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灾难与恩典》范德俊散文赏析

作者:范德俊    来源:原创

在我5岁的时候,因家庭变故突然间失去了母爱和爷爷奶奶的呵护,眼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后娘,原来活泼好动、伶俐可爱的我,变得不言不语、眼神惊恐。不管走到哪儿,只要见了生人,我总是低着头,身子往后撤,只想逃避别人与我搭腔对话。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迷迷糊糊到了七岁,后娘有了一个男孩儿,因为父亲是一名工厂采购员,长期不在家,整月整日地在外地出差,家里的事儿也帮不了忙,忽略了对我的关心,甚至忘了我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

后娘很懒,除了会打扮自己之外,家务活基本上不会做,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只能我去学着做了。有人也提醒过后娘说:“孩子太小不能这样使唤他。”她就会用常说的一句话来解释:“唉!家里边忙不过来,没牛使犊吧。”意思是没有牛就暂时使用小牛犊子吧。洗尿布、看孩子、收拾家务,虽然做不好但我能尽力去做,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我去做,而且做不好了还觉得责任全在自己身上,与别人无关。

八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手脚发痒,我在朦胧的睡梦中不停地抓挠着发痒的部位。右手抓左手,左手挠右手,两只脚也相互搓擦,没想到越痒越搓,越搓越痒。这样一直到了天蒙蒙亮,我发现右手和双脚都已出血,皮搓破了。清早起来,伤口变得又痛又痒。早晨醒来后娘进屋发现血弄脏了被子,抬手就是一巴掌,嘴上骂着:“木鱼头!(就是愚笨的意思)”当时我很怕,但又没有办法,只想着多干点活儿或许就能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我趴在床上低着头很慌张地把被子叠在一起。她在一旁看我叠被子没个样儿,就又瞪大眼睛厉声呵斥:“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咋走吗?”说完又是一巴掌,正好打在我的鼻子上,打得我头眼昏花,鼻血滴答到床上。这一下她更急了,连打带骂地锤了我一顿。通常在她打我的时候我不哭,我也不愿意在她面前展现出我的柔弱。我用小手捂着流血的鼻子,半趴在床中间,低着头,但眼睛却斜盯着她,防备她再一次攻击,眼神里透露着对她的恐惧和惊慌。她站在床前掐着腰,嘴里嘟囔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气了一阵子后就摔门子走了。我看她走远了,才小心地站起来,用冷水洗了洗血鼻子。心里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想让姑姑们早点过来保护我,如果此时能躲在她们身后该有多好啊。这个时候我哭了,而且很想大声哭出来。

我大姑家住在城外,离城里仅有五里路程,每逢时节就会带着表哥来城里走亲戚。表哥爱凑热闹,进城后总要去鼓楼前边转转。鼓楼是磁县的中心,南来北往进城的人们在这里交汇,过时节的时候格外热闹。这一回,大姑让表哥自己去了,她想先回家看看我。邻居们瞧见了她,就把我在家里受苦受气的境遇告诉了她。她听完非常生气,着急地走到后院儿找我。

我当时在洗碗,见大姑来了,就赶紧把手上的活儿放下,傻傻地站在原地,不言不语地充满期待地看着她,但同时又感到彼此很陌生,也不知道该跟她从何说起。大姑看到我后很激动,真不敢相信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儿是她的亲侄子。她三步兩步走到我跟前,匆匆地上下打量我,想说,说不出,想哭,又没出声。她定了定神,突然抱住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我呆呆地抓住姑姑的衣角一声没吭,她抚摸着我的头边哭边说:“唉呀——天儿啊——我的儿啊——大人让你受苦了呀——跟姑姑走吧!我不能让你在家受罪了!”这时,她猛然停下哭声,好像想到了什么,起身去临街剃头铺子找后娘理论。

