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小说文献·二十世纪下半叶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明代文学的文献·明代小说文献·二十世纪下半叶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思想和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遭全盘否定;同时，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排斥。以社会政治学研究或诠释作品是当时流行的做法，虽获得不少成果，并显示出该研究范式的优点和特色，但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并将之尊奉到不适当程度，在事实上已限制了研究的正常发展。在极左思潮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文革”时期，整个学术界陷入萧条之中，直到1978年关于明代小说整理与研究的成就才接踵而出。

首先，文献资料得到大规模的系统搜集与整理。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影印出版由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柳存仁等任编委的《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100种，现共出版5辑450种。1991年，中华书局开始影印出版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现共出版41辑170余种。两套丛书都以收录通俗小说为主，每种作品撰有前言，全面而简约地介绍该书的版本、作者、源流与社会背景等，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至此，明代通俗小说的善本甚至孤本的影印本基本上都已公之于世，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在此期间，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又出版了多种明代小说的排印本，《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更有会校会评会注本。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资料汇编、书目与大型的小说研究工具书也纷纷问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谭正璧编《三言二拍资料》(1980)，出版了王利器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1981)。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柳存仁编著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马蹄疾编纂的《水浒书录》(1983)。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文彬编纂的《金瓶梅书录》(1986)。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编纂的《水浒传资料汇编》(1981)与《三国演义资料汇编》(1983)。中华书局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编纂的《西游记资料汇编》(1983)与黄霖编纂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987)。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一玄编纂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荫柏编纂的《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侯忠义编纂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985)与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91)。上述各种资料汇编，收录了有关作品本事、作者、版本、评论与影响等各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

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撰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此书收录自唐变文至清末通俗小说共一千二百余种的提要，其中含明代通俗小说提要一百五十余种。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刘世德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明代通俗小说与重要的文言小说及其作者在书中都设有词条作评介。以上这些资料汇编、书目与大型的小说研究工具书的编成与出版，都为明代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自建国以来，一些刊载有关明代小说原始资料的明人笔记也纷纷整理出版排印本，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该书对小说作了系统的分类，自古以来第一个为小说在子书类中争一席之地，对各类小说的发展作了考源工作，并对小说的艺术特点作了甚有见地的分析;郎瑛的《七修类稿》，书中“三国宋江演义”条、“宋江原数”条等，都是明代小说研究中的重要史料;陆容的《菽园杂记》，书中关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以及水浒故事在成化前的流传等记载，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漫记西湖各大名胜来历及传说，既为了解一些小说故事的源流提供了线索，又为后来一些明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关于《水浒传》郭勋本、天都外臣序刻本、《英烈传》本事与编撰、《钟情丽集》的创作，特别是关于《金瓶梅》抄本流传的过程、现已佚的续书《玉娇李》的概况等，都是较为珍贵的小说史料。这一大批明人著述的整理出版，可帮助人们对明代小说创作与发展的状况有较真切、具体的了解。

其次，明代重要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在组织了专门的学会后出版了《三国演义研究》《水浒争鸣》等学术刊物，同时，又新出现了《明清小说研究》《明清小说论丛》等学术刊物，为明代小说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园地。

再次，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不少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或面目趋于清晰。关于明代“四大奇书”版本与作者问题的研究是较典型并较重要的例证。

(一) 《三国演义》

关于作者重要的论文有章培恒的《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孟繁仁的《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重要的版本整理则有沈伯俊校理的《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综合众家所述，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情况可归纳如下：现存《三国演义》的明刻本尚有不少，其中有二十四卷本，即嘉靖元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240回;又有十二卷本，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刻《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夏振宇刻《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郑以桢刻《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又有二十卷本，如明万历二十年(1592)余氏双峰堂刻《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明万历间余象斗刻《新刻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二十四年熊清波刻《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明万历三十三年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刻《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三十八年杨闽斋刻《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三十九年郑世容刻《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间乔山堂刻《新锲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刻《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明天启三年(1623)黄正甫刻《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明刻《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明杨美生刻《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明刘荣吾刻《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志传》、明刻《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明崇祯间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三国志》;又有六卷本，如明叶逢春刻嘉靖二十七年(1548)元峰子序本《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此外，又有明吴观明刻《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本。以上种种明刻本中，嘉靖元年刊刻的二十四卷本刊出时间为最早，其余诸种《三国志传》本自成系统，其祖本则早于嘉靖元年本。

清康熙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基础上进行全面修改，并加系统评语。此后，毛本遂代替明刻诸本行世，成为三百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二) 《水浒传》

