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道德，道德家的“真”面目

钱先生的文章《谈教训》中曾经提到过，有的人会认为常常在台上教训别人的是道德家，但事实却并不然。钱先生把这种“道德家”的里子翻出来，让世人看看他的真面目。在论述道德家的时候，钱先生并没有直接使用否定讽刺的方法，反而是明褒暗贬地说：“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

钱先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道德家，顶多算个文人罢了。不过，在读者的印象中，他除了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文人之外，更倾向于一个特立独行的社会批判家。《管锥篇》是钱先生的一部得意之作，在这部书中钱先生就很好地扮演了批判家的角色。

在“文革”中有一项比较严重的罪行，叫作“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简称“恶攻罪”。从“文革”开始，因为这条罪状而遭难的人不计其数。1972年开始撰写《管锥编》时，钱先生在其第一册论《周易正义》第七则便在讨论“口舌与口腹”的问题时提出了“口戕口”的现象，之后还提及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等，表达了自己对“文字祸”的愤怒和反对。

杨绛先生曾经写了一本名为“干校六记”的散文集，在这本书中，杨绛先生主要是回忆在“文革”中的干校生活。钱先生在1980年12月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序言中，着重讨论了一个“羞愧”的问题。钱先生说，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于当时的那场动乱，人们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反省，这就是一个“愧”字。

早在之前，钱先生就在《管锥编》中就展示了这种“羞愧”。他在书中说，“忍丑少羞，无面有头”，还指出“无面”就是无耻不知羞。可那些最需要羞愧的人，却往往不懂得羞愧。

“文革”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常常会选择做一些违心之事，但钱先生却并没有和这些违心之事沾上太大的边。那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做着互相揭发，互相批判的行径，做就做了，但是这些人在做了之后甚至还以“奉命行事”“不得不为”自我安慰。对此，钱先生做了这样的描写，他说：“经常假装做善事，最后很可能成为真善人；而经常勉强做恶事，最终将成为真正的恶人！”

读过钱先生文章的人会觉得，钱先生的批判非常犀利。与此同时，读者们也会在这些批判的内容之中感受到钱先生的真性情。著名评论人梁宏达先生说过，“混蛋”其实是可爱的，因为他们真性情，不做作，天真而随性，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会拍案而起，甚至爆出几句粗口。英雄则不同，他们的形象高大全，要整天端着个架子，戴着面具，叫凡人仰慕。英雄端架子累，凡人仰着脖子更累。钱先生不是个英雄，他是一个“俗人”，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俗人”。

在笔者看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这里的喜欢，是出自于自己的真心，而不是由外在利益所驱使。做一个性情中人，就像钱先生那样，不虚度人生，才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人生在世，能够做到随心所欲的人很少。有的人会被外来的事物所干扰，总是不得不违心去做一些功利性的事情，不知不觉间，就会忘记自己最初的想法。这就好像是钱先生之前所说的那种虚伪的道德家一样，活不出真性情。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讲究，做一个真性情的人，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未来，照样可以走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