后娘当然不干,两人对骂起来。后娘跳起高来用手指点着冲大姑嚷:“你搅家不贤,多管后代家的事儿。”大姑气愤地揭她老底儿,骂她:“浪娘们儿!狐狸精!”一来二往,愈加冲动,最后两人就厮打在一起,你抓我的头发,我挠你的脸,互不相让,十分激烈。邻居们听见里面有吵闹声,也都纷纷赶来,有劝架的,有看热闹的,聚集了好多人。这时,正在街上逛的表哥也听到了打闹声,他看见自己的娘受了气,这下可了不得了。表哥比我大十岁,力气很大,上前抓住后娘的辫子,採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狂踢乱打,打得后娘满地翻滚高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好几个劝架的把他们分开后,姑姑娘儿俩冲进屋里把后娘穿的衣服,从衣柜里掏出来扔到院子里撕扯,把锅碗瓢盆扔到房顶上。姑姑像疯了一样一边喊、一边骂、一边砸,像一头猛狮在保护自己的幼崽,对一切侵犯者充满了怒火。旁人无法阻止,也无法靠近,只能等到她彻底发泄完后才上前劝上两句。大姑看了看被扔得遍地都是的衣服、家当,心里感觉很痛快。随后她整了整衣服,拉着我,喊上表哥,像胜利者一样带着我们走了。出城不过几里地就是大姑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娘儿俩谈论着刚刚发生的经过,姑姑赞扬哥哥说:“好孩子!这回给娘出了口气!就得让这个浪娘们儿知道知道厉害。要不是她,咱这个家也成不了现在这个样儿!你弟弟也不会受这样的苦!”

在姑姑家的生活虽然很短就像在梦里一样,可每天都是快乐的。哥哥带我去玩“中国打美国”(儿时一种在地上画格子的传统战斗游戏,男孩子都喜欢玩)、“抓俘虏”、“打日本鬼子捉迷藏”等游戏。白天到生产队干农活儿,上粪、浇地、摘棉花等时常浮现在眼前。晚上到大队部比赛说快板儿、演样板戏,谁表演得好谁就能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现在想起大队部的晚上还是很温暖,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激昂。操场、舞台、灯光、高音喇叭、口号、绿军装、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每个画面都历历在目,这样的场景像是在做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

事情总是这样,越是不愿意的就越来得早,就像故意跟你作对似的。这段温暖的日子持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东一段儿西一段儿的也拼接不起来。只记得有一天姑姑说:“儿,你要回家了。”我没有说话,心里想:为什么姑姑要送我回家?我实在不愿意回那个家。但又不能不听姑姑的话,心里什么都知道,但又不敢张口去问。我知道回去的结果是什么,我十分的害怕,晚上就开始发烧了。

第二天,姑姑的邻居听说我发烧咳嗽,就送来了一个羊胆,说胆汁能止咳。于是,姑姑就给我熬了一碗加了胆汁的姜汤,怕不好喝,还专门切了一块豆腐放在碗里。我喝下姜汤后,头朝外躺在土炕上发汗,炕沿边是一个煤火,她们一边烤手取暖,一边聊着天,我在旁边听着她们说话。那个送羊胆汁的邻居大姑问我:“今年几岁了?”我说:“八岁。”姑姑笑着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你今年九岁,去年是八岁。过一个年就要加一岁了,你知道了不?以后要记住。”我打那时起才知道过一个大年初一就要加一岁了。

邻居姑姑问:“这孩子这么可怜是怎么回事呀?”大姑姑就把我为什么成这样说给她听,我也在听——

我出生在磁县老城的西门根儿,当时我的爷爷是一个买卖人,家庭条件也比较好。全家共十四口人,有三个姑姑,大爷和大娘,大爷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还有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在当地还算是富裕的人家。1960年代大爷因被诬陷成反革命两面派而迫害至死,一年内爷爷奶奶前后去世,三个姑姑已出嫁,大娘改嫁西山,并带走了她的儿女,剩下大爷两个大点的孩子留在家中。家庭破碎后,我的父亲又被第三者挑唆,母亲在百般挣扎后最终也离婚了。可以这么说吧,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都在我们家发生了。孩子后娘是个理发的,在我娘家马路对面路北开了一间理发店,她十几岁就跟她父亲学习理发手艺,城里八村、三乡五里都知道她。只因我们是对门邻居彼此之间来往显然也少不了。孩子父亲经常去她店里理发,串门,闲聊。这样一来二去时间久了自然就会产生好感,并走在了一起。事情越走越深,两人越来越近,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和情感却越走越远。最后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几个姑姑的阻挠和社会的谴责,最终走进了这个家门,所以孩子也就遭了这个罪……

她们说话间,炕头煤火上烧的水开了,我匆忙起身,很习惯的把火上的水壶提了下来。姑姑看到我动作这么熟练,辛酸地把我搂在怀里哭了起来,这次哭得泣不成声,只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孩子在家里……还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才养成这个习惯!”那个邻居也哭了,我眼里浸着泪花,看着姑姑沾满泪水的脸,紧紧地抓住姑姑的胳膊不愿离开她。

