。聂帅道，中宣部已经制定宣传计划了，马上就展开宣传。
1966年5月，就在中宣部对人工合成胰岛素马上付诸宣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尽管如此，《人民日报》于1966年12月2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新闻，并配发了社论。
世界在这一刻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天然胰岛素拆合工作的，是中国；第一个得到人工半合成结晶胰岛素的，是中国；第一个得到人工全合成结晶胰岛素的，还是中国。
六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交流并不是很多，世界的目光也很少打量中国，尽管《人民日报》那则报道中国科学家合成胰岛素的消息铿锵有力，可听到这声音的世界科学家还是很少。
真正引起关注的是在1966年4月那次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上。早先，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就向中国科学家王应睐、邹承鲁发出了邀请，王应睐想，这正是向国际同行介绍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最好机会。让谁去参加呢？王应睐颇费了一番脑筋。张友尚和杜雨苍、龚岳亭皆是人工合成胰岛素贡献者，张友尚受曹天钦牵连正被审查，龚岳亭与杜雨苍相比，龚更合适一些，龚岳亭有一口标准、流利甚至动听的英语。
会议期间，王应睐和邹承鲁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分内”事，每人不足10分钟，大会主席留给龚岳亭介绍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时间更短，可龚岳亭已经私下里备足了功课，他用流利的英语简明扼要地报告了中国科学家在胰岛素领域获得的成果，这本是这次大会上的一项额外点缀和花絮，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留意，慢慢地，王应睐看到，一些正在耳语的科学家都竖起了耳朵，有的很吃惊，有的面露意外之色，随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龚岳亭回国后，把当时的情景和场面向很多科学家进行了描述。与会者的强烈反应我们既感到意外，但又在意料之中，英国著名的Sanger教授亲临会场，听罢我们的报告后，热烈祝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会议期间，包括美、英、法、意、荷、比、挪威、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著名科学家都祝贺我们取得的伟大成果。英国的Sanger教授高兴地说，这是一项重大的事情，释放了我思想上的负担，过去曾有人报道牛胰岛素的化学结构在某一顺序上与我的结果不符，如今你们的成果是最有力的证据。国际生化协会会长Ochoa教授曾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表示祝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曾任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的匹兹堡大学生物物理所所长，美国的Chance教授说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新闻。印尼学者说，这是中国的胜利，他作为东方人也感到骄傲……加纳学者对这样重大的科研成果由中国做出来感到特别高兴……当时前苏联与东欧诸国同我国关系紧张，但像苏联院士、苏联科学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Engelhardt和匈牙利院士Straub都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道贺，说胰岛素全合成是一项非常突出的工作。
获悉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后，很多国家的同行坐不住了，多少年来，世界众多科学家为此曾经做出了毕生的努力，可没有想到的是，成功竟然落在了一度默默无闻的中国，就在这次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不久，法国巴黎科学院的特里亚院士就率先来到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他仔细看，认真听，想从中发现人工合成胰岛素有没有纰漏和瑕疵，可几天下来，他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他说，这项科研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
那时候，中国人对诺奖还没有现在这么青睐，甚至还比较排斥，对特里亚教授的肯定大家都很高兴，但对获诺奖的事，大家也只是礼节性地笑笑。就在特里亚回国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红色中国完成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文章，把中国科学家的成果推向了整个世界科学界，而英国电视台则在黄金时间连续数日播放了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消息。青年时期曾在牛津大学专攻化学的撒切尔夫人也通过这则电视消息记住了中国科学家，记住了胰岛素。
1966年5月29日，《参考消息》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瑞典科学家蒂斯尤利斯访华后感慨，中国正迅速走上科学大国的道路。
在这则报道之前的不久，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乌普萨拉大学生化所所长蒂斯利尤斯来到了中国，吸引这位著名化学家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建设，抑或是其他什么，而是令他一度魂牵梦萦的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的胰岛素，从中国人宣布成功合成胰岛素那天开始，蒂斯利尤斯就产生了到中国的念头，而且愈来愈迫切，最终，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不辞辛苦，终于来到了中国，在一个满眼翠绿的季节，蒂斯利尤斯顾不得领略春日美景，径直赶到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在与中国科学家座谈时，蒂斯利尤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很多细节，蒂斯利尤斯像个孩子一样刨根问底，末了，蒂斯利尤斯道，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在多肽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他们没能够合成，也不敢去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的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你们是世界第一，这使我很惊讶。可以这么说，你们是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蒂斯利尤斯归国途中，恰好1966年5月9日中国第三颗原子弹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罗布泊试验成功。《瑞典日报》的记者问他经过这次远行对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和原子弹成功爆炸有什么感想，蒂斯利尤斯意味深长地说，核能力说明了新中国的进展，但更有说服力的是胰岛素。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上学到制造胰岛素，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人类发展中了不起的伟大事业。
蒂斯利尤斯对中国科学家的高度评价也反映出人工合成胰岛素之艰难。
正如他所言，这是一项在白纸上完成的事业。
几个月后的9月14日，《参考消息》又报：美国科学家已经承认我国在制造牛胰岛素方面已经领先。
