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读苏东坡之定州:难进易退我不如

    作者作者:张磊 文章来源来源:原创 手机版:品读苏东坡之定州:难进易退我不如手机版 2019-10-09 23:37:44

    摘要: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因继位的宋哲宗只有十岁,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保守派的支持者,她执政后立刻启用反对变法的人物,苏轼也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

    /定州:难进易退我不如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

    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

    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

    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

    ——《鹤叹》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因继位的宋哲宗只有十岁,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保守派的支持者,她执政后立刻启用反对变法的人物,苏轼也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

    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任宰相后,废除了王安石所有的新政,为此苏轼在朝堂之上和他吵了起来,回家后仍气愤不平地称之为“司马牛”。苏轼认为王安石新政有可取之处,不可以全废。后来等司马光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迟了。王安石在金陵知道新法全部被废后,悲愤离世。不久,司马光也操劳过度病故。

    司马光病逝的那一天,宋哲宗率领百官在南郊祭祀神灵,安放宋神宗的灵位。祭祀结束后,百官们前去吊唁司马光,被主持丧事的程颐阻拦。程颐是理学家,他阻止的理由是:《论语》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也就是你们刚参加过吉礼,嘻嘻哈哈的,不适合再参加丧礼,这不符合礼仪。

    苏轼看不惯程颐的古板僵硬作风,就挖苦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鏖糟陂”指的是汴京郊外一处污泥烂草、肮脏不堪的沼泽地。这句话意思是说,程颐是从京郊污泥脏水里爬出来的冒牌叔孙通,讥讽他是拘泥小节、不识大体、没见过世面的假学者。

    司马光丧礼的哀悼现场本该是庄严肃穆的,但是苏轼却勾勒了这么个滑稽、漫画式的程颐形象,大伙听了禁不住哄堂大笑。程颐恼羞成怒,从此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结下深仇大恨,也为后来的政坛引出无穷后患。

    司马光病逝后,朝政仍被守旧大臣把持,他们对苏轼反对司马光“尽除新法”很不满,就弹劾他“谤讪先朝”,又有人利用苏轼和程颐的矛盾,说苏轼不可信任。一时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一齐朝苏轼扑来,形势比当年的“乌台诗案”还要猛烈。

    苏轼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的朝堂生活,尽管高太后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他还是再三上书,请求外放。后来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续妻王闰之去世,继而高太后薨逝,苏轼深感“国之将变”,宋哲宗又派他出守边远重镇定州。苏轼是宋哲宗的老师,但宋哲宗对这位老师是一贬再贬。

    在定州期间,苏轼写了这首《鹤叹》。他借鹤感叹自己命运的多舛、身世的飘零。鹤品行高洁,清高孤傲,却不为人所理解,自己的处境不就像鹤一样吗?然而鹤能进退有余,可自己在朝堂之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

    定州是古代中山国所在,由于燕云十六州陷于契丹之手,所以它是北宋王朝的北方边防重地。苏轼到了定州,看到的是一片腐败黑暗的情况:军政不严,边备松弛,营房毁坏。军队中贪污盗窃案件层出不穷,禁军日有逃亡沦为“盗贼”。军民赌博,不法将校放债取息。下层兵士生活极苦,十有六七赤身露体,饥寒交迫。对此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饬军纪。他修建了营房,严惩贪赃枉法的首犯。

    此外,他还曾修弓箭社。沿边禁军虽然被整饬过,但是并不能大用。将骄卒惰由来已久,如果对他们加以严训,恐会引起契丹惊疑,招来战争。多少年来,宋朝沿边的禁军只是做做样子,根本不能上战场打仗,所以国门相当于没有把守。

    面对定州边防的现实情况,宋王朝拿什么去抵御北方敌国的入侵?朝堂之上,只晓得签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晓得用纳贡称臣以取得短暂的安宁。好在大宋的臣民是有血性的!老百姓自发组织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出武艺高强的人为首领。他们自立赏罚,严于官府。他们平时劳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他们一面耕田劳作,一面防备边防,而且还分番巡逻。遇到紧急事务,鸣锣敲鼓集合,顷刻可组织千余人。面对这样的一支纪律严明,又有战斗精神的民间组织,契丹人对他们很是惧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朝的边防主要是靠边地的民众自发守卫的​‍‌‍​‍‌‍‌‍​‍​‍‌‍​‍‌‍​‍​‍‌‍​‍‌​‍​‍​‍‌‍​‍​‍​‍‌‍‌‍‌‍‌‍​‍‌‍​‍​​‍​‍​‍​‍​‍​‍​‍‌‍​‍‌‍​‍‌‍‌‍‌‍​。

    一个帝国,国防已经松懈到要老百姓自己守卫,这样的王朝不亡国才怪!这让人想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广州北郊三元里的民众却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入侵。

    历史是何等的相似!

    可惜的是在熙宁年间,由于推行保甲制度,弓箭社曾一度被废除。苏轼认识到,民间弓箭社才是边防真正的保证。为了确保边关不再被契丹入侵,他重修弓箭社,增设了条约,这支民间队伍最后达到了三万多人。在抵御契丹入侵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朝重文轻武,以文官制约武官,但能带兵打仗的文官却不多。苏轼在定州时的举措,足以证明他的领军能力也是值得赞许的。事实上,苏轼在定州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只是他在定州任上只有半年多,还没有来得及大展拳脚,就被宋哲宗以“谤讪先朝”的罪名贬任英州。

    苏轼每到一处都能为民做实事,可惜宋哲宗并没有看到他的一片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反而视他为“异己”,也难怪苏轼会在《鹤叹》中说:“难进易退我不如!”是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他无法像鹤那样进退自如,他的心中还有追求,他无法不挂念他的百姓。他只能服从朝廷的安排,从这个人生渡口匆匆奔赴下一个人生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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