父亲因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长年累月地在外边跑,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我也不爱说话,和他没有什么交流,他也没有问过我的事,只听邻居们说过我在家里过得苦,但并不知道我是怎么个苦,也并不了解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在后娘面前听到的,都是后娘如何对我好,而这一切却是后娘自己为了掩盖事实而描绘、编造出来的,让他放松了对我的关怀。

无论是上学,还是在家里,我都很喜欢安静,一个人的时侯总爱呆在堆满了杂物的厨房里想事情。有一天,我在厨房里静静地想怎样才能保护好我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长大,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家……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有多长时间,后娘把我踢醒了,她瞪着眼睛骂道:“木鱼头!”接着抬手打了我的头一下,“还不赶快做饭去!”我听到了她的可怕的骂声,慌忙起身去找锅。因为怕老鼠偷吃东西,平时做饭的锅都放在了高一点的碗柜上。当时我惊慌失措,忘了锅里边还有东西,跳起来一够,一锅剩饭就扣在了我的头上,弄得浑身都是饭,我这时更晕了。她气急败坏地骂着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生气地还了她一句,她就用手拧我的嘴,拧我的胳膊和前胸。最后她骂着踢了我几脚后就走了。

这一次我大声地哭了,哭得很伤心。我跑到外边,边哭边在雨地里冲着房上瓦沟里流下的雨水,任它拍打着我的头和身上的饭菜,雨水和泪水混杂在一起,在我无助的身上流走。过了一会儿,我胡乱地用手扫了扫头上的饭渣儿,带着浑身被雨水湿透的身子坐到厨房的煤火边。刚才的雨水并没有冲散我对她发自内心的怨恨,反而让我更加愤怒,我眼里流着孤独、无力的泪,看着外边越下越大的雨,想着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亲人。就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听到外面大雨滂沱的声响,仿佛是她在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她的孩子:“谁来保佑他!”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我也哭个不停,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天快黑了我还在哭,哭了很久,很久……

我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当时家里的条件也不好,后娘就让我去建筑工地当泥瓦小工了,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她去领,多半年的钱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只管干活儿,别的没我什么事儿。

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们街道和外贸公司共同创办了一个工艺厂,这个厂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生产出口工艺品的,当时正在招收具有相关条件的人。我从小就酷爱美术,不管有多忙,有多累,从不离手练习。这是我从小到大唯一能让我快乐的爱好。在这次招收新学员中,我被选上了,这并不是我幸运,也不是我有什么样的才能,而是我们的街道主任特意选上了我,因为他看着我长大,知道我从小到大受的苦。他是有意在帮我的,想让我以后有一个好的出路。我心里也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决不放过这次机会。

就在这一年冬天,我遇上了一个人,他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老师,杨振刚老师。

他对我非常严格,对任何事情都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事事都要让我从头做起,从不嫌我愚笨,并且还经常地鼓励我,说我是这十几个新学员里边最好的一个。每当我听到他夸奖我的时候,我总是心头一亮,好像自己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做起事来也十分的卖力。虽然表面没有什么表露,但内心里充满了激情,对工作是百分之百地投入,把厂里所有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每天的工作是重复的,但是每一天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我每天工作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得多。在上班的时间就别说了,我是全身心地投入,下班后我不管是在厂里还是在家里,一有空就去研究民间工艺创意,搜集相关的手工艺品书籍和资料。晚上到厂里值班,自己顺便在车间里对照资料摹仿别人的作品,反复揣摩。白天上班再把自己晚上琢磨出来的感觉,揉入自己的作品当中去。就这样日复一日,不知不觉地持续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感觉到,工作才是我快乐的一部分。

好事总是成双的,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从没有嫌我笨,没有嫌我傻,更没有嫌我穷,她无怨无悔地伴我走入艰苦人生的第一站,她的到来是我以后发展的重大转折,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在一些陌生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烂泥糊不上墙的人,只会老老实实干活儿,上不得任何场面。而在我妻子的眼里我却是一块未经开凿的宝石,需要精心地雕琢与修饰。她的出现给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她的性格与我恰恰相反,虽然年龄不大,可人情世故要比同龄的人懂得多,出身干部家庭,爱说爱笑,礼貌大方,天生丽质。她是长头发,瘦长脸儿,黑长眉毛,大眼睛,细腰腿长,脖子、胳膊、手都是长的,虽然一米六的个子不算高,但是猛一看就像是一米七几的样子,说话办事开朗灵活,乐于助人,同情弱者,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蓉,而我也无疑成了不折不扣的傻郭靖。

