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晁错·论贵粟疏》鉴赏

古文观止·晁错·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 而民不冻饥者， 非能耕而食之， 织而衣之也，^【1】， 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 汤有七年之旱， 而国无捐瘠者^【2】， 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 土地人民之众， 不避禹、汤^【3】，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4】， 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 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 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5】，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6】;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 以实仑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7】，趋利如水走下， 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 在于把握^【8】，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9】，亡逃者得轻资也^【10】。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 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 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11】，有者半贾而卖^【12】，亡者取倍称之息^【13】。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14】。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嬴^【15】，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 女不蚕织， 衣必文采， 食必粱肉， 亡农夫之苦， 有阡陌之得^【16】。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17】， 力过吏势， 以利相倾， 千里游敖， 冠盖相望^【18】， 乘坚策肥^【19】，履丝曳缟^【20】，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 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 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 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 好恶乖迕^【21】， 而欲国富法立， 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 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 在于贵粟， 贵粟之道， 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 ^【22】， 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 富人有爵， 农民有钱， 粟有所渫^【23】。夫能入粟以受爵， 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 以供上用， 则贫民之赋可损^【24】， 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 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 二曰民赋少; 三曰劝农功。今令： 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复卒三人^【25】。车骑者， 天下武备也， 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26】：“有石城十仞， 汤池百步^【27】， 带甲百万， 而亡粟， 弗能守也。”以是观之， 粟者， 王者大用， 政之本务^【28】。令民入粟受爵， 至五大夫以上， 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 相去远矣。爵者， 上之所擅， 出于口而无穷; 粟者， 民之所种， 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 以受爵免罪， 不过三岁， 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1】 耕而食 (si) 之： 种出粮食给百姓吃。织而衣 (yi) 之： 织出布给百姓穿。

【2】 捐瘠： 捐： 损耗。瘠： 贫、瘦。

【3】 不避： 不比。

【4】 亡： 同“无”。

【5】地著：在农村本土安家落户。

【6】甘旨：美好的食品。旨，美味。

【7】牧之：牧养，对待百姓。

【8】把握：在手里拿着。

【9】劝：鼓励。

【10】轻资：便于携带的财物。

【11】当其：其，一作“具”，齐备。此处当“交纳”解。

【12】贾：价。

【13】取：借。倍称之息：加倍的利息。

【14】鬻(yu)：出卖。

【15】操其奇(ji)赢：即囤积居奇，投机倒把。

【16】阡陌：此指田亩。

【17】交通：勾结。

【18】盖：车盖。

【19】乘坚策肥：乘着坚固的车，骑着肥壮的马。

【20】履丝曳缟(ye gao)：履丝，穿着丝鞋;曳缟，拖着丝织品做的长衣。

【21】乖迕(wu)：违反。

【22】入粟县官：向政府献出粮食。

【23】渫(xie)：分散、疏通。

【24】损：减少。

【25】复卒三人：出车骑马一匹，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复，免除。

【26】神农：传说中教民耕植的人。

【27】汤池：能烫伤人的护城河。

【28】本务：本业。



【赏析】

本文选自《汉书·食货志》。《汉书·晁错传》说：晁错上书汉文帝，“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班固将晁错的文章析而为二：“守边备塞”部分编人晁错本传，“劝农力本”部分则放在《汉书·食货志》中，后人选文，从《食货志》中抽出“劝农力本”部分，并加上现在这个题目。

《论贵栗疏》着重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劝农务本，奖励粮食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打击商人投机牟利，从而富国强民的主张。

全文分五段。

前两段， 作者以古今对比说明了汉初社会积蓄不足的情况， 并指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不重视农业生产。上古尧和禹时代， 分别遇到过连年的水旱之灾， 然而却没有流离失所和面黄肌瘦的人， 原因是“畜积多而备先具”。但是“今海内为一， 土地人民之众”不亚于汤禹时代， 加上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荒， 可是粮食的积蓄却反而不足， 为什么呢?作者在提出问题后， 分析了原因：“地有余利， 民有余力， 生谷之土未尽垦， 山泽之利未尽出也， 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总之， 原因是不重视农业生产。进而作者作出如下推理：“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不农， 不农则不地著， 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 虽有高城深池， 严法重刑， 犹不能禁也。”百姓不务农就贫穷， 奸恶也就产生了;“饥寒至身”， 也就“不顾廉耻”了; 肚子饥饿得不到食物， 身上寒冷得不到衣服， 即使慈母也不能保有她的儿女， 人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 通过古今对比得出结论： 英明的君主懂得这番道理， 所以努力督促百姓播种粮食， 栽桑养蚕。减轻赋税增加粮食的积蓄来充实仓库， 防备水旱天灾， 那就可以保有百姓了。

