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陶渊明》秦树丰散文赏析

作者:转载    来源:网络    时间:2019-11-18 10:18:57

说起魏晋,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能遗忘与忽略的。他便是那位轻吟着《归去来兮辞》的五柳先生——陶渊明。

陶渊明一生踏过仕途,也曾落草为民。怪异的是后世却没有几人认同他矢志报国的雄心,只是下意识地尊称他为“隐士”、“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权作对诗人一生的注解。事实是这样的么?现在我们就先来探讨一下何为隐士。

一般来讲,“隐士”是指那些出世而颇具修养、深居山林的高士。这些人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与声名以及不菲的财产。无论内情如何,“隐士”在当时确属一个极雅的称谓。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人一旦被称作“隐士”,自是一件很光彩的事,甚至连当朝皇上都要高看两眼。照实说,陶渊明是很钦羡这一种族的。因为,客观上来讲“隐士”是一种“功名”“闲适”两不误的行业。实际上,陶渊明离这一部落,还有不寡的距离。这里不妨先来看一看陶渊明具体的栖息地。它既不是王维的辋川竹里馆,也不是孟浩然的鹿门山轩,更不是杜甫的孤山幽庐,而是“结廬在人境”、也就是“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南山脚下,过着“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的苦日子,如此尴尬之境,恐怕很难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画上等号。进一步说,隐士这潭水其实是很深的。不过通常人们言及隐士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定论:不入世。也就是说不与当权者为伍。而事实上,所谓“隐士”,始终与官场藕断丝连着。要不史书上怎会滋生出“终南捷径”与“山中宰相”的典故。由此看来,官场上隐士自是一坛永远都滤不清的浑水。再看陶渊明,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都与隐士隔着一层。故,陶渊明的“隐士”雅号,不是自封的,而是后人强加给他的。因此,把陶渊明称为一个隐士,以至隐逸诗人之宗,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古代知识分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了。

台湾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曾对陶渊明的《饮酒》诗序进行过一番细致入微的索解。其中,讲到了第九首,引出了一个送酒人的故事。大意是这样:清晨,有个自称田父的农人不但给他送来了酒,而且还对他的归隐提出了忠告与置疑。意谓,像您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士大夫,何不入世去做官,偏偏要来到这穷乡僻壤,与尔等乡里小民为伍,甘愿守穷,真个令人费解。由此可见,十年寒窗,进而跻身仕途,已经成了古代国民的普遍思维与共同理想。士大夫们更是以此为荣。殊不知,他们耿耿于怀的所谓家国天下,究竟是谁的国、谁的天下。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白了,所谓家国天下不过是皇帝老儿的囊中之物。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帝王一朝登基,首先考虑的都不是黎民的安居乐业、衣食温饱,而是自个儿大兴土木,构建豪宅,醉卧花丛,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而一代诗魔白居易则一语道破了天机:“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哇塞,如此妻妾成群,别说皇帝老儿罕有勤政为民的思想,即使有,但凭这些如云的红颜环绕左右,试想他还有多少精气神来谋江山,忧黎元,况且,那个政治圈内还蕴藏着数不清的阴谋与龌龊。不是宗室内部明争暗斗,就是臣与臣之间勾心斗角。处处是尔虞我诈,处处是刀光剑影。历史证明,那是一个如履薄冰、让人不寒而栗的黑色地带,走进官场无异于踏上了贼船。而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更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时代。北方是五胡乱华,中原是争权夺利、叛乱不断。列数晋朝的几个帝王:司马炎、桓玄、刘裕……无不是阴险、奸诈、野心膨胀之辈。可叹,那些赤胆忠心的文臣武将,把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居然寄托在了一个个昏君身上,真个太天真,太迂腐了。因此,古代的仁人志士们所津津乐道的家国天下,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私人专利罢了。其实,跻身仕途仅仅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报国的一种形式。而真正的政治,最大的政治,乃是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生死歌哭。如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打量,评价一下我们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了。