1986、87年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工厂效益严重下滑,职工生活难以保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石头,茶余饭后,话里话外,人人都在议论将来怎么办,怎样才能有一个好的出路。我没有忘记我的书法爱好。当时没有纸就在水泥地上练习,有时为了看效果,妻子就让我在吃饭用的圆桌上练习,写完后她再擦干净,反复地写,反复地擦,从不嫌累从不嫌脏,支持着我鼓励着我。

过了几个月快到年底了,厂里除了行管人员外,其他人员基本上都不上班了,我的老师和几个写得比较好的,准备到街上卖字画。他们见我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就让我也去试一试,或许也能赚一个能过年的钱,再者也能更好地锻炼一下书画技能。我当时不敢去,因为我是这几个里边写得最不好的一个,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妻子对这件事很支持,她说:

“你没有去做怎么就能知道你不行呢?不懂行的人多了,真正懂行的有几个?都是图个热闹、新鲜,再说你写得也不错啊。”我当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第二天,我的书法老师——白老师,见了我也这样说,并且还补充了一句:“我就是卖字卖出来的名气,没有第一步,哪儿来以后的第二步,早做准备我们到时一起去。”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在内心里做最后的冲刺。说实话我写得确实不好,和几个写得好的同事差距很大,无法与人家画等号,要是同在街上卖,恐怕是人家卖完我才能卖。我心里在想,要想制胜就得靠自己天生的摹仿力。我说干就干,每天都把白老师经常写的两首古诗挂在墙上反复摹仿。从大小、粗细、长短、干湿到整个布局,包括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死啃這两首:《望庐山瀑布》和《枫桥夜泊》。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一些不是很熟悉的人,猛一看到我写的,他们认为这就是白老师的字,或者说是白老师学生的字。我听到他们对我的评价,心里非常高兴,信心更足了。

就这样,妻子到她同学那儿借了一卷儿曝光后的晒图纸。她裁纸,我制作条幅、打边,日夜苦干,准备腊月上市。

腊月初八是我们当地的腊八会,地点就在热闹的西门,这是城乡农贸商品集市交易会。过了腊八就意味着年的到来,每年从这个日子起,大量的农产物品都在这里交换,集中采购置办年货。

我们两口子准备在这一天,把这几天赶制出来的字画拿到集市上去卖,说实话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能不能卖出去?如果有人来买怎么跟人家说?就连一幅能卖多少钱都不知道。并且我们都是上班的人,从来就没有做过买卖,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妻子是个很聪明的人,她怕我不去,就说:

“你只管制作,别的不用管,到时我去卖。”

“那当然好了。”一听不需要我说话,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不过你要帮我收摊儿和出摊儿。”她接着又说。

“行,那没问题。”

就这样,我们在腊八会这一天,一大早起来就捆扎好已做好的字画轴儿。绑好后,她抱着孩子,我推着一辆装满物品的自行车就出发了,赶早去城里或许能占个好地段。每年的这一天西门的地段是很不好占的,因为它是各乡镇进城的必经之路,也是集会的中心地带,所以不是在这个区域居住的人是很难占到位置的。

妻子发挥了我的地理优势,我从小就在西门根长大,这里的老人儿都知道我。她让我去的目的也就是想顺利地占个好地方,能给这几天的买卖打个好基础。

果然,到那儿后,比较好的位置已经有人占下了,这样路北是没有地方了,路南摆摊的都是我在城里住的老邻居,都很熟悉。他们见我们来了,都相互地帮我搬移东西,硬是压缩了一个位置,给我腾出来约5米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西门脚下。古老的城门,已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毁坏得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把路分成路南路北的两半儿的大豁口,两端露着破旧的城门砖,城墙上边种满了本地桐树,我们所占的地方就是紧靠城门一个铸造厂路南的外围墙。离围墙约两米,有一棵一个人也抱不住的大杨树。我们简单的把周围打扫了一下,把暂时用不着的东西都挂在了这棵树上,把各式做好的样品都挂在南墙上。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帮我挂线绳,她挡住字画,怕有风时把字画再给吹坏了。就这样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算是一切就绪,就等进城的人们看了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了。购货的人们一般都在上午10点以后进城,中午是高峰期,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陆续出城回家。所以现在是8点左右,显得比较冷清。

