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起源

时间: 2020-02-19 22:46:28    作者:王章    来源:原创

词的起源

中国从前只有词的创作,而没有词的研究​‍‌‍​‍‌‍‌‍​‍​‍‌‍​‍‌‍​‍​‍‌‍​‍‌​‍​‍​‍‌‍​‍​‍​‍‌‍‌‍‌‍‌‍​‍‌‍​‍​​‍​‍​‍​‍​‍​‍​‍‌‍​‍‌‍​‍‌‍‌‍‌‍​。间有词话一类书籍,亦系信口雌黄,不负责任;支离破碎,毫无足取​‍‌‍​‍‌‍‌‍​‍​‍‌‍​‍‌‍​‍​‍‌‍​‍‌​‍​‍​‍‌‍​‍​‍​‍‌‍‌‍‌‍‌‍​‍‌‍​‍​​‍​‍​‍​‍​‍​‍​‍‌‍​‍‌‍​‍‌‍‌‍‌‍​。故虽如“词的起源”这一类的要题,竟也没有人曾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答​‍‌‍​‍‌‍‌‍​‍​‍‌‍​‍‌‍​‍​‍‌‍​‍‌​‍​‍​‍‌‍​‍​‍​‍‌‍‌‍‌‍‌‍​‍‌‍​‍​​‍​‍​‍​‍​‍​‍​‍‌‍​‍‌‍​‍‌‍‌‍‌‍​。所以在此地必须重新提出讨论。我们先看看从前的人对于词的起源是怎样的说法,约有四说。

(一)长短句起源说。这一派的主张,就是以为词是长短句,词的起源也起源于长短句。《词综序》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杨用修说:“填词必溯六朝者,亦探河穷源之意。长短句如梁武帝《江南弄》(词略),梁僧法云《三洲歌》(略),梁臣徐勉《迎客曲》《送客曲》(略),隋炀帝《夜饮朝眠曲》(略),王睿《迎神歌》《送神歌》(略),此六朝风华靡丽之语,后世词家之所本也。”

(二)诗余起源说。这一派的主张,以为“词者诗之余”。沈雄《柳塘词话》说:“衍词有三:贺方回衍‘秋尽江南叶未凋’,陈子高衍‘李夫人病已经秋’,全用旧诗,而为添声也。《花非花》张子野衍之为《御街行》;《水鼓子》,范希文衍之为《渔家傲》;此以短句而衍为长言也。至温飞卿诗云:‘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原来别有人。’山谷衍为词云:‘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里有两个人。’古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叔原衍为词云:‘今宵剩把银 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以此见词为诗之余也。”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词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绝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乐府余论》)

(三)乐府起源说。主此说者,谓词起源于汉魏乐府。因乐府主声,已近小词。歌曲句有长短,声多柔曼。徐轨《词苑丛谈》说:“填词原本乐府,《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前人言之详矣。”徐师曾《诗体明辨》谓:“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徐巨源说:“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搦》《企喻》《子夜》《读曲》之属;以下逮于词焉。”王国维说:“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戏曲考源》)

(四)音乐起源说。主此说者,谓词起源于音乐的变迁。俞彦说:“六朝至唐,乐府不胜诘曲,而近体出。五代至宋,诗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唐之诗,宋之词,甫脱颖而传遍歌者之口。”纪昀说:“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人不得其声……其时采诗人乐者,仅五七言绝句,或律诗割取其四句,依声制词者。初体《竹枝》《柳枝》之类,犹为绝句。继而《望江南》《菩萨蛮》等曲作焉。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俞彦又说:“诗亡然后词作;非诗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

以上四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据我看来,没有说完全对。诗余之说,早有驳论。如汪森序《词综》云:“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谓词之起源为长短句,亦不可通。词固然是长短句,但长短句不必是词。若必如此说,则如俞彦所云:“溯其源流,咸自鸿蒙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裔矣”,这岂不是笑话?乐府起源之说,比较可通​‍‌‍​‍‌‍‌‍​‍​‍‌‍​‍‌‍​‍​‍‌‍​‍‌​‍​‍​‍‌‍​‍​‍​‍‌‍‌‍‌‍‌‍​‍‌‍​‍​​‍​‍​‍​‍​‍​‍​‍‌‍​‍‌‍​‍‌‍‌‍‌‍​。然有唐一代,诗歌大盛,词则无闻。则词起源于乐府之说,亦非通论。只有音乐起源说,最为合理。可是古人主此说者,只有简单置论,没有充分的说明,未能使我们满意,现且让我们来试探词的起源吧!

顾亭林有言:“《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为什么不得不变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种文体,经过了长期的运用,已经用旧了,变尽了,若再不改用新文体,决不能创造好文艺出来。这便是不得不变的原因。“诗至晚唐五季”,诚如陆放翁所言:“气格卑陋,千人一律”,非变不可了。因为诗体自四言五言以至七言,由古诗而近体,已经变尽了;自然会变到长短句的词的路上来。这是词发生的理论,再来探讨词的起源的历史的事实。可是在这里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前提,两个什么前提呢?