千百年来,一直有一种异样的论调存在着,这便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不啻是一种逃避。也就是说陶渊明正当壮年便消弭了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远离了政治舞台。事实上,陶渊明奋力挣脱的只是一个肮脏、黑暗、专利、蝇营狗苟的贼巢,用他的话说便是“误落尘网中”。他转身走向的乃是一个充满烟火味的政治中心——民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亲身体验农夫们躬耕田园的艰苦生活。同时,他也期盼着黎民百姓能够早日过上“桃花源”一般安宁富裕的幸福生活,斯乃陶公最大的政治理想。实际上,陶公之举与其说是世人凡指的归隐,倒不如说是一次惊世骇俗、别开生面的复出。相比李白、杜甫、白居易,陶公才堪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诗人。一个传统的隐士,写不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更写不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何为人民的诗人?首先理当是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匍匐于大地之上的。陶渊明是真真切切做到了。因为他经历了普通民众所能经历的一切:贫穷,饥饿,欠收,火灾……可点可赞的是,在最悲惨、最失意的情境下,陶公依然不失儒士之风,为后世留下了一席席精神大餐:《归园田居》、《饮酒》、《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

陶渊明曾经先后四次为官,为什么最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官场?因为他洞穿看透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一个只知道自己升官发财、不管百姓生死忧乐的王朝,还有必要执着、痴心地为其效忠卖命么?况且,还要因此去溜须拍马,摧眉折腰,真个太不值得了。是故,逗留官场已毫无任何价值与意义。相反,他一朝定向,回归田园,亲理农桑。不经意间,却在飞鸟、松林与秋菊中,获得了“真意”。

遥想陶公当年,置身于那样一个空前的乱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内心在进与退之间,一定掀起过思辨的狂澜。如果自己选择去抗争,开辟出一条治国之路哪?可惜手中没有实权。而要辅佐于比较开明的一方吧?官场险恶,弄不好又怕站错了队,比如李白。因而,处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归耕自然就是一条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明智的道了。有道是:“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和墨”。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陶渊明当年的抉择,绝对没错。他的最终抉择,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但独善了自己,而且惠及了后人,启迪了后人。可以说他的旷世异举,改变了史界文苑的大格局。让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来了个空前绝后的大颠覆。至少给后世的读书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李白、孟浩然、苏东坡等文人雅士,无不为先生的开天品行而击节叹赏。

陶渊明的非常之举,委婉地左右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皇帝与国家水乳交融的混乱思维,也就是说忠君不等于爱国。一个真正忧国忧民、有抱负、有理想的诗人,不应该是一个只知道汲汲于君王与仕途的人。其实,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假如当年陶渊明一味隐忍苟且,一如既往地在官场上混下去,他的政治抱负,他的远大理想,能够实现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回眸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涉足于官场的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哪一个不是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瞧吧!不是获罪于帝王手下,就是沦于小人之囿,几乎没有一个是善始善终的。屈原一生光明磊落,心系楚国苍生,却惨遭奸臣诬陷,含恨投江。李白胸怀“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最终结局竟是“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杜甫坚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济世之志,收获的竟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苏轼一生兢兢业业,忠君爱民,换来的竟是“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的感慨。说白了,报国不一定要去当宰相,当将军。先贤早就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布衣百姓,才是保家卫国的主力军,抗击外寇的中流砥柱。如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置疑陶公当年的抉择是不理智、不正确的呢?事实是,他是中国古代文化界的一个改革者,是一个勇于挑战世俗的鸿儒,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隐逸”的诗人。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是耕者,不是隐者。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他是田园诗人,不是隐逸诗人。

陶渊明,这个一千多年前的诗人,曾经一度被我牢牢地误读着。同时,我想诸君各位恐怕也有同感吧。并且这误解恐怕都缘于陶公那组有名的五言诗《饮酒》之五吧。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其闲适,何其欢欣!殊不知,陶公这丝悠然,只是精神层面的,而且是瞬间的感觉与体验。实际,生活远非这般美妙,相反,那是十分的糟糕与狼狈。但是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拥有这份悠然的情怀,也绝对不枉此生。陶渊明这位正直、朴素的乡村诗人,生前虽然没有像他的祖父陶侃那样平息叛乱、建功立业、爆得大名,但他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益的启示:人原来还可以这么活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违”,“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相比那些拥挤在仕途官道上的腐儒,陶公才是一个真正活明白的人。

陶渊明向往功名,但他更热爱美与大自然。在他的生命空间里,似乎不能容忍一丝丑陋的东西。即便是以清幽而享誉的佛门圣地,他也难以相融。何况是污浊的官场。政治圈与文化圈自古以来就是两大难以调和的阵营,对此,鲁迅先生早有论述。而陶公显然觉醒得更为超前。这也就是他异于常人之处,这也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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