我双手揣在一起,背靠在那棵大杨树上,想像着有人来买的情景,妻子抱着孩子注视着墙上我写的字。孩子才10个月,身上穿着很厚的小棉衣小棉裤,脚上穿着猫头鞋,头上戴着用兔子毛制成的、有两只耳朵、像小老虎头一样的帽子,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小脸,冻得通红通红的,但一声不吭,仿佛能体谅着爸爸妈妈的艰辛。妻子抱着孩子到对面有太阳的地方去了,一是能取点暖,二是她也觉得出来卖字不好意思,毕竟没有做过买卖,还真是拿不出这个脸儿来。其实我也想去,但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坚守在阵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的驻足观看,有的问问价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和人家打招呼,甚至不知道怎么标价和还价,顾客问一句我就回一句,不问就不说。这时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冲我问道:

“那个四条幅多少钱?”

“两块六。”我答道。

“能便宜点吗?”她接着问。

“能,但便宜不了多少了。”

“你说最低卖多少钱呀?”她也许只想问问价格。

“最低也得两块四,不能再少了。”

她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慢慢悠悠地一边看着其他的商品,一边往城里面走了。这时我心里上下不安,看着她和人们远去的身影,不停地在想:是我说的价钱高了?不算高啊。是还的价太少了?本来就标价不高那怎么会呢。反复地在琢磨刚才的过程,不停地在找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喂,小伙子!”我正在走私,突然被这一声惊醒,吓我一跳。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老先生,六十来岁,一看就是一位农民,但他身上带有浓郁的文化气。他指着我的字说:

“我在这儿看你的字半天了,我不是来买字芯儿的。我打这儿路过看到是‘白湘廉’的字就走过来了,走近一看才知道不是。哈哈!小伙子写得不错,如果能坚持下去成绩会不错的。”

“你是?”我有点奇怪地问道。

“我叫刘耕夫。”他接着说:“你见到你白老师就知道了。”

随后他还给我讲了几点怎么样写好行书的技法,我暗自佩服并都一一接受了。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我们当地有名的书家,我当时只是一个初学者,并不知道这一行里的谁谁谁。他从小写字,原名大家已不记得了,刘耕夫是他的笔名,只因是农民,所以是“耕夫”。

一上午啥也没干,净忙着跟人打招呼了,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在说今年老白的字出来得早啊,还有的熟人见了说:“好家伙!你还有这一手啊。”不管怎么说,赞扬的多,批评的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但是一幅都没卖,还是郁闷。

下午出城的人群多了起来,有许多驻足问价的,堵住了正常行走的人们,觉得这时候的人仿佛比上午的人还要多,人头攒动,行动缓慢。他们手里拎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我们两人忙得谁都顾不得谁说什么了,回应着各式各样的问价。

“哎,哎,喂——?四条幅多少钱呀?”

我们一着急竟同时回答出两个价钱来。

“两块八。”

“两块六。”

我说的两块六,她说的两块八,可能她觉得人多了,就说出来两块八。这下可傻了,我看看她再看看顾客,自己的手都没地方放了,更别说别的了。但她却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只见她随手指着墙上粉红色装饰的那幅说:“你问的是这个吗?这是两块八的。蓝色边儿的是两块六的。横幅都是一块八的。你要哪个?”听到她这样为我们打圆场,我暗自佩服。

因为人多声杂,那个人大声地问:“还能低吗?”

“能!要几幅?”她紧接着说。

“要一幅四条的、一条横,能低多少呀?”

“一共四块六,少给两毛钱,四块四。”听到她这样还价,跟真卖过东西一样。

“不好,这个价钱太不好听了。”

“那就四块二,你看怎么样,真够低的了,这可是白湘廉的字呀!”