此话从高傲的美国人口里说出来，可见世界对我们合成胰岛素的认可。
不到一个月，美国科学家承认中国合成牛胰岛素是一个科学伟绩！
第二日，《参考消息》又报：美对我合成牛胰岛素感到震惊。
1972年初，周总理指示尽快拍一部反映人工合成胰岛素纪录片，以备给2月份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观看。
就在尼克松访华不久，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来到了中国，杨振宁是著名物理学家，他与同是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摘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慕名来到了上海生化所，在与中国科学家座谈时，杨振宁说，人工合成胰岛素很成功，我想由我出面来提名诺贝尔奖。
杨振宁说完这番话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他，会谈中，杨振宁正式向总理提出了他将为人工合成胰岛素提名诺贝尔奖的事，总理沉吟片刻道，我们当然是很欢迎的，但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能否再等一段时间呢？
杨振宁虽有些不解，但他还是“客随主便”，他点点头，说，好，我会随时关注这事的。总理婉言相拒实则是有苦衷的，一是文革后国内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二是江青等人坚决反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申报诺贝尔奖。
1977年，国内形势的渐渐好转，在这个历史的拐角中，再次申报诺贝尔奖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大了。
这一年的六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率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在与澳大利亚科学家的交流中，对方提到了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澳大利亚科学家道，我们至今不解，你们成功合成了胰岛素后，为什么不去报诺贝尔奖呢？我想这是很有希望的，也是很有把握的，重要的是你们愿意不愿意报的问题。
他的话让中国科学家一时无语。
钱三强可有点坐不住了，恰恰代表团成员中有王应睐，这天晚上他和王应睐谈话谈到了深夜，他说，过去报诺奖，我们是有很多顾虑的，包括总理，咱们都知道，基础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时得用幾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事，一些科学家甚至都不愿意去选择基础研究，因为数年才看到结果嘛！再就是，我们原本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项目是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获得的一项伟大成就，我们应该申报诺奖，这样对基础研究也是个有力的推动。你看看，外国人都比我们着急了，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
王应睐点点头，是的，这几年我也转变了观念，是到了该报的时候了，起码也扩大一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件事还得靠您的努力和支持。
钱三强回国后，马上把自己的想法报给了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方毅，方毅一拍桌子，说，咱们的脑筋是应该放宽一点了，党组全力支持！
有了方毅这句话，钱三强也就可以大胆而为之了，不久，杨振宁接到了钱三强请求协助申报诺贝尔奖的亲笔信。
杨振宁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申报诺奖的事还一直念念不忘。
1978年8月，杨振宁再次来到中国，不日，邓小平特地来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宴请这位大科学家，交流中，邓小平先谈到了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设想，杨振宁说，让我说实话吗？邓小平说，不要有顾虑，尽管放开讲，杨振宁先是反对，随后就谈了反对的理由。接着他又提出了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申报诺奖一事，杨振宁道，诺贝尔奖虽是资本主义的，但它是颁给科学的，科学无国界，如果您同意，我就马上着手准备。
邓小平吸了一口烟，笑了笑道，我听说，你在这件事上一直都是热心人，我要谢谢你！资本主义的一些奖，我们也是可以拿的！
邓小平的话一锤定音！
1978年9月的一天，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B·乌尔姆斯特洛姆等6位教授给王应睐来函，希望他能在1979年1月31日前推荐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
这真是一个良好的时机。
王应睐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钱三强，钱三强高兴地说，万事俱备，只等东风了。
钱三强马不停蹄，很快就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建议，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拟由杨振宁教授和王应睐教授分别推荐。
不出几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1979年10月，诺贝尔化学奖公布，获奖者为美国化学家布朗和德国化学家维提希，而中国科学家钮经义的落选，这就等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没有获奖。
1979年12月，国务院向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组颁发了嘉奖令。
1982年7月，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时隔两个月，也就是1982年9月，已经是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再次访沪，她还记得多年前关于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话题，由此，她特地提出要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看一看，当她知道剑桥三剑客的轶事后，夫人笑了，这是我们剑桥的自豪！
王应睐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更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睿智的撒切尔夫人知道王应睐这句话的含义，但她却没能接上下一句，只是微微一笑，当她听到张友尚、龚岳亭一口流利的英语时，很是吃惊，她说，你们到了英国，一定找我。
撒切尔夫人回国后，到剑桥大学视察，又说到了中国人合成胰岛素的事，它对剑桥大学的校长说，你们下大力气培养了中国留学生，可他们都把花开在了自己的国家！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中国科学家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國精神的结晶，至今它还在熠熠生辉。
尽管，这项被世界科学界和众多科学家看好的伟大工程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丝毫不影响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至于为什么没能获奖，有人说它缺少重大的理论意义。
有人觉得，是因为它已经“时过境迁”。
还有人认为，成本远远大于效益。
再就是，过于单一，没有形成群体效应。
也许还有什么吧。
这一切，都留给时间和历史去检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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