1.词的起源,完全是音乐变迁的关系。因词以协乐为主,有声律然后有制词填词。

2.词的发生,只能在有唐一代,唐以前太早,与宋词发达无线索的联络;唐以后太迟,不能解释宋词发达的渊源。

肯定了这两个前提,于是我们可以开始来探讨了。有的人说,词起源于李太白的《菩萨蛮》《忆秦娥》等词。因为李白盛唐人,在那时有发生词的可能;并且《菩萨蛮》《忆秦娥》恰是有调倚声之词。这么一来,大家都相信李白是词祖,谓词起源于李白了。词的起源问题,便如此轻轻解决了吗?决不。我们有许多证据,使我们根本不相信《菩萨蛮》几首词,是李白的创作。

第一,《李太白集》里面未载《菩萨蛮》等词,此为铁证。按《李翰林集》,《新唐书·艺文志》有着录全集刊行,并非佚本。唐刊本虽至今不存,而陈直斋《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并题《李翰林集》,是此集还流传至宋。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遍录晚唐诸家词,而不及李白,是必李集未刊词无疑。直至南宋黄昇编《花庵词选》始载白词。这显然不可靠。且黄书只求广搜,多有疏误。如《山花子》首,实李璟作(《南唐书》载冯延巳之对话可证),乃题李后主。于此更可见《花庵词选》之不忠实了。

第二,李白为盛唐诗人,文誉甚着。倘制新调,创新体词,当时必有唱和。何以不但当时诸诗人无唱和之作,李白之后,亦绝无继响。直到晚唐,填词始风行?中间孤绝百年,这是无法解释的。

第三,《杜阳杂编》云:“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明霞锦。其国人危鬓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歌《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词。《南部新书》亦载此事。则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题,何得预填其篇邪?”

第四,“……子谓太白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借令真出青莲,必不作如是语。详其意调,绝类温方城辈。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胡元瑞语)

根据上面四种说法,《菩萨蛮》《忆秦娥》词,是否真出于太白呢?这就很有疑问了。虽然有人说此二词意调高古,决非温方城辈所能。但我们不必说这就是温方城做的。大约这总是晚唐五代的词人,以为李白是大诗家,为抬高所作词的身价,嫁名太白。黄昇不察,编入《花庵词选》署名白作,后人遂以为这是词之祖。或者是黄昇想和《花间集》争胜,明知其伪也,故意不辨,滥取以矜搜集之宏远,也未可料呢!总之《菩萨蛮》《忆秦娥》诸词,决不会是李白之作,这是可以断言的。

据我们的见地,词的起源的历程,是全由音乐的变迁产生出来。先引几段话。

(1)《唐书·艺文志》说:“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称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隋室以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略),惟四十四曲焉。

(2)王灼《碧鸡漫志》:“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

(3)《碧鸡漫志》:“唐时古意亦未全消,《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知音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词多是别君辞。’白乐天亦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召妓聚。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妓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之涣诗)……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

(4)《碧鸡漫志》:“凉州曲《唐史》及传载称,天宝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之类曲遍声丝名入破。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乐合作。”

(5)《朱子语类·论诗篇》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附录》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

从上边那几条例子,很可以看出词起源的线索来。原来古乐府至唐代已亡掉干净,只剩下清商乐的一部分还保存着。故唐时古乐府已经失了音乐的效能。即唐人所拟古乐府,但借题抒意;所作新乐府,但为五七言古诗;完全是文学方面的事了。这时与音乐发生关系的文学是什么呢?那是五七言绝句。当时绝句多协乐可歌,一方面正在这时候外国乐渐渐输入中国来了。唐时十部乐,除了一部分的《清商曲》系本部乐外,完全是外国乐。这种外国乐最初与中国乐结合关系时,虽还缘用绝句,作为歌辞,却发生了绝大的困难。音乐本来以“声”为主,而且是最活动的。若是拿格律整齐音顿一定的绝句,作为歌辞,而用音乐来配合歌辞,那在音乐方面,自然极感歌辞难协的困难,而且梏桎了音乐的发展。然而又怎能尽受文学的束缚呢?依着音乐自身的发展,一方面为解除歌绝句的困难,或在字中间加散声,或在句里面插和声,以协乐,并且重叠绝句以叶,免除绝句字数之单调。后来即更用曲谱作张本,散声和声,皆填以字,尽变五七言,成长短句。一方面依着音乐单独的发展,常常会产生许多新腔新调,倚声以制词,则这种歌辞自然不会是音顿整齐的绝句,而是长短不定的句子。晚唐长短句歌辞盛行,这正是表明音乐发达的结果。故词的起源,并不是那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能说是起源于那一篇词。词的起源,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辞。这种歌辞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

附带我们在这证明“词者诗之余”说之谬误。大概普通反对“诗余”之说,总是说这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妄言。但“进化”二字却如何能使人心服呢?除非有人拿事实来证明词确不是诗余。那末我们在此处来证明。俞彦说:“诗亡……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这话本对。但他接着又说“诗亡然后词作”,否认“词兴而乐府亡”,便全没理由。大凡一种形体的丧亡,必自有其亡之道。有外因和内因两种:内因是自身已失却存在的价值;外因是有更适用的形体代兴了。我们知道歌词之法是代歌诗之法而兴的。原来在文学里面,绝句或者比诗自由些;若到音乐范围里面,则绝句诗不及词之活动远甚。因为绝句是自身成立为一种体裁,是固定的;词则随音乐的变化而变化,最活动,故能跟着音乐的发展而发展​‍‌‍​‍‌‍‌‍​‍​‍‌‍​‍‌‍​‍​‍‌‍​‍‌​‍​‍​‍‌‍​‍​‍​‍‌‍‌‍‌‍‌‍​‍‌‍​‍​​‍​‍​‍​‍​‍​‍​‍‌‍​‍‌‍​‍‌‍‌‍‌‍​。绝句则仍然退到完全的文学方面去。(后来填词也单独在文学方面发展了。)这不分明是歌词打倒了歌诗吗?不分明词是进化的吗?因此我们大胆地说:“词兴而歌诗亡”。

品诗文网
更多阅读
猜你喜欢
最新阅读
文章荟萃
精选专题
诗人大全

栏目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