“好好,就这样吧。”

她反复地在说白湘廉书法,人家一个男的也不愿和她一样,再者说他也的确愿意要白老师的字体,就这样要了一大一小,算是两幅。人也是爱起哄,人越多就越想买,随后她用同样的方法又卖了两幅。后来第一个问价的那个中年妇女也来了,她说:“我在里面问价了,你跟我再便宜点我要两幅。”我说:“刚才卖的都是两块八或是两块六,两块四太低了。”她说:“这样吧小伙子,啥也别说了,两块二一幅,看在我来过一次的面子上,中不?”这句我接不上来了,我不会说什么,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就看了看妻子,她说:“反正今天感觉也不错,就给她吧。”就这样又卖了两幅。

其实买字的人们并不懂得书法,只知道白湘廉的字好,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每年都愿意挂白老师的字,显得有文化氛围。真正白老师的字,比我们年轻人写的价格要高出好几倍,而且非常好卖,他每年只写300幅,多了也不写。我的字离得远点看,模仿得可以以假乱真。这也是白老师允许的,他说只要落款是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在微风中把挣来的十几块钱拿在手里,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一遍一遍地数,一遍一遍地享受着这一天的过程。在厂里干的工人一天才挣一块两毛钱,而我们这一天就能挣这么多,手里像是拿了一笔巨款一样,沉重而又兴奋。

就在我们两口子高兴之余,突然听见有人叫我们:

“喂!你们交费了吗?”一看是工商所的两个人。

“啊,交什么费呀?”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交费呀?我们是自己占的地方,字是自己写的,凭什么给你钱呀!”

说着那个人就大声吵起来了,冲我嚷道:“不交费就没收,到所里说!”

说着就动手收我们的东西,我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呀,既害怕又无奈地阻止着他们…… 有熟人怕惊着孩子,就把妻子带到马路对面儿邻居那儿去了,我面带惊恐站在原地。这时周围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在围观的人群中,你一嘴我一嘴地也都在帮我说话。

有的说:“别动不动就收人家的东西呀!”有的连说带拦地说:“别别!有啥事儿都好好说,做小买卖的也不容易,都体谅体谅啊!”在我们旁边卖年画儿的二嫂是我的老邻居,她当时有三十多岁,把我拽到一边,说:“市场管理费是应该交的,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说:“不知道,我以为我自己占的地方,自己写的字,凭啥就给他钱呀,跟他有啥关系呀?”二嫂笑了,说:“我卖了好几年画儿了,每年这个时间都要交,每天两块。”我一听,张了一下嘴,瞪着傻眼,用手比画着说:“上一天班儿是一块多钱,这可是两天的工资啊!”二嫂推了我一下说:“傻兄弟别说了,我去给你调解一下。”于是,她就对“市管会”的人说:“他是今天刚出摊儿,不知道这些事情,帮帮忙,照顾照顾,我跟他说好了,让他交费,就别让他到所里去说了。”“市管会”的看我也不像是胡搅蛮缠的人,虽是顶了几句,但一看还是挺老实的。随后,他给我讲了讲为什么要收“管理费”的道理,我表面在点头,可心里还是不舒服。

事情过去了,我们还要继续重复每一天的过程,但每一天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在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书法爱好者,还有我几年不见的同学。使我最高兴的就是,我少年时在“拳房”(私人武术馆)里的伙伴们,到我工作之后他们都不知道我上哪儿了,能在这里相遇,我非常高兴,好像对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恨不得把我们的过去和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都说给他们听。

我们的买卖一直做到腊月二十七,把字儿一个不剩的全部都卖光了。二十天来,我们不仅仅挣到了一百多元钱,重要的是,能把自己推向外界,“自造平台”去广交朋友,锻炼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小小的绽放。同时也感受到做买卖就是比上班强,还有点好玩儿呢。

妻子看到我有了变化,心里很高兴。我们结婚以后,我一直是她手里的作品,她总是说:“你是在后娘手里压抑成这样的,其实你不是一个没能力的人,做人做事都比别人强,只是平时萎缩,看不起自己不敢去做事罷了。”

也许是她找到了我的病根儿,什么事情都想让我先上,她在后面指挥。我的确也很老实,只要是她说的话,想做的事,我一般都去,从不调鬼耍滑。哪怕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她和他”,我也要硬着头皮去做,因为她“成熟美丽”,因为他“天真可爱”。

我们从不放弃任何的机会,不管事大事小,不管是事情成与不成,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都要去尝试努力。先后做过副食品门市、松花蛋加工、假山制作、山西娘子关考察办厂、唐山、秦皇岛工艺品推销等等,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很无奈。内弟见我平时没有什么事做,就对我说:“要不你给我跟车(就是押车)吧。”岳父也觉得挺好,说:“你有点太稳,他有点太飘,你们拼成一个人该有多好啊。你和司机一块儿出去,漏洞自然也就减少了,也省着大人多操心。”