重要的论文有徐朔方的《<施耐庵生平探考>质疑》(《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期)、章培恒的《<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刘世德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史尚信《施耐庵研究十年》(《复旦学报》1991年第2期)、何满子《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简本渊源及其作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

关于施耐庵有种种说法，或说他名子安，淮安人，曾官钱塘二载，因与当道权贵不合，弃官回乡，闭门著书;或说他即为施耳，屡拒张士诚的招聘，明初亦坚辞朝廷征书;或说他是某家谱中的施彦端，兴化人，隐居著书。但这些说法都存在明显的矛盾和破绽。

综合众家所述，关于《水浒传》的版本情况可归纳如下：《水浒传》明代刊本有简本与繁本两个系统，属于简本系统的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25卷102回、明万历间刊本郑大郁序本《忠义水浒传》150回、明刊巾箱本《忠义水浒传》115回、明崇祯间雄飞馆《英雄谱》本《忠义水浒传》110回。属于繁本系统的主要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刊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100回、万历三十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回、万历间刊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120回、明末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回、明末刊本大涤馀人序本《忠义水浒传》100回;金圣叹删改而成70回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也属繁本系统。

所谓“简本”与“繁本”，是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其一简略，其一繁缛”的说法，除文字与细节描写方面的区别之外，简本都包含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而繁本中较早的百回本却无此内容，两个系统的本子中一些情节的描写也有差异。关于繁本与简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三) 《西游记》

自胡适认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以来，学术界一直奉为定论。但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本书作者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重要的论文有章培恒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苏兴的《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章培恒的 《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章培恒论文针对考证的原始依据，即天启《淮安府志》在吴承恩名下有《西游记》一书的著录，指出：“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的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要知道，在我国的历史上，两种著作同名并不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甚至在同一时期里出现两种同名的著作的事也曾发生过……大概比吴承恩大二十岁左右的安国就写过名为《西游记》的纪游之作，那么，又安知吴承恩的《西游记》不也是游记呢? ”章培恒又指出，吴承恩的《西游记》在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被著录在卷八史部地理类，“倘若《千顷堂书目》的著录不误，那么，吴承恩的《西游记》乃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游记，与安国的《西游记》属同一性质，换言之，它确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另一部著作。”

综合众家所述，关于《西游记》的版本情况可归纳如下：明代刊印全本《西游记》有4种：金陵世德堂刊20卷一百回本、万历闽杨闽斋刊20卷一百回本、《唐僧西游记》20卷一百回本，此3种均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有秣陵陈元之的序，但世德堂本序署“时壬辰夏端四日也”，杨闽斋本序署“癸卯夏”。另还有李贽批评《西游记》100回不分卷，卷首有袁于令的序言。除全本外，另有两种节本。一是书分甲、乙、丙、丁……十集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署“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承茂绣梓”;一是杨致和《西游记》4卷四十一回本。1934年，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认为朱鼎臣本刊印较早，约在“嘉隆间”，最迟在“隆万间”，它与杨致和本都是世德堂本的删节改写本，翌年鲁迅在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的序中也赞同这一观点。但近年也有人认为3种本子的顺序是杨本、朱本与世德堂本。朱鼎臣本有唐僧出身历史的描述，而明代各全本均无。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象旭笺评《西游证道书》100回，既据世德堂本，又据朱鼎臣本补成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此后清代所出各版本均仿此。

(四) 《金瓶梅》

在《金瓶梅》研究中，作者考证是引人注目的热点。有关的考证论文甚多，被怀疑为作者的有王世贞、谢榛、徐渭、李开先、卢楠、王稚登、贾梦龙、贾三近、李先芳、田艺蘅、丘志充、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沈自邠、沈德符、屠隆、刘九、汤显祖、王寀、陶望龄兄弟、李贽、冯梦龙、袁无涯、李渔、丁耀亢、唐寅等五十余人。针对此现象，陈大康《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将众多的考证论文抽象出十种推理方法，指出其中都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因而结论无法成立;又分析了关于作者问题现有的原始资料，指出根据这些资料，根本无法完成考证作者的工作。那以后，很少再见到新刊出的这方面的考证论文。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有词话本与说散本两个系统。词话本指刊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它是由不同抄本拼凑而成，未经认真加工整理，前80回与后20回文字风格明显有异;说散本者以刻于明末清初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代表，该本对词话本多有删削与增饰，词话本中的韵文被大量删去，故称说散本，清初的张竹坡即是据此本而作评点的。

除了对明代“四大奇书”作者与版本问题的探讨、考证外，关于这些作品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研究论文也极多，它们在明代小说研究论文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自1950年至2000年，有关明代小说研究的论文共7027篇，数量十分庞大，具体分布则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