第三段， 以金玉和粟米布帛相比， 指明了重农贵粟是明君立国治国之本。“民者， 在上所以牧之， 趋利如水走下”， 因为帝王重用金玉， 所以虽然它们不能充饥， 不能保暖， 可是却珍惜看重它们。又由于它们“轻微易藏”， 拿在手中走遍天下也不会有饥寒的顾虑， 而且“令臣轻背其主”、“民易去其乡， 盗贼有所劝， 亡逃者得轻资也”。相比之下，“粟米布帛， 生于地， 长于时， 聚于力， 非可一日成也”， 而且， 几石的重量， 一般人挑不起来， 不会成为坏人贪求的东西。但只要一天缺乏了， 饥寒就会到来。因此，“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这样才会使国力强盛， 百姓真正殷富。

第四段， 作者把当时农民痛苦艰辛的生活与商人富厚逸乐的生活作了具体对比， 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治主张。“今农夫五口之家， 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 不过百亩， 百亩之牧， 不过百石。”， 他们春夏秋冬一年劳苦， 又亲朋好友送往迎来， 吊死问病， 抚老育幼， 再加上应付各种官差， 终年收获所剩无几。遇上水涝干旱的天灾，“急政暴虐， 赋敛不时， 朝令而暮改”， 这样一来就有卖田卖屋， 卖儿卖女偿债的人了。相反， 那些商人们投机取巧， 屯积居奇， 他们“男不耕耘， 女不蚕织， 衣必文采， 食必梁肉， 无农夫之苦， 有阡陌之得。”凭借着他们的雄厚财富， 勾结五侯，势力超过一般官吏， 农民因此流离逃亡。作者深刻指出， 法律上轻视商人， 可商人已经豪富了; 法律上重视农民， 可农民却已经贫贱了。国君轻贱商人， 可世俗却视他们为尊贵之人; 法律尊重农民， 可官吏却轻慢他们。上下相反， 尊重的与轻贱的倒挂了， 要想使国家富强， 尊奉法治， 是办不到的。

第五段， 正面提出实施主张的具体措施， 即以粟为赏罚， 以粟拜爵、除罪。本段开始，在上文对不农之害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 自然提出自己的主张，即解决问题的办法：“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接着论述它的好处：一是可以使皇上财政费用充足，二是可以减轻百姓赋税，三是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作者认为这样就可以吸收商人和地方的游资，以免他们用于收买土地，防止土地兼并;还可以充实国库，巩固国防。

本文是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线索来布局谋篇的。文章的启始以古比今，把现实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突出地摆在读者面前：“……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注意。然后，针对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不农之害，“贵粟”“重农”的重要。由此自然而然地提出主张，“使民务农”“入粟拜爵免罪”。接下去又论证了这样做的益处。布局谋篇恰好揭示出作者的主张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层层推进，步步为营，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各段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又正好适应了读者的认识规律。

在论述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有力地突出了重农贵粟这一中心论点。例如，古今对比说明了现实社会积蓄不足的原因是不重视农业生产。金玉和粟米玉帛对比，指明重农贵粟是明君立国治国之本。农民痛苦艰辛的生活与商人富厚逸乐的生活对比，提出重农抑商的政治主张。文章正是从历史事实、现实情况、各种利弊得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中，使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在于略乏文采。

这封奏疏大约写于文帝十一年(前169)，文帝当即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此后，经过文、景两朝，国家日益富足。到了武帝初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实践证明，本文对发展农业生产曾起过一定作用，不同于战国以来的一些游士侈陈利害而无任何实效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