就这样,内弟和一个司机是一组,出车回来后交班,我和另一个司机是一组,交替出车,人歇车不歇,“人停马不停”。主要运输路线就是将山西临汾和长治两地的煤炭,运往山东省的烟台、青岛和威海。线路很长,一开始没出什么问题,感觉还挺好,既干了活儿,又见了不少的世面,可后来时间一长,才知道,除了车坏、爆胎、受气、挨罚外,更要命的是公路的“三乱”,让你胆战心惊。

1987年底,我和司机李三就在山西途中成功的逃脱了一场劫,这一劫,却让我增长了强大的自信心。司机李三不是别人,是我过去在“拳房”的师兄,我们两个在武术班里是练对手的,“空手夺棍”和“对练架子”是我们主要的训练科目。由于常年在一起训练,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在跑车上也是如此,在路上,双方只要使个眼色就能心领神会。

这次出车和往常一样,是在夜里一点多钟由邯郸西出发,途经武安,过涉县进入山西路段,由于路况不好,再加上堵车等原因,基本上到山西段就得早晨八点左右了。从进入山西界再到长治,大约就是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夜里开车还好点,可到白天车就多了,虽然路段不算长,才八十多公里,但是,山西的道路十分不好走,主要原因是路窄坡度大,再加上拉煤的重车较多,路段破坏严重。一路上都是坑坑洼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就算是这样的速度,也能在下午到达目的地。

这样,下午四点到了长治煤矿。此时拉煤的车很多,排起了长队,8吨的和4吨的车已经排了十几辆。我们沿着车队跟在后面,装好一辆走一辆,后面的车就往前挪一辆的位置,都是人工装车,速度相当的慢,没别的办法只能耐心地等待。李三趴在方向盘上睡觉,我靠在座椅上,盖着棉大衣迷迷糊糊地不敢睡实,怕睡着了影响司机往前挪车。白天装车的人多,还快点,卡车里的柴油在短时间内还冻不了。等到了晚上可就坏了,夜不观色,装车的人也少了,速度很慢,差不多装一辆车就得一个来小时,这样的话,车的油箱就冻住启动不了了。如果冻住了,我就得下车到四周去找杂草、树枝、烂木板,点火烤油箱,把油箱烤化了才能启动挪车。烤油箱也是要有经验的,火大了就把车烤着了,火小了化不开油箱,油路不畅车就启动不开。挪一步就得等一个来小时,然后就烤一次,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到了后半夜,终于轮到我们了。工人们一边装车,我们一边收拾所需的物品,给车加好水,检查轮胎、灯光、刹车气管有无漏气。等待都准备就绪,然后就可以继续上路了。后半夜路上的车也少了,路虽然难走但也很顺当,不紧不慢地开出长治一个多小时,借着黑夜的灯光,见到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个陡坡。李三精神专注地开着车,因为我一夜没睡,就迷迷糊糊听着早已习惯了的发动机轰鸣声,半睡半醒。

就在这时,突然听见“啪”的一声,把我从混沌中惊醒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紧接着又是“啪啪”两声强烈的敲击声,并有人大声高喊:(操着山西方言)“停车!”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是不是车撞着人了。我顺着声音往外看,刚要往下摇玻璃,只见“啪”一棍子打了过来,玻璃渣子飞溅,就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紧接着李三那边的玻璃也被棍子砸碎。李三喊着对我说:“先把头护住!”于是,我迅速把棉大衣蒙在头上,随后紧跟着就是一块石头扔在我的肩上。下面的歹徒怕我们开车加速,有一个人跑到车头前,“呯”,“啪”,猛砸挡风玻璃,情景十分的嚣张可怕。这时我们两边都有一个人用棍子指着我们喊:“快拿钱来,快点!不拿?要你的命!”李三一边回应着他们一边看看我,他左手拿出一沓一元纸币扔在窗外,右手紧握工具板子,喊了我一声,我虽然不会应对这种应急场面,但是显然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他说:“下!”我顾不得点头,猛推车门,用车门的力量撞倒一人,迅速下车。在车头的那个人,举起棍子向我斜劈过来,我后撤一步躲了过去,用“低扫腿”虚晃了一下他的裆部,随后迅速起“高腿”踢在他的脖子上,歹徒“哎呀”一声后退几步倒在地上。那个被车门撞倒的人,还想再过来,但动作慢了很多,看出他心里有点胆怯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紧跟一步,起右腿“侧踹”蹬在他的胯上,他坐在地上就没敢起来。李三那边打得也很热闹,也不知道他那边有几个人,就见李三假装追了几步逃跑的几个家伙,就停止了脚步,然后,我们两个把那个被我踢倒的家伙,揪起来,我左手封住他的衣领子右手掐着他的喉咙,李三没头没脸地狂扇乱踢一顿,把他推下路沟里。这时李三挥手喊道:“上车!”我们迅速跳上车,启动车辆加大油门,冲到上坡。我一邊说李三要注意安全,一边从反光镜看有没有人追来。这一下都精神了,刺骨的寒风,灌得嘴都张不开了,既兴奋又紧张地谈论着刚才战斗的经过,不但没有使我们胆怯反倒给我们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和信心。一路狂奔,安全的驶入了河北界。

