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教战守策》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作者作者:张磊 文章来源来源:原创 手机版:苏轼《教战守策》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手机版 2019-02-25 13:55:50

    摘要: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然而宋朝的国力薄弱,执政者的怯于外敌和唯图苟安。苏轼的《教战守策》倡言教民习武、能战能守和加强战备。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

    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注〕

    苏轼应“制科”时撰《进策》二十五篇,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教战守策》为《策别》中《安万民》之五,原题无“策”字,据通行选本加。

    先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

    田猎:围猎。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古时秋、冬农闲时节,招民练武。或与围猎同时进行。 ④坐作:坐与起,行与止。为教练士卒的科目。 ⑤盛节:崇高的美德。

    顿弊:残破不锋利。顿,通“钝”。

    卒:同“猝”,突然间。

    开元、天宝:均唐玄宗年号。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为唐朝盛世。

    “四方之民”三句: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今国家”句:宋仁宗庆历年间,曾每年向辽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缴纳“银、绮、绢、茶二十万五千”(《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卷三十)。百万,是举其约数。

    古都试之法:西汉韩延寿创立的制度,定期在郡府所在地练兵习武。

    文章鉴赏

    北宋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了“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司马光等人任考官,在秘阁考了六篇论文;随后宋仁宗又亲临崇政殿,御试制科策问,苏轼以如椽之笔,大胆针砭时弊,撰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一系列适合世用的政论文,由衷希望宋仁宗能够虚心采纳,“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然而宋朝的国力薄弱,执政者的怯于外敌和唯图苟安,则又为历代所少见。对于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许多正视现实的文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苏轼之父苏洵写出名作《六国论》,借论史讽喻现实,抨击朝廷的赂敌政策;又在《审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己求和表面上是求得了“息民”,其实质却只能是“残民”。苏轼的《教战守策》,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赂敌息民的危害,并倡言教民习武、能战能守和加强战备。

    本文起首就要言不繁,点明弊端。开头一句设问:“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触目惊心,引起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接着,不容置疑地断定:当世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如不早作计议,终将不可救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计议,如何动作呢?苏轼没有急于坦陈自己的见解,而是笔锋一转,将话头引至先王时代,从先王的“天下虽平,不敢忘战”,说到后世的“去兵卷甲”,“不战而走”,直至感叹唐人安于佚乐,以至区区安禄山一出,所谓大唐盛世犹如摧枯拉朽一般,“而唐室固以微矣”。此中道理,显然不必细说。

    广征史事、借古鉴今是苏轼素有的特长,本文则更以生动的说理、浅近的譬喻令仁宗动心,用身边的事实让人信服。他告诉众人,治国犹如养身,养尊处优的贵人何以疾病不断,风餐露宿的穷人又何以病不加身,关键在于是否经常亲历辛劳苦痛。“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认为,生活的磨难不仅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还可锻炼意志;相反,安逸不仅令人患病,还将使人畏战,无论于民于国,均极为不利。因此,所谓“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息民”的结果只能是灾难。

    随后,又从分析当前形势入手,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赂敌”也好,“息民”也罢,均于事无补。他尤其担忧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人们却依然故我,耽于安乐,一旦让这些沉溺于安佚之中的人去迎战,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大声疾呼:“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又一次点明本文主旨。

    论说至此,“知安忘危”的弊端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开始正面阐说教民战守的具体方法及其益处。他提倡士大夫人人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希望老百姓个个练习阵法,激励斗志。最后又指出,全民皆兵还有一大收益,就是令军队感觉到无形压力,迫使宋军将士打消骄横的毛病和怨气,这也是当时的宋军缺乏战斗力的一大症结。

    本文遵循了苏洵倡导的“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主张(见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也反映出青年苏轼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他不仅立志洒血疆场,为国捐躯,也力求以笔帮助朝廷克服弊端,为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尽力。因此他能够在制科考试中敢议敢言,纵横开阖,对各种社会弊病大加挞伐。北宋李觏谓苏轼的二十五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引),可见他的这些政论、说理文于当时影响之巨大。

    苏轼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本文旨在说理,不像文学散文可以大肆渲染铺叙,但也已表现出苏轼文章中那种笔墨澜翻、飘沙走石的气势。

    苏轼善于借古鉴今,反复论证、剖析,颇具战国纵横家雄辩滔滔、笔势突兀的风格,文章极具说服力。本文援引史实,既说先王前贤成功的事例,又叙后世迂儒失败的教训,正反论证,两相对照,令读者自然意识到居安知危的迫切和重要。如此还嫌不够,他又举出“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将盛唐的衰亡归结于世人的安逸,令人怦然心惊之余,不能不顺着他的思路继续伸展,联想到眼前的社会,延伸到自己的周围。

    苏轼曾谈及写作体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乃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他的文章确能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或表达需要,呈现不同的形态。本文或论古,或证今,或说理,或譬喻,均浅显易懂,形象鲜明,极其自然,显示出苏轼独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然文风。尤其是以养身喻治国,通俗而亲切,难怪清人沈德潜赞叹:“乐天诗,东坡文,虽庸夫妇竖读之亦当首肯,此种是也。”(《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二)

    本文逻辑顺序相当清晰,自始至终沿着“安逸是害,战守则强”这样一条主线推理论证,层层呼应,用语精辟。例如论证宋廷“赂敌”政策的必不可行,只用了三句话:“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浅显,又真确,充分显示出苏轼敏锐的思辨能力和高超的驾驭文字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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