跑车工作,前后干了不到两年。在这两年里,我的岳母一直重病在床,妻子全权负责她的打针输液、洗洗涮涮、端屎端尿等等累人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她从不叫苦喊冤,而且任劳任怨,合格地完成了一个女儿应尽的义务。

两年后,岳母病逝,时隔八个月,岳父也因病离开了我们。

《圣经》里说过一句话:“灾难自有恩典在。”任何不好的事情到了极点之后,就要有新的开始。我们失去亲人当然悲痛,但也给妻子放下了一个大大的包袱,这便使她全身心地放松下来,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想她的家庭今后该怎么办。

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一边想着,一邊对我说:“我们以后没有了靠山,怎么办?生活该怎么继续?”我想也是,今后继续跑车?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是没有前途的,白浪费时间,再者说也十分危险。因为就在不久前,司机李三和其他人合伙儿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搞运输,因疲劳驾驶,在山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这件事对我震动也很大,我们商量着不能再干这个了,要想点别的出路。最后,妻子说:“我是卫校毕业的,在医院实习过五年的时间,对中医和妇科较为精通,同学老师也很多,不如开个门诊部,这样最现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最起码比我跑车安全,还干净。她又说:“门市就在城外新建的市场里开,一是固定的商户比较多,二是由于政府的倾斜,新的商品聚焦点是在新市场而不是过去的城里了。”我们越想越觉得前景不错。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我们一同在新市场转了一上午,寻找合适的门市,下午就在市场二街发现一家小门诊正要转让。转让费和部分货物,加起来要2000元,这家门诊的主人是个老医生,因为年龄太大干不动了,想回家养老,所以要低价转让。我们看了看,位置还不错,门市的里外结构都挺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为了节约开销,我们又请不起装修工人,于是就自己动手,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我们把所有的门窗家具都油上一遍漆,全面地打扫卫生。她打下手,我用旧报纸对成图案,糊在室内的墙壁上,乍一看上去,像是装修过似的,还挺好看的呢。她还从医院老师那里,要了几张医疗宣传画贴在墙上,的确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在玻璃门上,我亲手写了宣传用语:“妇科检查,昼夜服务”。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安康诊所”。

日后诊所经营得很好,妻子的大姐和二姐知道我们开的诊所不错,有一天就专门来我们这里看了看。她们临走的时候说:“虽然很好,但是和市里的条件相比差得还是很远。要想改善这样的环境就必须走出去,不能在这里原地打转儿。”

她们走后就准备把我的工作关系调到有保障的大型国营单位,凭着她们的能力把我调进市里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不愿意去,因为我有恐惧感。

我觉得自己是个县城的人,猛一下到大城市肯定接受不了,怕自己因为无能而被别人看不起。这当然只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并没有敢往外说,怕别人说我没胆量。于是就硬着头皮说不去。

其实妻子知道我的内心活动,她想办法动员了大姐、我三姑和杨老师,这些人都是我最敬佩的人,她知道我平时最听他们的话。最后,经过大家苦口婆心地开导,我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时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了在新环境里生活的情景,人生目标也有了新的改变。

我们离开前把诊所和县城里的房子卖掉了,在市里买了一处小平米的房子,算是安了一个家。就这样,怀揣着未知的梦想和恐慌,我很无奈地走进了这个都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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